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70年代，“文革”中后期，我上了初中，懵懵懂懂中多少有了点求知欲，身心需要更多精神食粮的滋养，但是却苦于无书可读。确切地说，是没有感兴趣的好书可读，这种好书，在我，就是一些文学作品。中外的文学名著作为“四旧、毒草”大多在“文革”中被付之一炬，在社会上基本绝迹了，少数家庭保藏的少数文学读物一般也不敢示人。那是一个知识饥渴的年代，我的青少年时期，不仅市场萧条，物质匮乏，精神生活、文化生活也是相当贫瘠单调的。
即使是小人书，那种儿童看的图画读物在社会上也基本上绝迹了。
当年我们一直把连环画叫小人书，也许是因为上面有小人的缘故。长大以后，至少是上了初中我才知道它的学名叫连环画——一种64开，上有画面，下有文字，图文并茂的儿童图书，可是我们那一代人仍然亲切地叫它小人书，就像叫惯了儿时伙伴的小名。
当年的小人书也是难得一见，记得小时候，“文革”初期，我偶然看到的都是一些缺皮少页，翻卷了边的旧小人书。那是孩子们手中的至宝，谁拥有几本旧小人书，那本身就是一种值得炫耀的资本，会得到小朋友的奉承巴结，为的是能借来一阅，满足一下饥渴的阅读欲。
我最早看过的几本小人书都是偷偷从同学们手中借来的，那是几本残缺不全的老版《三国演义》，只有不连惯的三五册，还大多缺少开头或结尾。即使这样，我仍然如获至宝，仔仔细细、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那上面笔触生动的画面，引人入胜的情节，至今难忘。什么叫爱不释手，什么叫废寝忘食，我最初读小人书时就有了真切的体会。
“文革”期间，街上专门租售小人书的书铺早就关张了，新华书店也很少再买小人书了，直到70年代中期市面上才逐渐出现了新版小人书。在我的印象中，最早买的一本小人书是再版的《钢铁是怎能炼成的》，厚厚的上下两册，保尔·柯察金的形象从此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里。那时候，每个小学生手里都有了几本新版的小人书，大家互相交换着看，投入忘情，如饥似渴，在文化贫乏的年代里，小人书给了我们干涸的心田以滋养、以灌溉，我们沉浸在阅读中，那种感觉有时就像高尔基说的：“如同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
小人书构图简单、文字浅显、价格低廉，携带方便，是孩子们喜爱的理想读物。许多中年人，当年都是看着小人书长大的。
在我的印象中，小人书基本上分为两种，人工绘画和电影翻拍的。比较而言，我更喜欢前者，画家的神来之笔将人物情节刻画得栩栩如生，那些原创的构图为读者提供了极大的想象空间，而根据电影翻拍剪辑的小人书则显得有些死气呆板。
再后来，小人书市场开始逐渐繁荣，大街上经常能看到出租小人书的书摊。地摊周围蹲着一圈孩子，一分钱看一本，可惜，那时候我的年龄渐长，对文字简单的小人书失去了兴趣，转而迷上了文学图书。
谁能相信，在我所谓的阅读生涯中，最早看的文学名著竟然是《红楼梦》，当时的版本叫《石头记》，可见，就阅读而言，我的起点不算晚，也不算低，之所以一事无成，全怪自己少年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当时我生活在姥姥家，记得舅舅有两本《石头记》，秘笈一般锁在柜子里，怕孩子们翻看，惹出点麻烦。表哥表姐年龄稍长，死磨硬泡把书要了出来，偷偷地看。见他们如饥似渴，手不释卷地抱着《石头记》阅读，我心生好奇，“什么好书，这么吸引人？”也想找他们要过来看看，没想到遭到了一阵数落：“去，去，小孩子懂什么？一边去，别添乱！”越不让看越想看，书里到底写了些什么？让他们如此感兴趣？趁他们不在家，我偷偷地找出书来躲到一边翻看。书已经破旧得发黄，没了封皮，用牛皮纸粘的，前面是几页石刻的仕女像，一律是溜肩扭头瓜子脸，跟现在的美女写真有天壤之别。里面的内容半文半白，还是竖排本的繁体字，翻了几页，没看出个所以然，兴趣大减，放回去不看了。直到几年之后，我才把这部《石头记》囫囵吞枣地看完。
