一
红学大师周汝昌先生白发苍苍，瘦骨嶙峋，双目视力几乎为零，双耳皆聋，靠助听器生活。但他思维敏捷，一篇篇宏文频频见诸报刊，大著接连出版。又写得一手瘦金体书法，大气纵横。他为人忠厚、热情、重情重义，对晚辈关爱有加，礼节周到，有信必复，有访必见，真是一个文坛大好人。我上世纪80年代初与其相识，长期通信，又有稿件往还，趋府上拜见更是频繁。
周先生的老伴是天津人，热情，外向，豁达，爽快，口齿伶俐，讲起话来滔滔不绝。而与周先生谈话，他要靠助听器，确有不便之处，相对其老伴来说，就显得话少了。因此二人相比，一动一静，一外向一内向，颇为有趣。
周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于稿件，认真之极。每次打出小样，我校对后都寄他审校，关于这些，他有信于我：士方同志：
承示校样，极感！今手校奉回。以此为准。目坏勾划欠清之处请多费神，务必消灭误植。诗是“禁不起”半个错字的呢！
已为你写了一幅红楼七律，还不难看。怕寄丢，等你顺路来取为矣。
日祉！
周汝昌
84.6.28士方同志：
谢谢将小样见示。我校过。宋兄名谋瑒（玚？），瑒字稀见，又须现刻。真麻烦。“保母”不可用“（保）姆”。因历史名词不可现代化也。余俱妥。仅一“话”改“语”字。
日祉！
周汝昌手即刻士方同志：
刻奉大札，敬悉一是。拙稿忆题目是“观化”之类，您说是“不离本行”，是否笔误？望查清，如确系拙作，在报刊上需小删，我无意见。唯希望将删前删后的样稿或排样让我过过目，保证“文气”贯串（必要时我可作字句上的权宜处理，以适之。）请速寄。
《民进》那一篇，排出也盼将校样给我，因为寄出后我恍惚记得也有二处小笔误。给我纠正一下，免得贻笑或误事，也不致为《民主》刊物的质量弄出小毛病。
望费神记住此二事。谢谢！极匆匆
春禧
周汝昌
庚午上元次日（1990年2月12日)
1990年3月，家父病逝，同时我被调离报社至全国政协研
究室工作。调离前发了先生的一篇稿子。先生有信曰：
士方同志：
今接信，方知，深为慨欬。我在香山开会时见到报刊拙文立即与你电话联系，接话人告知你家中有要事，遂未能再作通话。原来你安排拙文在该版登出，有纪念性了。多年通过你发了一些小文小句，一个错字皆无，心甚感之。《民主》仍有联系，想你仍兼其事。我现暂居东郊，但信件都在南竹杆，原址最便。
我每日仍著述无休，余事亦不少，笔墨债永无清时。精神满好，可慰锦注。
草草即颂文祺！周汝昌
90.4.16
周先生对我工作的肯定，使我十分感动。周先生在视力极差的情况下仍著述无休，稿必躬亲，字斟句酌，更令我感动。他的这种学者治学的严谨作风堪为楷模。不过现在像他这样的人已是凤毛麟角了。先生托我办事，礼数周到，十分客气，也让我暖意盈怀。
先生在1990年6月30日手书信封的背面，特附言：“我目坏无法用稿纸按格子写请谅解 又及”。对我这个小编辑如此关照，令我如坐春风，如沐春雨。其实正因为先生不在小小的格子里写，我们今天才能得到先生脱胎于“瘦金体”的书法作品手稿。先生本来就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文人书法家，其刚劲秀美的书写，气象万千，怎能让小小格子限制住？
先生劲瘦潇洒，书亦如其人。作家刘墉曾在《体气》一文中说：“学习书法最重要的是选帖，选帖则需要配合自己的体气。譬如体气浑厚的人，适于写魏碑、颜真卿；体气矫健的人适于写兰亭、柳公权。如果强要以刘石庵（清代刘墉）的‘肥’写宋徽宗的‘瘦’，是勤苦而难成的。”那么先生写“瘦金体”，真是如鱼得水，得其所哉！
如果仅仅以为周先生只是一位躲进书斋里，两耳不闻天下事的学者，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他对时事很关心，对关系国计民生的方针政策也时时进言建议，有极强的入世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1987年春天他因在美讲学无法出席一年一度的全国政协大会，就托我转一封信给大会秘书组：
政协大会秘书组：
