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红松绘
颤抖在我生命中的那声犬吠
我生下三个月，父亲即因病去世，丢下了母亲、两个姐姐、我和一只大黄狗。母亲告诉我，儿时摸墙学走路，大黄狗便亦步亦趋，跟在我旁边，如我摔倒，正好倒在它毛茸茸的背上。这样的事情已没有记忆，唯一记得的是它的离世。在萧瑟寒冷的腊月，一个下午，母亲在纺纱，让我关上门并插上门闩。门外，堂哥呼叫我家的狗，他们似乎捉到了大黄狗，我觉得惊讶，母亲示意我不要开门，然后是宅门口沟边大杨树下传来的一声惨叫。母亲哭了，没有出声，只是眼泪不断地落到纺车边上。晚饭时飘来了烧狗肉的香味，母亲特意叮嘱我：“不要开门。”少顷便有拍门声：“弟弟，开门！”“不开。”“趁热，吃狗肉。”“不吃！”我大声地说，“你还我大黄！”
这是我生命中听到的第一声惨叫。其实，有的惨剧在我出生不久便发生了——父亲的壮年早逝。父亲病危时示意要看看我，母亲抱着正在熟睡的我让他看，他看见了，双眼也永久地闭上了。那时，母亲及叔、伯、婶婶、姐姐已经哭声震天，我还在梦乡里浑然不觉。在幼时的记忆里，大黄狗的死却留下了模糊的、梦幻一般的、挥之不去的印象。
我在北大中文系做工农兵学员第一年的寒假，回家过年时与母亲闲聊，言及大黄狗，母亲惊讶地说：“你怎么能记得呢？那时你才三四岁。”母亲告诉我，父亲喜欢狗狗，大黄狗与家里人、宅上的叔伯都很亲。父亲去世后，它守护在灵床边，出殡时它一直跟着，并在父亲的坟地上呜呜哭叫。母亲视大黄狗为父亲的遗物，还能帮着照看我，珍贵何比！那又为什么要吃它呢？“过年想吃肉，没钱买，大家都穷，便来和我商量，把黄狗吃了如何？”母亲未及回应，几个堂哥就动手了。当时这在乡间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吃自家养的狗而已！更何况我们家孤儿寡母，几位堂哥多有关照。“虽然心里极不情愿，不让他们吃又说不出口。”这大黄狗便一命呜呼了。母亲洒泪以祭。
颤抖在我生命中的那声犬吠，隐隐约约地留在了记忆中。而在潜意识里，我一直在寻找大黄狗，也记住了母亲教我面对某种诱惑时的态度——“关门”！
又见大黄狗
我在读高中时应征入伍，部队在江苏溧阳种地瓜和水稻。生产队长迎接我们时，一只大黄狗突然飞奔而至，尾巴高翘，“呜呜”声不断，它不知道村子里为什么来了那么多陌生人。次日早起晨练，声音惊动了大黄狗，它匆匆赶来，看着一排明晃晃的刺刀，听着喊声阵阵，又怕又急，转身叫来了它的主人，生产队长摸了一下狗脑袋说：“大黄，那都是我们的朋友，兵哥哥。”“大黄”这个名字让我觉得亲切。
在班里，我岁数最小，又有爱狗的情结，因而大黄和我走得更近些。我写信给母亲细数了大黄的特点：一身金毛，唯头部有小块白毛，是母狗，体态略胖，腿长等。母亲让侄儿回信说：“和我们家的狗极像，或许是转世的，你要善待它。”
狗狗不仅嗅觉灵敏，还会捕捉你的每个眼神，是友善还是敌意、恶毒，能听懂你的话，是赞美还是诅咒。我想，狗有足够高的智商和情商，是因为它们思考的范围、关心的事物是有限的：它们的情感只专注于主人、对自己友爱者及自己的后代（假如是母狗），并为此付出全部忠诚；它们不会钻营，不会贪腐，不会诬告，不会拍马屁，不会喜新厌旧。
吃饭的时候，大黄俨然是班中一员，会叼来自己的狗食碗放在我旁边，然后蹲下，等着我分它吃食。如碰上改善伙食吃肉，那便是大黄最高兴的时刻，我把碗里的两块红烧肉分给它一块，加上米饭汤汁，它会风卷残云瞬间吃完，舔得一干二净。训练时它在一旁看着，翻地瓜秧时在我后面跟着，插秧时在田埂路上趴着。夜间紧急集合急行军，穿过田间小道五六里地后，到达连部，黄狗一路紧随。连长点名完毕就地休息，大黄坐在我旁边，连长走过来玩笑道：“徐刚，你有卫兵了？”