1975年，刚上初中，毛泽东做出重要批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由此，社会上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评《水浒》、批宋江的运动，《水浒传》借批判为名可以公开看了。那时，我整天抱着厚厚的书，沉醉其中，爱不释手，深深地被书中的人物情节所吸引，对于宣传的内容我不感兴趣，也领会不了，什么“《水浒》的要害，在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宋江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成了被招安的投降派等等，我只记住了栩栩如生、侠肝义胆的108位英雄好汉，记住了那些扣人心弦、“打打杀杀”的故事情节。一部《水浒》足以打动我们那个年龄孩子的好奇心理。看完《水浒》，意犹未尽，接下来又读了《三国演义》，那一阵子，古典小说似乎逐渐解禁了
此前，“文革”高潮已过，风声见缓，文学图书好像控制得不那么紧张了，表哥表姐偶尔能从同学那借到一两本外国的长篇小说。他们看得很入迷，爬在里屋的床上一看就是半天，吃饭都要喊两三次才肯动身。空下来的时候我也拿着翻看，没想到，一下子就入了迷。
记得当时最早读的外国小说是乔万尼奥里的《斯巴达克斯》、斯汤达的《红与黑》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断断续续，似懂非懂，挑的主要是里面的爱情描写部分，具体情节却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当时最吸引我的是《红与黑》，于连·索黑尔的传奇经历让青少年十分向往痴迷，当然里面于连与德瑞纳夫人的爱情描写也相当细腻诱人，我的文学启蒙就这样偷偷摸摸、朦朦胧胧地开始了。
有一阵，在中学的校办工厂参加学工劳动，我偷偷地把《红与黑》带到了学校，休息时间在小库房里偷着看。没留神被校办工厂的一位年轻师傅抓着了。“好啊！躲在这儿看黄色小说，哪来的？”
我吓得不知所措，吱吱唔唔不知怎么回答，最后撒了个谎，说是从邻居家借的。
这位小师傅和表哥的年龄相当，都是不到二十岁的知识青年，因有病逃避了下乡。“这种书是毒草，你知不知道？小小年纪看这种书，中毒怎么办？”
我推说书还没顾得看，不知道是毒草，央求他把书还给我，并发誓赌咒：保证不看了，回去就还给人家。
小师傅迟疑片刻，看了看我说：“看你挺老实的，这件事就不告诉你们老师了，可是书我得没收两天，检查一下是不是毒草，过两天审查完了再还你。记住了，这种书不能传播，别跟别人乱讲！”
正看得入迷的《红与黑》就这样被小师傅没收了。那两天，我提心吊胆，忐忑不安，怕书真的给没收了，回家没法交待。还好，两天以后小师傅果然没有食言，还书的时候还嘱咐道：“这种书你最好别看，小心中毒，以后借了书，我先帮你审查。想看书，有合适的我借给你。”态度竟然十分友好，我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放了下来。
后来我才明白，这位年轻师傅敢情是拿着《红与黑》自己先看去了，几十万字厚厚的一本，他竟然在两天之内看完了，读书的效率不可谓不高。这以后，我们亲近了许多，也交换过一两次书，记得我第一次看的小说《牛虻》就是从他手里借的。
进入70年代末，“文革”结束，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放宽，文化生活相对活跃，文学图书的出版发行开始解禁，印象中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翻印了一批19世纪的外国文学名著。那时候我十四五岁，正是朦朦胧胧精神饥渴的年龄，读书成了我打发时间的主要方式，除了四处借书，也幻想着买几本外国名著过过文学瘾，便把家里给的几个零用钱积攒起来。
