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纯青年照
在《我与地坛》中，史铁生冷静地欢言：“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王立纯一定懂得这段话的深意，所以他把属于自己的“那一天”提前了。实话说，他和我们一样，被动接受了上帝交给我们的这个“事实”，不同的是，史铁生把它设计成一个节日，而王立纯把它想象成一种“庆典”。“庆典”音同“清点”，这就意味着在交出这身皮囊之前的短促的开悟之时，王立纯仔细清点了自己的一生，他觉得有了那些不停发芽的文字，有了那么一种带着光亮穿行于时空当中的对世界的交代，有了旋转在他作品中能够有效发动文学理想的激情，“那一天”应该就是一种庆典，这种庆典自然装备成一种梳理自我的仪式，它让一个绝尘而去的人得到了永生。
很多人都熟知，作家活着的意义叫“靠作品说话”，那么死了呢？我觉得应该是“靠作品活着”，或者叫“活在作品里”。读者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读书人”，他当然是作家活着的意义的发掘者，也是作家死了之后的“招魂人”。所以，只要作家的书有人读，你就是“在场”的，不管你死了还是活着。
我们对王立纯的敬重、缅怀，或者感恩，其实都在读他的书里，每一个间断性的阅读过程，都是在向他致敬，向他问候，与他交谈，从他那里得到启迪，懂得了文学对尘世的解析与关怀。这使我们不约而同爱上了文学，爱上了文学作品里的生活和世界，爱上了引领思考，袒露思想的作家和诗人——不然这个世界要文学干嘛！
很多熟悉王立纯的作家和诗人朋友，经常把他的名字读成“王立存”，撮口呼变成了合口呼，透着一种“自己人”的随和与亲切，殊不知他的名字暗含着某种“独立存在”“立此存照”的语义上的意外，他的创作和思考，他的生活与关切，都给人打下这样的烙印。他的“独立存在”让他不同于普通人作为个体普遍葆有的世俗与盲从，更多的时候你能听到他偷眼查看世道人心的善意的笑声和悲悯的哭声，仅从《雾失楼台》《麟之趾》《春天的花玻璃》《一棵树，结俩梨》《口罩》等篇什中便可见一斑，这些作品当中自然少不了他作为一种“上帝之眼”的存在表达的特立独行的批判与思考，更能见出他来自普通人对身处其中芸芸众生感同身受的怜惜、贴心贴肺的抚慰和不随大溜的评价。此外，他的“立此存照”也通过作品亮明了自己的生活态度和文化身份，自呈一种平民英豪的坦荡和职业作家的良知。通读他的四部长篇，你会看到与实际生活中的王立纯不一样的“王立存”。私下里，我把他的四部长篇意会成一副对联，上联是：庆典彰显气度，翩翩诗情煽旺月上篝火；下联是：龙伞撑起风骨，汩汩热血点染苍山神话。作为一位全国知名、省内颇具影响的作家，王立纯的存在意义和思想价值是不容置疑的，我们今天读他的作品能够感知的依然很多，并且总能体会到源源不断的新意和不断挖掘出的深意，这正是他的价值所在。
有一次在他从南方回来的一次餐叙中，我俩邻座，跟他谈起《月亮上的篝火》。我说，按我的阅读理解，你应该没写完，出来的是上册，应该还有本下册。他突然握紧我的手，说我看懂他的心思了，确有言犹未尽之感。还有一次我和小林去他新华园的家里看他，他和我们谈到了《庆典》，谈到了电影《撼天雷》。我说你这就是批判现实主义嘛。他苦涩地一笑，说，没办法呀，看不惯的事儿太多，不说（写）出来就憋死了。
我读过郭文斌的《寻找安详》，下载过《农历》，算是我喜欢的那种，不过不太认同由此延宕出来的什么“安详写作”。过早地把个体的独立写作归结为某某流派或命名，是不是心太急了。王立纯就不这么干，他能写会写也敢写，还会说会自我评价，但就是不敢给自己的写作归宗入派，他就是像林间溪水一样漫不经心地写，恰恰写出了一曲曲流淌的天籁之歌，深得“奇松诡石、涧草山花”之妙。
王立纯生前和文友在一起合影
我感慨于王立纯作品的叙事之流畅，诗意之表达，神来之趣笔，旷达之意境。的确，对他来说，写就足够了，不在乎身后怎么说，以至于至今我们对他都没有一个完善系统的评价体系，他的读者黏度和广泛影响靠的就是作品的灵动和文字的魅力。
开他追悼会的那天，治丧的友人很有心，为每个前来送他的人准备了一枝黄菊花，不是纸的，是真的鲜花，黄灿灿的，花朵饱满硕大。看着金黄的花冠，我有点灵魂出窍，觉得不像是跟他告别，感觉是参加他的生日派对，特像一个庆典的仪式。我把那支黄菊花带出了殡仪馆，插在初夏的荒野上，祈望它成全一位作家的意志，摇曳经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