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民国学人，一般会谈到他们的讲课、讲演。因为这一时期有相当一部分学人都在大学里，还有先生的身份。就我接触的材料讲到这方面情况的很不少。直觉而言还是相当可信，即便有所夸张，也是回忆者情感的流露。总体来讲，学人讲课风格千姿百态，各具特色，一读难忘，颇为有趣。
抗战时期，齐邦媛就读乐山武汉大学外文系，听过缪朗山教授的俄国文学课，她如此回忆缪先生的课：“他的课很受学生欢迎，抗战国共合作时期，这样的课比任何政治宣传都有用。缪先生身体壮硕，声音洪亮，对俄国文学确有研究，所以授课演讲内容丰富，上课时如上舞台，走过来跑过去，从不踱步，脸上都是表情，开口即是谐语，一男同学形容他是‘大珠小珠落铁盘’。他热切地介绍高尔基的《母亲》、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伊凡·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此书是一本极精彩的写懒人之书，说到那贵族懒人的仆人，因为太懒，伸出的手掌和鞋底一样脏，缪教授居然把他的破鞋脱下一只与手掌并列——在他之前和之后，我从未见过那么起劲的教书人。”
缪朗山在杨静远的《让庐日记》里有所记载，应该属于肚子里有货的人。一般来说，有水平和讲课吸引人并不都呈正相关。往往还跟受众、专业、环境、性情、身体状况有关。以陈寅恪为例，他的讲课按照缪朗山的标准衡量肯定不精彩，但谁也不否认他有学问，因为他更多是窄而深的专书研讨，故事性本来就不强。不过，有些学者可能天生就不是那种能吸引学生的先生。历史学家郭廷以回忆汤用彤和陈衡哲的上课情形，只能用“失望”二字形容。
“汤先生是哈佛好学生，其貌不扬，口才不佳，初来东大[按：南京东南大学]教书时，刘伯明先生特别去听，很失望，当然汤先生不能和刘先生比，但实际上他还算是教得不错。”
“大名鼎鼎的陈衡哲，这次也一起被请来教书。任先生[按：陈衡哲丈夫任鸿隽]常参加学生活动，我们早就认识他。陈先生在东大开西洋中古史，因为名气大，第一堂课在梅园大教室上课，济济一堂，到第二堂余下一半，第三次更少，第四次就剩下几十个人，我也听过五六次。”
特别有趣的是学者朱东润在自传里回忆沈从文在武汉大学教写作的状态，真是可爱极了：“第一天上课时，涨红了脸，话也说不出，只有在黑板上写上‘请待我十分钟’，学生知道他是一位作家，也就照办了。十分钟时间过去了，可是沈从文还没有心定，因此又写‘请再待五分钟’。五分钟过去了，沈从文开讲了，但是始终对着黑板说话，为学校教师开了前所未有的先例。”不过西南联大学生何兆武回忆沈从文讲中国小说史，说他讲课“字斟句酌，非常之慢”，“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非常有逻辑性”。明显是很认同沈从文的讲课方式。
这给刚刚跨进大学校门的学子很可能的形象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所以讲课有意思和有水平二者兼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然如果适当注意一些技巧、讲得又不深就很容易博得好感。比如胡适。胡适早年在美求学就特别注意训练演讲，加之又是名满天下的人物，慕名而去一睹尊容的青年学子还是很多的。他的演讲特点是国语流畅、条理清晰。当时作为北大学生的历史学家罗荣渠1947年1月18日日记记他去听胡适的演讲：“下午，胡校长讲演，题目是‘宋代理学的历史背景’，……哪晓得到那里一看，一个小小的礼堂早已挤满，好容易才找到一个座位。