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最早的钟表是父亲那台“长征”牌收音机。那时，我才读小学四五年级，学校就在一公里外的邻村。因为是小学高年级了，学校规定开设早晚自习课。
那个年代的农村还没有通电照明，同学们也买不到蜡烛，使用的就是自制的柴油灯。晚上自习课时照明用它，次日早晨早读时还要用它，只需经常从家带点煤油就行了。到秋后，我们早晨就开始起五更了，特别是到了冬日，我们读书好长一段时间后，东方才露出鱼肚白。
早上，老师要求５：３０到校。那时家里没有表，父亲就成了我早晨起床上学的钟表。每天凌晨，他都要到胡同口和房后的空地上去扫树叶当柴禾烧。时而抬头看天上的星辰，看着天上的星星差不多到时辰了，或别人家的孩子上学走了，他就赶紧回家叫醒我，送我出村。等我找到同路伙伴后他再目送我一段路程后回家，然后，背起粪筐在村边转转，完成他这一早晨的“功课”。
上初一那年，我已经成了中学生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已渐渐懂事，不忍心让父亲再去室外看星辰，也不再让他送我出门上学。可有次上学却迟到了，被老师罚在室外读了一早晨。冬日的北方，日出前后最冷的时候达零下十五摄氏度左右，当时的寒冷可想而知。
回家吃早饭时父母发现我的耳朵和脸蛋儿红红的，我也没有给他们解释什么。可是伙伴中的低年级堂弟，在吃罢早饭找我上学时把这事给我父母“露馅”了。只见父母同时放下手中正在吃饭的碗筷，母亲伸过手来摸我还一直通红的脸蛋，摸地我泪水流连，见父亲则在一旁叹气，好像是责备自己的“失职”。
次日一早，见父母早早起床。父亲在院中捆绑他曾经修河用过的小推车，母亲在灶下烙饼。这时，我就想起床，母亲说天还早。等我再次被母亲唤醒时，已经不见了父亲的踪影，母亲却塞给我一片那时很少吃得的烙饼。
晚自习放了的时候已经晚上九点钟了，母亲在大门口接我回来。可是等我上炕睡下后见母亲还是没有睡觉的意思。我睡了一觉后蒙胧听见父母在院子里说话，我趴在窗台上借月光一看，是父亲用手推车买来一车黄河芦苇。
接下来的几天里，父母就学着别人的样子，编制了芦苇席。等十几天以后，这车父亲从百里以外买来的芦苇全部变成了苇席时，父亲又象上次那样连夜启程，把席卖掉，又换回一车芦苇。不过，他还买回一台收音机。
从此，家里用父母亲编苇席挣来的钱添了件唯一的家用电器——一部“长征”牌收音机。就是那部收音机却成了我早晨上学的闹钟。那时的收音机非常珍贵，全家都视它为宝贝，母亲为了防尘土侵袭，还特地为它缝制了一件“外衣”。
每天晚上炕睡觉前，父亲都要把收音机放在被窝头上，当然不是像现在听什么“夜话”节目。父亲整天很忙碌，每天晚上我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上炕睡觉的。反正每天早晨，收音机里只要一播出“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父亲就把煤油灯点燃，再喊我起床，然后送我出门。
当然，父亲每天早晨打开收音机的时间不是很准。有时候早晨打开好几次，不是没有声音，就是讲上英语了。当听见收音机“咔嚓”一声，继而又“咔嚓”一声关闭了，这说明时间还早；如果“咔嚓”一声，继而播放广播体操，说明时间正好，该起床上学了；如果“咔嚓”一声后播放的是英语广播，坏了，那得跑步上学了，而且恐怕要在教室外头上早读了，不过这种情况比较少。我把父亲开收音机的时间当闹钟，就像今天人们早晨“咔嚓”开灯看墙上的挂钟一样。
后来，父母节衣缩食，省吃俭用，父亲买回一台大挂钟，就是几点响几下的那种“烟台”牌大挂钟。去谁家串门，如果见墙上挂着“当、当”响的大挂钟，那比今天谁家的窗台上挂着空调还时髦。日子长了，机械的“当、当”声实在招人烦，干脆上弦就不再上响铃弦了，再后来就干脆换成“康巴丝”石英表了。
父亲老了，但他仍不辍劳作，仍然像一台钟表一样，一天到晚地不停工作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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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付春, 山东禹城人。中学高级教师（英语）,山东省作家协会第18届讲习班学员。《格言》《文苑》《上海教育出版社》签约作者。拙文散见于《读者》《意林》《特别关注》《情感读本》《辽宁青年》《中外故事》《细节》等杂志及《广州日报》《扬子晚报》《齐鲁晚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南方都市报》《今晚报》《文汇报》《南京周末》《深圳商报》《都市女报》《羊城晚报》《澳门日报》美国《侨报》印尼等500多家国内外报刊。文体涉猎于散文随笔、小说故事、段子笔记、校园家教、杂文游记等。有文被编录在人教版八年级语文下册（2017部编）考场创优写作专项指导训练教科书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