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父亲的原籍是黑龙江省肇东县附近的一个农村，解放战争时期，他转战南北，最后一仗打到广州时，正值全国解放，父亲转业后留在了广州市的某公安分局，担任侦察科科长。刚刚解放的广州市依然很混乱，每逢年节或周末，父亲都挎着双匣子枪，坐着吉普车进行巡视。后来年轻的侦察科长和比他小八岁、当时仅有二十岁的漂亮的南方女孩儿——我的母亲相识并结婚。我的外公是个商人，外婆是新加坡人，据母亲说是外公到南洋做生意时，与外婆认识的。外公家不仅有米行，在乡下还有田地出租，家宅是一幢紫红色的洋楼，位居广州市较繁华的中山大街。母亲四岁就由保姆接送上了学堂，她一直平平安安读了几年书。后来土改时，外公家的田地和城里的财产，几乎都被政府没收，外公于土改第二年病逝，家里仅剩下当初小洋楼的一角，里面是四个居室和一个阁楼，屋子的格局与摆设都很独特。
1986年，我曾与母亲回了一趟广州，外婆依然保留着她独有的生活习惯。家里没有像样的木质家具，但无论床上地下，每一样饰品，都精巧且充满了灵性。所有带图案的东西，诸如窗帘、桌布、褥单、坛子，以至于随处可见的手帕，无一不带有山水风景。
广州市一年四季都温暖如春，即使是北方最冷时的一月份，街面儿的地摊上，触目皆是金黄的橘子与鲜红的柿子。女孩儿们虽然夸张地穿上了羽绒服，但下身却是很薄的裙裾。她们穿上羽绒服，不是因为保暖，而是寻求一种夸张似的不和谐之美。我回南方时正是腊月，那时外婆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因患腿疼病，几乎终日坐在床上，只有在天气特别好的时候，才坐在门前晒太阳。外婆非常喜欢帽子、裙子、风衣，这一点也许我继承了外婆的喜爱，对于风衣、裙子等服饰有着恋人般相依的情结。外婆每到秋冬季节，即使天气不冷，即使是在屋子里，她也会带上她的小帽。初见外婆时，她的装束，让我羡慕不已。她端坐在桌前，穿着一件绿色的毛外套，戴着一副祖母绿的耳环，头上斜戴着一个黑色松软的薄薄的帽子，非常美丽。母亲一点也不像外婆，至少没有外婆浪漫的气质和风采，母亲给人更多的感觉是淳朴。母亲认识父亲后，她一直担心妈妈不会同意她与这北方大兵相爱，所以始终不肯带父亲回家，但是令母亲没有想到的是外婆见到父亲后，却特别赏识父亲的才气。
当时一身军人气质的父亲不仅写一手好文章，而且绘画也很出色，尤其素描，三笔两笔勾画出的东西特别形象、生动、逼真。大提琴拉得好，口琴也吹得棒极了。五六十年代的人非常喜欢吹口琴，《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下》等俄罗斯民歌，用口琴吹奏，听起来有一种很悠远的感觉。时隔多年后，父亲仍很骄傲地对我们说起当年外婆盛赞他的话，外婆说：“我有七个儿女，你是最优秀的！”但是大姨妈和大姨丈却不这样认为。有一天晚上，父亲到外婆家，正赶上大姨妈和大姨丈也在，父亲请他们俩儿去北方人开的饭店吃饺子，父亲热情好客，一下子要了二斤，把大姨妈他们惊得目瞪口呆。南方人有个习惯，这也是父亲和母亲生活了一辈子仍然不能共融的一点。南方人吃饭用的碗和盘子，都是小而又浅，尤其是盘子，它的底儿和边儿几乎是平的。每顿饭菜都做得很少，四棵小油菜，半熟不熟的，绿油油的，一顺水儿地摆放在盘里；几棵菠菜打个水焯，用粉面子一勾芡，放点肉丝；切几块儿南方的食指粗细的腊肠，往盘上一摆；再用几片冬瓜和数十个虾米煲个汤。三盘小菜一个汤，全家人坐在一起，慢悠悠地吃得津津有味儿。