欣悉全国政协六届五次大会即将召开，身在海外，不能躬与其盛，十分怀念诸位同会的委员！祝愿大会开得好，收获丰富。我虽不能出席，盼望仍能看到各项文件，请将全部印发的材料，包括简报，捡送我家中（北京朝内南竹竿113），不胜感企。专此奉恳，并颂
公祺！
周汝昌87.3.19于北美
1990年周先生寄来一件题为《碧罗当惜——向首都市府建言》的稿子，内容为建议恢复北京历史上的河湖水系。此稿由我经手，发《民主》杂志，我当时兼任《民主》杂志副主编。周先生的建言后来引起市政府重视，近年来首都这方面工作做了不少。而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周先生应该是较早提出来的。我很佩服周先生的远见卓识和身为书斋学者却心忧天下的社会责任感。
二
现忆及1988年8月20日上午在他南竹竿寓中一席谈。
他同我谈他新出版的著作《红楼梦与中华文化》：“我这本书主要是说《红楼梦》不是爱情小说，也不是反封建的小说。写这本书查引文很不容易，因为我眼睛看不见。我只能把资料铺在纸上，尽力而为。”
他自己对自己评价：“我半生的红学研究除了具体的考证外，大部分是提供给研究者一些头绪，而我自己却没有继续搞下去。我不是千手千眼观音，我的贡献不在于具体单个成果，现在的青年同志承认，都说从我那儿得到过启示，但现在有些学者不承认。历史要几十年以后再检讨，许多问题是我第一次提出来的，放在那儿。由于个人精力和条件，把我限制了，无法再深入研究下去。”
他再谈交往：“我的朋友很多，本地外地的都有，我总是先人后己，大家之间需要理解。我从来不把讨论问题，题字，写序作为干扰。莫名其妙的人来访我都竭诚相待，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
由谈自己的视力而生发开来：“报纸不敢都看，只看看大题目，我这半只眼太宝贵了。美国几个名大夫会诊，说我这样的眼睛还能坚持工作，真没想到。我从来也没想过，那半只眼不行了，怎么办。我看报用两层放大镜。我为了什么？我不把名利放在心上，我做的是傻瓜事业。我的记忆力很好，思考问题，脑子也不僵化，对于各种线索十分清楚，各种问题了如指掌。运动界讲 ‘竞技状态良好’，我从来良好，从未感到疲劳。从我从纸上起笔写文章已经四十年，回顾四十年，站在个人立足点上看，四十年红学史，四十年的感想和经历，应有个总结。外地有好几位要写我的传记。我的信件资料堆积如山。我本人不完全做红学研究，还有诗词的创作和注释、理论、鉴赏，散文，杂文，也有书法专著。我想写一本书，以自己的研究为主，从一个侧面也反映红学发展的脉络。题目初定为《红楼梦的历程——我看红楼梦如是观》，但现在顾不上。《红楼梦与中华文化》在美国写了十几万字，台湾地区要出，大陆工人出版社也要出。我的《曹雪芹小传》已由日本中年红学家译出，在今年秋天出版。”
他十分感慨地说：“我本来是学英语的，本来想用英语宣传《红楼梦》，但由于十年动乱，把我耽误了，现在写中文还写不过来呢。不是没事干，是不知干哪件事好。七十之人单枪独马，一只眼，文坛哪有这样的人？我是弘扬中华文化才这样做的。我本是研究莎士比亚的，我可以搞《罗密欧与朱丽叶》，也可以搞《西厢记》，写100篇。可是我却在20岁时写了《谈宝黛爱情》。”
又谈不久前在美国讲学：“我在美国几个大学讲了几次，海外注重结构学，我对结构学有所发言。一个大学设一门‘世界文学’，在中国这一项下面就是《红楼梦》。美国人不真懂，他们让我讲，给老师、系主任、校长讲。我用我那四十年前的老英语讲还能对付。还有一个艺术课，我用英文给他们讲书法。我出去一年，给台湾地区和纽约华文报纸写了一些文章，接受过采访，他们说我是‘中国当代红学一代宗师’。”
最后他对自己做了小结：“我精神好，如果没有干扰，每天可以出许多活儿。我没有娱乐，没有休息，工作是我生活的一切。我没有星期天。我过精神生活。为我们国家和人民贡献自己全部精力。我半生工作，仅红学就三百万字。我每信必复，有问必答。工人、军人、大学生、小学生给我写信我都回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