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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有一条愚园路，不长，也不宽，路旁的梧桐树，从路的这一头一直典雅到另一头。我的母校离这相去不远，所以，我曾在十多年以前，在这条路上奔波过四年。1996年，我重走愚园路，是为了寻访一位文化老人施蜇存先生。
老而旧的方桌上，一杯清茶，我和施先生隔桌而坐。我掏出了微型采访机，施先生也从口袋里拿出了助听器，一端塞在耳里，一端手举着伸向了我，仿佛我倒成了被采访者。
那年的施蛰存先生，已经是九十二岁的老人了。他最高兴的，是那一年他所任教数十年的华东师范大学拟给他出版两大套书：一套是他的作品文集，计八本，大约四百万字；另一套是《历代碑刻墨影》，也约八本，可收入七百种左右的碑拓。其中，第一本秦汉卷业已编竣。这规模浩大的工程，是施先生正在做的最最重要的工作，所以，一般性的报刊约稿，他都婉言谢绝了。“能再给我两年的时间，我就可以交卷了。”他说。
问起施先生的身体，他平静地说：“病倒没有病，就是没有力气了，衰了。”“衰了”的施先生大声地告诉我，几乎每年的秋天，他都要大病一场，以后冬季和春天，则可慢慢恢复，到了盛夏，身体便可恢复得最好。所以，施先生有几个月没有走下他的“北山楼”了。说到锻炼，他说：“我没有锻炼，我就是在房间里跑来跑去。”听一个九旬老人一字一顿地说“跑来跑去”这四个字，不觉地为之感动。施先生称他从来没有刻意去锻炼过，他说他身体底子好，主要还是得益于抗战八年。那时候，交通条件差，干什么都得靠两条腿跑，他经常是一跑就是八十里地，而且，都是爬山涉水。
施先生说他们这一代作家是新文学的第二代，他历数老舍、巴金、茅盾……等一系列风华绝代的名字，如数家珍。他认为，第一代作家解放了旧文学，语言上还是中国式的；第二代作家的特点是，从语言文字和文学结构上，都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如施先生就受到了奥地利作家显尼志勒的影响，因为他曾翻译过显氏的五本小说，所以，就“懂得他的窍门了”（施氏语）。显氏是弗洛伊德的老朋友，也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个运用弗氏理论进行创作的作家。1929年，施先生发表了小说《鸠摩罗什》和《将军的头》，这在国内，当是最早运用心理分析的文学作品。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附近一些城市中的大户，流出了大量古董和碑帖，而且，便宜之极，三五元钱即可买到一张。施先生当时便收集了不少的碑帖。到了1950年代中期，他因为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才与德》的小文章，而因文罹难。既如此，施先生干脆把已往收集的古书悉数卖掉，而全力收购碑帖。这或许，又成了施先生蜇存于世的一种方式。
施先生是最反对搞故居、树铜像、甚至写传记的。他认为这一切都没有意思。我说作家应该靠的，还是自己的作品。没有想到施先生并不同意，他认为：作品也不一定靠得住。作品和作家，都只属于他自己的时代！我问起人生的意义，施先生直言不讳地说：“没有意义！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只是既做了和尚，钟总是要敲的。”
施先生觉得自己的性格越来越和平了，不骂人，也不捧人；不要荣誉，也不要污辱。这抑或是施先生早已经过了孔子所言的“七十而从心所欲”的年龄吧？！他自己的解释是：“这就是佛教说的‘空’呀。”
我问施先生名字的由来，他说是父亲所起，典出《易经》，其曰：“龙蛇之蜇，以存生也。”
喜欢字画，乃至在碑刻研究方面堪称行家的施先生，在居室中，只挂了一幅书法对子，是他在云南大学时期的同事胡小石先生的手笔，“也六十年了”。当了六十年教授的施先生轻轻地注释说：“这是孟浩然的诗句。”对联云：微云澹河汉，疏雨滴梧桐。
施先生的书桌，正对着挂着对联的墙。书桌的一头，靠着落地的窗。窗外，是那条叫做愚园的路。路的两边，种着梧桐。所谓“微云澹河汉”，是心灵才可以感悟的境界，而“疏雨滴梧桐”，对生活在多雨的上海的施先生来说，却是可以经常聆听的音乐。不过，对双耳失聪的施蛰存先生来说，想听，还得带上他的助听器；而且窗外这梧桐，是法国梧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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