可是那几盘菜，还不够北方人一个人吃的。他们上街买菜也是如此，每次买两棵葱、一头蒜、三两肉，害得父亲多年来拒绝和母亲上街采购。那天晚上，大姨妈他们每人仅吃了七八个饺子。据此大姨妈就一直在背后怂恿母亲离开父亲，她说大手大脚，跟了他没好日子过的。母亲说，她就喜欢北方大兵的这种豪气。他们结婚后的第二年有了我的哥哥，两年后，我就在广州市人民医院匆匆地赶了来，一家四口其乐融融。后来母亲一个人带不了我和哥哥，就把在北方乡下生活的祖母接来了。祖母在农村老家，从土改后一直担任村妇女主任，每天风风火火地跑惯了，生活突然发生了如此巨变：南北方温差大；语言不通；饮食上，除了大米，再也找不到祖母在乡下最喜欢吃的玉米面大饼子、高粱米饭、野菜团子；没有交流和沟通的环境等等。每天祖母背着一个，抱着一个，总是汗流满面的样子，尤其是从早到晚的大米饭，更是吃得祖母一个劲儿地吐酸水儿，尽管如此，祖母非常喜欢她这对孙儿孙女，无论如何也舍不得扔下我们，回到她那日思夜想的北方。但是令母亲一家人，也令祖母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的命运很快就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
在我和哥哥刚三四岁时，父亲听说北方正在开始大规模的建设，整个家乡都沸腾了，此后的日日夜夜，父亲的热血再也没有平息过，他毅然决然地作出了回北方的决定。父亲向组织辞去了令人倾慕，也是令他自己酷爱并曾经为之付出青春与热血的侦察工作。直到北下的列车负载着我们一家五口，呼啸着，风驰电掣般地驶过长江、驶过黄河、驶过山海关，当满目是北方的苍凉与黑土地时，父亲将头探出车窗，对母亲喊道：
“这才是家呀，是故乡！”
在回到北方漫长的日子里，母亲曾无数次地向我描述了一路北上的情景和越离近北方，祖母与父亲越快乐得手舞足蹈的样子。记得母亲在肇东县姜家屯一下车，看到的第一件东西就是漫山遍野的向日葵，她惊呼道：
“哇，这是什么花？”
父亲笑着说：“这是幸福树！”
以至母亲在北方生活了许多年后，无论谁给她纠正，她都始终认为向日葵的名字就是“幸福树”。母亲告诉我，她曾问过父亲它为什么会叫“幸福树”？父亲说：“因为它是太阳的孩子。”据此母亲深信不疑。
回到北方后，在选择居住地上，父亲和祖母产生了分歧，祖母想回到哈尔滨的姜家子屯，而父亲说齐齐哈尔市的富拉尔基区是重工业基地，在那里落脚，有发展的空间。当时富拉尔基区建设一片热火朝天，新兴的北钢、重型机械厂都是国家一五期间的重点工程，虽然仅仅是北方一个偏僻的小城镇，但是在五六十年代，它在国家建设中所占有的位置，却是举足轻重。母亲的意见是，爱人在哪儿，她就在哪儿！最后祖母不是拗不过父亲，而是实在舍不得哥哥和我，才认可了这一点。
落户到富拉尔基后，父亲没能进到这些正在建设中的大工厂。在南方，他向组织提出调转时，一个非常赏识他的老首长坚决不同意，下令不准给他开调令，而恰逢父亲在行将踏上北上的列车时，这个老首长又到省里开紧急会议，其他领导不敢违背命令给他开调转手续。一向雷厉风行的父亲情急之下，竟然没拿档案就离开了广州市。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匆忙的一走，在文革中，他历经了生死大难，以背叛党、背叛人民，是战场上的逃兵等罪名，被关押了两年之久。在北方出生的我的小妹，也是在父亲被关押期间，得了白血病而夭折。出来后，父亲在小妹坐过的小板凳上、用过的玩具上都刻下了一句话：“女儿小军用过。”他一直深怀内疚，总以为如果自己不被关押，女儿就会得到更好的照顾，女儿也不会死去。
