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我第一次见到了日本作家角田光代，当时她在签售小说《树屋》，我是粉丝，找她签名合影。从《三面记事小说》开始，我读了她不少书，当时我很年轻，对社科议题没有太多关注，纯粹喜欢看好看刺激的女性犯罪小说。角田光代的写作技巧娴熟，非常擅长在看似平淡的都会故事中，呈现日本社会里千变万化的女性处境。尤其是女性之间的交往与角力，因柔性的外观，和善于伪装的社会礼仪，等到威胁真正来临时，会显出惊人的戏剧性。她笔下的那些故事，会让我想起童年时候看过的不少电视剧，如《红蜘蛛》《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女性角色内心世界的复杂、对于情欲的执着，一反我们对于司爱女神形象的期待，显露出多元的魅力。角田光代的多部小说作品，如《空中庭院》《对岸的她》《第八日的蝉》都被改编成电影。而她再度引起关注，同样是因为根据小说《坡道上的家》改编成电视剧的广泛影响。
年轻的妈妈推着婴儿车上坡道的场景，其实不是第一次出现在角田光代的小说中。《沉睡在森林里的鱼》开篇就曾提到过相似的画面，故事说的是一位偏执的母亲，得知了别人家的孩子考上了自家孩子落榜的热门私立小学，心生嫉妒，冲动之下把那个孩子勒死了。《坡道上的家》几乎是这个主题的重复，说的是一位家庭主妇里沙子，得到机会被选为候补的国民参审员，旁观了一起年轻妈妈蓄意将女儿溺毙的虐童案。在这个过程中，里沙子因为看到了极其相似的处境和遭遇，对这位罪犯妈妈产生了难以压制的同情。这一话题，刚好赶上了去年社交媒体上广泛讨论的“母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再次见到角田光代，是去年在上海书展国际文学周的活动，我们对谈“坡道上的女性——角田光代笔下当代女性的困境与救赎”的话题。但我们讨论的不只是《坡道上的家》。角田光代在一开始就笑着澄清了，当初她想写这本书并不是说要为女性发声，而是想写出交流的不易，和电视剧的效果不太一样的。同样一句话，不同的人说，说者和听者的不同，会带来不同的效果，语言的不同，又会引起人际关系的变化。里沙子无法对任何人说清楚身为年轻妈妈内心真实的困惑，细致到奶水不够多，女儿一点也不可爱，丈夫太忙了，她感到非常孤独。
小说里有一个细节非常让人难过，说里沙子第一次见到婆婆，婆婆夸奖儿子是一个温和又踏实的人，很照顾弟弟，帮了她不少忙，以后就拜托里沙子照顾之类的话。里沙子的丈夫就在一旁事不关己地喝酒。那一刻里沙子内心的感觉十分复杂，一方面她非常羡慕丈夫能如此平静地面对夸奖（因为她自己的父母并不会在丈夫面前夸奖她），另一方面她感到非常心虚，她不觉得自己能胜任照顾这样一个互相夸奖的家庭。这种困境与其说是婚姻造成的，不如说是女性在成长过程中低自尊的威力，以文学的方式展现出了浩瀚的、幽暗的内心景观。里沙子所遭遇的交流困境，根源还是来自于童年。小说里写，里沙子决定嫁给丈夫，很大一部分原因居然来自于“要是和这个人在一起，或许能建立一个正常，美好的家庭”的猜想，这种猜想的立足点是非常孱弱的，仅仅是她被婆婆夸奖儿子的一种氛围给说服了。生活显然不会那样简单。里沙子很快就发现了甜美的想象并不牢靠。更重要的是，她对所谓“家庭幸福”的辨识力和建构力非常模糊。她变得越来越能体会“不幸”，甚至与“不幸”产生出依恋。但这种反思并没有使小说主人公一步一步更走近心灵意义上的幸福。所以，问题又回到了我们读者这里。到底什么是幸福？
在我们的对谈中，我更有兴趣的其实是另一本书——《我是纱有美》。小说写的是一群孩子的回忆，他们记得小时候跟父母在山庄里玩得很开心，突然有一天之后他们不再聚会了，父母都不愿意谈论取消聚会的原因。一个个谜题破解之后，他们才发现，原来他们都是人工授精生下来的小孩，可能自己的爸爸并不是真正生物学意义上的爸爸。有一些爸爸没有办法面对这样的事，最终逃跑了，还有一些夫妻千辛万苦有了孩子之后，婚姻反而不好了，家庭又瓦解了。小说写得非常先锋、前沿，有一句话非常动人，“后悔的只有一件事，我太轻看幸福了”。一针见血指出了科技与伦理之间的鸿沟，不一定能简单地搪塞过去。而“经过精心设计的出生，是否就意味着一帆风顺的人生？”这非常严酷地拷问着都会年轻父母在子女问题上的远见。
至此，我们或许可以感受到角田光代在写作上的雄心。日本资深编辑根本昌夫所作的《小说教室》中，收录了角田光代与根本昌夫的对谈。对谈中提到角田光代的一则自述：“我在处女作《幸福的游戏》里描写了基于个人选择而成立的模拟家庭，十二年后的《空中庭院》则描写了另一个毫无选择余地因血缘关系维持的家庭。我总觉得这两个作品其实是同样的小说。也就是说，我花了十二年的时间思考同一件事……《我是纱有美》也是从不同的角度思考相同的事。我先花了十二年描写没有血缘关系的家庭。十二年后觉得腻了，开始描写有血缘的家庭，描写了血缘后，这次出版《我是纱有美》，写的也是思考不同形式的家庭。什么是家人？——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事。”
可以说，从《幸福的游戏》开始、到《空中庭园》、再到《我是纱有美》的人工干预生育，角田光代看似是在书写妇女小说中讨论母职、血缘、家庭的话题，本质却始终是“论幸福”（及何为良好生活）的伦理问题。小说里的“母职”，不过是这种被异化的都会经验的侧影。由于女性独特的敏锐，经由参与家庭的构建，感受到了新时代的考验：教养子女若按照他人需要的意义、爱和认同，她们既无法确认自己作为“人”的意义，也无法感受到“完美小孩”与自己情感层面的联结，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这是我所认为的，角田光代小说的意图：幸福永远是一条上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