邻居中接触了几位年龄稍大的文学青年，他们没事就凑在一起聊天，交流各自的读书体会，最近都读了什么书，相互交换着看。从他们那里知道了雨果、巴尔扎克、狄更斯、契诃夫、托尔斯泰等等文学大师的名字，也偷着读过几本外国文学名著，囫囵吞枣，似懂非懂，新奇刺激，很是亢奋了一阵。
当时图书出版刚刚放宽政策，限量重印了少数西方文学名著，买书还比较困难。
有一天，从邻居那里听说新华书店来了一批外国文学名著，转天要面对市民限量发行，我心里抑制不住有些激动。那几位年龄稍大的“文青”邻居正商量着转天购书的计划，我自告奋勇要随他们早起去排队买书。
第二天，我们早早地赶奔当时天津市最大的和平路新华书店去排队。时间还不到清晨6点，前面便已黑压压地排了很多人，一打听都是来买书的。“起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乖乖地排在后边。听周围人们闲聊，说是前面几位都是昨天夜里十一二点就赶来排队了，有的是几个人轮班，有的干脆搬来折叠椅在街上坐了一夜。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排在前面的一位年轻孕妇，中等偏高的个头，身材匀称健美，面容姣好，一袭白衣，神情端庄，给人一种高傲凛然的感觉。她是一个人来的，不言不语，像大家一样排队等候了四五个小时，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她挺着硕大的肚子挤在队伍中，像是随时都有挤破的危险。这位神秘女郎求书若渴的精神让我顿生敬佩，尤其她那气质神态像一幅风景画深深地留在我的心里，至今想起来还历历在目。
购书的人越来越多，秩序有些混乱，有人自发地组织到前面发号，按先来后到一人发一张写好顺序号的小纸条。那天，因为购书的人太多，新华书店干脆停止了其他业务，专卖外国名著。到了九点钟，书店开门的时间到了，门口挤成一团，有人自发地出来维持秩序，书店职工把守在大门口，每次按号放进10个人，因为外国文学名著的数量有限，每人规定只能买5本。
记得到我进去的时候，有些书已经卖光了，空荡荡的营业大厅右侧桌子上摆脱放着品种不多的外国名著，基本上都是重印的西方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排了三四个小时，后面还有一大队读者等着购书，进来的人没有太多的时间仔细挑选，只能像抢购紧俏商品一般挑好认准的图书，拿上到后门的银台处交钱。记得当时我选了巴尔扎克的《欧也尼·葛朗台》、雨果的《悲惨世界》等，数目已经到了限度。好在我们提前商量好了，几个人选的书尽量差开，不买重样的，回去以后好交换着看。当时的书价十分便宜，记得《欧也尼·葛朗台》，20万字左右的长篇小说，定价才三毛七分钱。有了这些名著，我们可以打发许多无聊的时光，增添许多炫耀的谈资。
爱读书，尤其是读文学名著，在当时是一种时尚，一种骄傲。在文化贫乏的年代里，文学给了我们干涸的心田以滋养和灌溉，我们沉浸在阅读中，那种感觉幸福无比。
不过，实事求是地讲，当时精神生活的空虚造就了一代文学青年，但不少人对文学的爱好也许一定程度上是出于一种虚荣和赶时髦。扪心自问，我当时还算不上真正的“文青”，后来也陆陆续续买过不少文学名著，但真正认认真真、从头到尾仔细地读过多少长篇小说，实在是说不清楚。我感觉，年纪稍长，有书可读了，我们反而浮躁得难以安心阅读了，倒是最初接触的那些读物让我们记忆犹新。
那时候，找到一本感兴趣的好书看绝对是一种享受，书虽然少，可是看的十分认真投入。现在，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出版业空前发达，书多得成灾，家里堆得几乎没地方可放，我却很难再静下心来看完一部长篇。不是书写的不好，也不是没有时间，也许是心境环境变了，我们对容易得到的东西往往不那么珍惜。
现在的图书更是多如牛毛，应有尽有，家里也是书满为患，需要不停地更新淘汰。而我们的孩子却只迷恋于电视电脑、手机、游戏，几百块钱一套的书放在那连看都不看一眼，我为他们担忧。不读书，不读文学书，这样的孩子长大了会成什么样，我心中实在没底，只剩下了忧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