直到五年后组织上多次专程派人，到广州市进行外调，几经周折后，终于找到了当时与父亲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才还父亲以清白，这也是后话了。
没有档案，父亲只好到一家木器厂当了一名工人，从学徒工做起。1960年闹饥荒时，那个木器厂的厂长携妻女直奔天津的岳父母家，说那儿的情况比东北好些。只有三十多人的小木器厂没了龙头，连夜加班的工人们饿得已经干不动活了，厂子面临停产。后来母亲和我提起闹饥荒那个年代时，常提起父亲上任当厂长的事儿。当时看到工人们饿成那个样子，父亲二话没说，回到家，把家里仅有的半袋玉米面倒在盆里，让祖母和母亲全都烙成玉米面饼。烙好后，在我和哥哥眼巴巴的注视下，父亲把饼子都装进了一个白布袋，背到厂里，分给那些工人吃。工人们边吃着香喷喷的玉米面饼子边喊道：
“你就是厂长了，你就是了！谁来也不行！”
谁也没想到刚到工厂才半年的年轻的军人，就这样不成规矩地走上了一厂之长的岗位。记得我大了以后，听到父亲这段传奇后，常开心地逗父亲说：
“哈哈……爸爸是行贿当上领导的。”
提起那段岁月，父亲非常骄傲。他说后来厂子规模越来越大，他还兼并了一家服装厂。我是到了90年代，才听说产权制度改革。但是想不到在60年代时，父亲就把两个毫不相干的行业，合并成一个厂，然后还各自经营各自的项目。那些老工人对父亲非常有感情，父亲直到去世前，都一直穿着一个老裁缝做的衣服。在父亲的葬礼上，那个老裁缝对我说：
“你的父亲穿着很讲究，一点不合体都不上身儿，别人裁的衣服他相不中啊……”
后来父亲的工作岗位不断地变化着，他涉入了一个又一个更高的领域。他经常对我说的一句话是：“路要靠自己走才扎实。”也许这折射了他的一生吧。
二
父亲千里万里奔回的家乡，是北大荒一个偏远的城区，小城不大，虽然一些主街道，都盖起了楼房，但旧砖房和土房还没有彻底从这个小城消失，当下如此，就更别说父母刚从南方回来时的样子了，那时连找个四层楼都难。
这儿的夏天眨眼就过去，当你看满街正花红柳绿时，你就想怕是快到秋天了吧？然后有一天早晨，你睡眼蒙眬地推开房门，见外面正落着小雨，猛地抬头去望树上，才发现片片黄叶上已落满了夏日的叹息。于是在你还未来得及怀念那如火的夏日、在懒女人的冬衣还未缝好时，冬天带着雪花已铺天盖地地席卷而来了。一个朋友说，有一天他和妻子生气了，回家后，他没话找话地说：“该买秋菜了吧，买晚了菜该冻了。”他又歪着脸瞅着妻子说，“你说这北方的夏天咋就这么快呢，打个哈欠，嘴刚张开，还未等闭上呢，夏天过去了。”愣是把生气的妻子给逗笑了。
可见北方的夏天给人们的感觉真是转瞬即逝，然后就是大半年的寒冷，这时在街上再也看不到新鲜的绿油油的青菜了。当然在80年代中期，在市场或个体商贩开的一个又一个卖菜的小板房里，菜的品种也开始丰盛起来，但却很昂贵。即使到了今天，一般普通的人家仍像蚂蚁运粮食储藏到洞里一样，在秋天里会晒很多蔬菜。将茄子、豆角等切成或块、或片、或丝晾干了，留到冬天吃，或者把茄子、豆角用锅稍煮一下，放到冰箱冷冻起来。家家都储存很多白菜、大萝卜、土豆，走廊里都放有一口大缸，里面腌了满满一下子的酸菜。
北方的冬天，天黑得很早，夜生活也很单调。现在比以前还强了一些，人们的夜生活相对多了起来。烧烤店和练歌厅盛行后，很多年轻人到了晚上会经常唱完歌后，再去烧烤店消费。尽管如此，这儿大多数人夜晚的生活，主要还都是守在家里看电视。小城除了几条主要街道有路灯外，一些小街巷依然是漆黑一片。