一次，我得了感冒躺在床上。大黄一看集合的队伍中没有我，急匆匆赶来踹开房门，在我身边转了几个来回，我对它说：“大黄，你自己玩吧，哥哥不舒服，想睡觉了。”狗子听罢扭头出门，叫来了生产队长，他摸摸我的额头，烫手！倒上开水，要我多喝水。这时，班长带着连队的卫生员也到了，我打针吃药后便睡过去了。醒来已是中午，大黄正在我脚跟卧着。见我醒了，又出门，半个时辰后回来，后面是队长老婆，手里端着一大碗热腾腾的面条，里面卧两个鸡蛋。唯有这一次，我让大黄把它的狗食盆叼来它拒不从命，还“呜呜”有声。
这一年的岁末，部队要转移去南浔古镇。离别那日，眼看走了十多里地，大黄一路相随，全无离去之意。班长跟我说：“你靠边待一会儿陪大黄说说话，告诉它不能再走了。”我出列坐在路边的一棵老槐树下，大黄挨着我蹲下，我抚摸着大黄的头，告诉它：“我还得走，你已经送我们那么远了，队长在找你呐。”它扭头看了一眼，又往我身边靠了靠。我把包里的白馒头、米糕、花生、鸡蛋等分成两份，一份留给狗狗。我站起来，大黄也站了起来，“呜呜”连声，黄豆大的泪珠涌了出来。我抱着大黄的头，又让它坐下。我狠狠心挥手，狗狗大叫不已，转身间，我的眼泪也夺眶而出。我三步一回头，大黄始终目送我，不时呜咽几声。
近一年后我接到生产队长的信，大黄生了一窝小狗共六只，三男三女，极可爱，又说：“逗大黄时，一说徐刚来了，大黄便奔至打谷场。”
宝田伯家的“狗儿子”
上世纪90年代，回到我的故乡崇明岛，又见到了宝田伯和宝田妈妈的狗。
岛上的村落里，农户是由一条条田埂路连接的，我家在路的南头，宝田伯的家在田埂北头。宝田妈妈是村子里唯一的小脚，在田埂上一颠一晃地挪着小步时，大黄狗会放缓脚步在前面开路，且不时回头看一眼它的女主人。油菜开花的时节，蜜蜂飞来飞去，嗡嗡作响，狗狗跳将起来，“呜呜”地为宝田妈妈驱蜂赶蝶。有孩童在路边唱童谣：“小脚船，摇呀摇，一摇摇到高家桥，上船容易下船难，一不小心跌一跤。”大黄狗会冲着这几个小屁孩叫，时而露出牙齿。于是，孩童星散。它会在干活的农人中迅即找到宝田伯，不停地摇尾巴，宝田伯一边摸它的头一边说：“找你妈去。”农人之间好开玩笑：“宝田，你那狗儿子和你一样干净利落。”宝田伯立即正色：“不是狗儿子，就是儿子！”
有一年腊月，母亲让我送几幅老蓝布布料给宝田妈妈。因我在外工作很少回家，遂成稀客，宝田妈妈留饭，做了红烧肉。桌上有四个饭碗，都盛着白米饭。那一瞬间，大黄狗已跳上板凳，坐好，前爪捧着饭碗，目光盯着红烧肉。宝田伯先给大黄夹两块，又在它的饭碗里舀了一点肉汁。这是我从未有过的与狗同桌吃红烧肉的经历。大黄吃饱了便从凳子上跳下，走到宝田妈妈身边，宝田妈妈用它专用的土布毛巾给它擦嘴。不仅如此，家人洗脚，它也洗脚；家人洗澡，它也洗澡；每天早晨都要洗脸——乡人说是“揩面”；夜里就睡在二老床前的踏板上，一个草窝里。我和母亲说及与大黄狗同桌吃饭的事，母亲说，宝田伯家无儿无女，从小就把大黄当儿子养。
大黄狗少有地管了一次闲事。它碰到两个五六岁的小孩在打谷场上嬉闹，岁数大一点的把另一个推倒了，倒地的便哭叫：“大黄救我！”大黄叼起小孩的衣领，一直把他送到家门口。小孩跟母亲告状：“哥哥打我，是大黄救我的。”孩子家人来不及道谢，狗已溜之乎也。
又一次回乡，迟迟不见大黄狗，母亲告诉我，年关时，大黄不见了，可能是让人偷走了，也可能是被下了毒。
大黄狗丢失不到半年，宝田伯胃疼去县城中心医院看病，最后没能回家。办完后事，宝田妈妈由启东的亲人接走了，她说：“宝田去寻狗了，等他寻到大黄，我再回来。”乡人无不泪目。
我出门沿着田埂往北走，田埂上多少代农人重重叠叠的脚印中，有宝田伯、宝田妈妈和大黄狗的痕迹，由泥土搅拌着，成了泥土的一部分。所有的生命——哪怕是最卑微的生命，都会在这个世界上留下各自的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