……胡博士的挑战式的演说依然富有革命性，他有时还捏紧拳头在讲桌上重击一下，……适之先生旁征博引，自以为颇能自圆其说，不过他对于这五点历史背景与理学兴起的联系并没有讲清楚，这也许是限于时间关系吧？”用罗荣渠的话形容，新文化时期“红得发紫”的胡适依然魅力不减当年。但在清华学生季羡林眼中胡适的演讲虽然有可取之处，然而缺点也很明显，“思想常常不深刻”：“听胡适之先生演讲。这还是第一次见胡先生。……说话态度、声音都好。不过，也许为时间所限。帽子太大，匆匆收束，反不成东西，而无系统。我总觉得胡先生（大不敬！）浅薄，无论读他的文字，听他说话。但是，他的眼光远大，常站在时代前面，我是承认的。”
罗荣渠和季羡林两位学生都听出胡适演讲虽然颇受欢迎，但失之简单，可想而知胡适的演说或许不在内容的深湛，而是吸引启发受众。这对于知识颇有根底的学生显然是不够味的。有些学人功底深厚，完全靠知识学问让听众倾倒，何兆武回忆历史学家雷海宗的上课，依然印象深刻，原于雷海宗超强的记忆力：“在我的印象中，雷先生不但博学，而且记忆力非常了不起。上课没有底稿，也从来没带过任何一个纸片，可是一提起历史上的某某人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或者某件事发生在哪一年，他全都脱口而出，简直是神奇。一般的像我们，除非特别有名的可以记一记，哪能都记得？反正我不能，他那脑子真是了不起。”中央大学学生王觉非回忆缪凤林教授，对其惊人的记忆力也是印象极为深刻，“多年以后，我在有一次和他谈话时，他还记得我们大学一年级作业中的一些具体错误”，而且缪凤林给学生上课曾相当自信地表明二十四史他读过两遍：“他在上课时，常常讲些题外话，以引起我们的兴趣。他问我们，你们知道中国有哪几个人曾经把二十四史读过一遍？同学们都笑着等他的回答，结果他很得意地微笑着说：‘我读过两遍！’”
当然也有一些教师上课不着调，曾做过国民政府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的吴俊升回忆国文老师顾实先生：“顾先生落拓不羁，讲课少涉本题，有时讲得得意，还大唱京戏。他本人对于文学造诣并不深，由于一时疏误，还写出‘若汗牛之充栋’的语句，贻新文学运动者嘲笑的口实。”
说到民国年间学人的讲课问题，发现在大大小小的教书人中，形态各异千奇百怪。有的人演讲一开始就大段背诵《史记》，有的人一学期下来就讲一篇《庄子·天下篇》，有的人上课一开始先骂了胡适之再讲内容，有的人讲到文学作品的好处不知道如何形容，便只是连说“好”字。这些先生之中有正襟危坐一丝不苟者，有不修边幅幽默风趣者，有温和儒雅一派绅士风度者，有上课须坐太师椅方肯讲书者，有说学逗唱极为欢乐者，有临时怯场面红耳赤者，有声音苍哑讲书效果不好者，有拼命写黑板鲜有言语者，有学识横溢却结结巴巴者，有讲书兴奋而无边无际者，有抽烟微笑极具魏晋风度者，有深感文学之美而无以言说者，有所教非所学大唱京戏令人瞠目结舌者，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这些独具个性的先生之所以能存在，大概还是因为没有统一的规范去限制他们。先生们都是自编讲义，也无人审核，认真点的先生讲义准备得充分而完备，随性一点的先生那就讲到哪是哪，并没有很大的焦虑感。何况大学或者院系有很大的话语权，加之人员可以自由流动，此处不留我自有留我处，并不缺吃饭的地。
今天能看到的这些故事，大都发生在文史领域，而且都在比较好的大学里面，因为文史领域的教学比较容易产生情节和故事，适合渲染与表演，学生也比较容易捕捉灵光与风采。不过这些学人能让后来者长久记住，仿佛如昨日发生者，原因还是根植于学识与性情。只有内功俱佳，性情也好，说话效果方能上佳。这，大概是好教书人能永恒的普泛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