来到北方后，母亲受尽了寒冷之苦，冬天时，她总是喜欢围着长长的围巾，耸着肩，两手抱在胸前，每见她怯怯地冲进风雪里时，我就想，她就不想她的家吗？那个温馨而风情的南国。
在北方长大的我，高中毕业后，被分到一家小工厂做钳工。日子平平淡淡地过着，上班下班，除了业余时间进修大专课程外，没有什么更多的想头儿。那时人们还不懂得可以放弃工作、放弃你生存的城市、放弃你所拥有的一切，可以到外面的世界闯天下，因为人们唯一的念头是守住户口，守住了户口，生命就有了根据地。
进入90年代初期，刚刚开始实行产权制度改革时，我所就职的这家小工厂就早早地被兼并了。在自己的工厂被另一家工厂兼并的同时，那种积极向上的信念，也随之成空。渐渐地对父母多了一层抱怨：
“北大荒与广州市天上人间，何以会将一个本来是南方的小女子，却演变成了一个末路工厂的工人。”
父亲活着时，每当听我这样说，他就会斥责道：
“北大荒怎么了，北大荒能容得下几十万移民大军，容不下你个小丫头？”
这时，母亲就说：
“错了，错了，现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严格说已不叫北大荒了，那是过去的概念，现在只有军垦农场才真正叫北大荒。”
我知道母亲是在尽可能地淡化这寒冷的北方所带给我的荒芜与寒冷。
母亲由于深爱着父亲深爱了北方。在北方冰天雪地中渐渐长大的我，心却已不再归属于父母，终于有一天，我背起行囊，一如父亲当初扛着枪一路南下，打到广州市一样，我终于踏上了这个本来就属于我的故乡，那个记忆中，金橘树结满了橘子的地方。
那时的广州和现在招工的观念不一样，招聘广告虽多，但是比较好应聘的多数是本地人。很多厂企不提供住宿，又怕外地人员流动性大，不好管理，所以我接连面试了几家企业，都未被录用。外婆、姨、舅都在广州市，但我并没有期待来自任何人的帮助。接连碰壁后，我又转战到离广州不远的花都市。在那儿，我改变了去企业打工的初衷，转而到饮食行业应聘，后来终于应聘在位于花都市中心的人人酒家。每月除了气、水、电和坐公交车上下班钱，还要支出生活中一些必需品的开销。一个月下来，仅能剩四五百元钱。当然我也幻想着到这儿不给别人打工，自己给自己干事儿，做一个真正的经商者，但需要启动的资金对我来说，真的是天文数字。
我在北方时，曾听说一个女人在80年代初，用她的全部财产六元钱起家的事儿。那时面包一角三分钱一个，批发是多少钱，就不知道了。总之她用六元钱进了50个面包，然后，她把每天的所得，再投入到成本中，十多年后转项做起了眼镜行生意。后来她来到了花都市经商，不知道那个用如此小本资金起家的女人，在这个城市的哪一个角落打拼。但是如今在花都市拿着六元钱到街里，你非但不能吃上一顿普通的便餐，在一定程度上连广州市的一碗普通的的肉粥都喝不上。
当然，不管在这儿生活有多苦，置身于繁花似锦的花都市，心里感到很惬意，那心情可真是每一天都沉醉在对未来的向往中。在此期间，我又打回广州市的外资企业就职。两年后，我去了一家报社，应聘为专栏编辑，月工资也越涨越高，躁动的心渐趋平静。我和北方的朋友开玩笑说：“60年前，我父亲靠枪杆子打下广州，60年后，我靠笔杆子坐镇广州。”
朋友说：“你不怕老爷子从地下赶来，去抽你的耳光？”
在外打工的日子过得充盈而扎实，我自认为远离了那个叫北大荒的荒蛮之地，我自认为会永远留在这个叫广州的我的出生地。
在每一天的奔波与困顿中，我与几个新结识的北方朋友常聚在一起。我们喝酒、聊天，在一起按照北方人的玩法，用两副扑克打六个人的“苍蝇”，或者四个人用一副扑克打升级。我们还买来了跳棋、围棋、羽毛球拍儿等一些娱乐用品，以此来打发工作之余的时间。
有一天，那个一头白发的老主编说：“你开设个栏目，用散文体裁写北方，它的天气、人文、地理等，包括北方的饮食文化和一些风情民俗，一定会很受欢迎。”
我欣然应诺。
那天夜里，爱群大厦的钟声响过，都已经是深夜11点多了，我伏在案上，为第一篇将见报的关于北方的文章起了一个名字：《北方的冬天有风声呼啸而来》。不知为什么，有一种莫名的忧伤，从笔尖直抵心头……
街道人声鼎沸，车水马龙，繁华的广州，就像一个不夜城，你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这个喧嚣的城市能沉静下来……也就是这个时候，我突然莫名其妙地就想起了半年寒冷、春秋风沙的北方；想起了夜晚那星星点点的小酒馆和那些年轻人穿梭的一个又一个小歌厅；想起了父母生活的那个小城那条令家乡人骄傲的嫩江；想起了与父母居住的老屋和夜里那种风刮树叶扑打窗玻璃的声音；想起了辽阔的黑土地割了一茬又一茬的生长不衰的庄稼；甚至想起了故乡的种种缺点、种种不足……
在广州，我去了光孝寺，去了三元里平英团遗址，与朋友们在休假日乘车去了福建泉州的郑成功墓地，去了传说中八仙过海帮助福建人建起的神秘的洛阳桥。一次次远离灯红酒绿，在风声雨声的夜里，独自在街灯下徜徉。我曾一度问自己：心底里抹不去的那份忧郁是什么？我是在刻意寻求一种苍凉吗？那是一种只属于北方的博大、空旷，但却极其凝重而深刻的苍凉吗？
一日黄昏，与朋友们走进音乐茶座的一刹那，我突然停止了脚步，在这灯火辉煌的人群里，我想，我是谁呢？就在这一刻里，我知道了我身上流动着的是北方人的血液——是曾经驰骋疆场出生入死的一个军人的血液。也就是在那一刻里，我知道了，我注定要踏上归途！
金秋十月，我回到了家乡。
走在小城的街道上，看到了大街小巷巨大的变化，那些主要街道耸立的高杆儿灯，几乎把整个小城都照耀得如同白昼一样。不仅中心广场周围高层建筑拔地而起，而且以此向四面辐射的楼群鳞次栉比，居民住宅楼建设，每年在以几十万平方米的速度向前挺进，平房区也已渐渐淡出这个正在一日千里向前发展中的城市。大路平坦而宽阔，沿街门市房紧密相接的牌匾与明灭闪烁的灯火，昭示着商服行业的兴隆和文化生活的活跃。
那天深夜，在无人的街上，我手插裤兜儿里，边走边唱，不知不觉中泪已成行。直到这时，我才彻悟了父亲千里万里携妻带子奔回故乡的心境。我无法改变的是我同父亲一样，不仅仅是因为对故乡的眷恋，而重要的是源于对养育自己的这块土地，有着今生都永远无法了结的感激和与之生死相依的原始情结。也是直到这时，我才深深地感悟了什么是故乡。
故乡是亲情、爱情、友情联结的网啊；是你哭过、笑过、咏叹过、挣扎过的平淡而又平凡的日子；是从你指间、从你心中、从你日复一日的忙碌中，穿梭而过的成长的岁月；是刻进你灵魂中今生都永远无法背离的风景。你是那风景中的一叶风筝，四海云游，但绳的那一端仍牵在故乡的老树上。
于是便注定了你今生任怎样也走不出对故乡的思念。
作者简介李晓丹，笔名：潇园。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以散文为主，先后在省市报刊发表散文数百篇，其散文《父亲的爱》荣获黑龙江省举办的“黑土地杯”大赛三等奖，多篇作品系列发表在齐齐哈尔《青年文学家》杂志上。2007年出版散文集《边走边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