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启蒙老师熊治邦，是我的本家，按辈分，他叫我叔。但站在他面前，我喊他老师。
熊治邦个子不高，瘦弱，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全生产队，他字墨最深。他能写一笔流畅的毛笔字，可邻居们都说，他写的字太瘦，不打眼，有点遭非议，不过，一到过年，都还纷纷找他写春联。他家不宽敞的土屋里挤满了人，一直写到有人家放年炮了，他还收不了笔，鼻子脸颊不是红纸的晕片就是墨水的斑点。他对别人谈论他的字不以为然，说：“我这字是有根有襻的，瘦金体，已经改造加粗了。瘦金体还要瘦呢！”大家都默不作声，全庄子几百口人毕竟就他一个会写春联的人。
大约1970年秋天，生产队要办耕读小学，学屋设在私人家一间宽绰的牛屋里，面积大约30平方米，前墙有个方方的“牛眼窗户”，屋里光线暗淡。生产队十多个十岁上下的孩子都被喊来上学。老师呢？老师就是熊治邦。
熊治邦当老师很认真，我们匆匆忙忙跑进学屋，他已经端端正正坐在那方斑驳的木黑板下了，黑板下没有讲台，也没有学生知道三尺讲台的意思。放学了，他还就着窗户的亮光用蘸水笔批作业。屋主人就说：“这熊治邦怕回去干活呀？牛屋骚哄哄的也不回家！”
那时的课文特别简单，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中国共产党万岁！”，诸如此类的。熊治邦却不放松这简单，他要求学生写字严，铅笔字要写得工工整整，不到两个月又要求写毛笔字，这可难为了很多同学。字写歪了，连笔了，他都要拿柳条子打手心。有的孩子就哭哭啼啼地抹眼泪。熊治邦就说，打手心算什么？我上学的时候，字写不好，就扒掉裤子用刺条抽屁股。孩子们就轰地笑了。营子的字怎么就写不好，还不服管理，熊治邦就特别用力打他的手心，因为营子是他的老表。营子的奶奶就跑到学屋骂，挨骂的熊治邦就皱着眉头赔不是。营子以为这下可以放松了，可字歪歪扭扭的，熊治邦照样打他的手心。这下大家都知道厉害了，谁也不敢松懈，都吭哧吭哧地下功夫写字。四年级我们升到大队中心校上学，大队部抽学生抄“批林批孔”大字报，结果全校选拔的五个人都是来自我们“牛屋小学”——学校当时没名字，熊治邦常这样自嘲称谓。
那时家家赤贫，买不起本子。一个鸡蛋换两个小字本，两个鸡蛋换一个大字本。熊治邦要求人人写大字，大字本就成了问题。他就跟生产队申请学校前面不远处的一块荒坡，带领学生开荒种地，曰“勤工俭学”。每个星期有三个下午，熊治邦早早扛个刨锄到荒坡刨灌木丛刨草根。学生到了，就用锄把丈量出任务分配给大家。他的妻子总对人家说，在家里横草不拿竖柴不捏，给学校开荒看他兴的。头一年，那块荒坡上收获了小麦，药材半夏、枸杞。熊治邦给每个学生买了五个小字本，十个大字本。这让全队的人不论老少都知道了“勤工俭学”四个字的好处。
那天，熊治邦请来了生产队长，让队长给大家发本子，他讲话。他说，这些本子都要写好，正面背面两面写，才对得起自己的劳动成果。我希望，你们中能出秀才，出举人，哦，也就是出大学生，出人才，不要都窝窝囊囊的，都像你爹妈一辈子“修地球”。
我这一班在“牛屋小学”上了三年，都集中到了中心校上学，还都挺出色。熊治邦又教了三四年，“牛屋小学”撤了，他没能集中到中心校教书。不少人都替他委屈，因为他教学认真，效果好，可选拔教师要文凭，要初高中毕业生，他没有文凭，年纪又大了，就淘汰了。
离开学校的他，明显地背驼了，走路飘忽，有意避着人。我们喊他“老师”，他似乎有点不好意思，眼神不能正视他的学生。那时土地到了户，他种地不行，就买来几条羊羔，每天一大早，赶着小羊远远地躲着人们。
二
熊治邦的家跟我家只隔两户人家一条路，夏天晚上，他会偶尔到我家里坐坐。我父亲是队长，他喊四爷。每次来，他总要问问我的学习情况，得知我进步了，他总是很高兴，然后自言自语说，谁谁谁也应该很进步的，言下之意，这孩子被耽误了。每次熊治邦走了，父亲就说，这熊治邦还忘不了他教师梦啊！
我上初中的一个夜晚，他来了，很高兴的样子说：“四爷，这小叔将来要有出息啊！听说一本《汉语成语小词典》他都能背过来！”父亲没上过学，对熊治邦的夸赞很茫然，就扔根烟给他说，自己能认得自己就好了。没人能和他对上话，他也茫然，一根烟抽完就回去了。那时没有课外书，二哥买的一本成语小词典，我一个暑假放牛顺便就把它背完了。他怎么知道了？
初中毕业，全大队初中毕业生就我一个考上了高中。得知了消息的熊治邦来了，见面就跟我父亲说：“这小叔将来是上大学的料！”当时，恢复高考已两年了。这下父亲有点不好意思了，连说：“别做梦了！别做梦了！”关于我将来的话题，父亲和他比平时多聊了两根烟的功夫。临走，他又不忘鞭策我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要多下功夫啊！
还真应了熊治邦的话，高中毕业参加高考，我被录取了，名次在全县160多名。全公社考了三个人，我第一，而且是这所高中恢复高考后考取的第一个应届毕业生。当时有点小轰动，一个农家的孩子，毕竟走了另一条路生活，还是很荣耀的。熊治邦就对我父亲说：“四爷，咋样？我预测的一分一毫都没错！”他很得意，父亲倒有点沉默。我知道，熊治邦似乎借我出了一口气：他教书虽然短，没文凭，但毕竟他手下出了个大学生。这份荣耀，他该有，就不谦虚了。
没几年，熊治邦把他的一个儿子送到我教书的高中读书。他对我说：“对他多要求，多监督！看看他能不能有点出息！”我一问孩子的名字，吃了一惊：熊传平。熊治邦说：“传的就是你这个‘平’，就是你的精神！”熊传平因为偏科，数学成绩差，没能考上大学，我心里多少有点自责。熊传平后来去了南方，从车间工人干起，越做越大，现在有了自己的身价上亿的企业，可每逢想到他，我总难忘他父亲在他高考落选时沉重的黯然表情。
几年前，熊传平回来，带了一个帅气的小伙子一起吃饭。他介绍说，这是一位复旦大学的法学博士，他二姐的孩子。我一问姓名，他笑了：“陈继平。这个‘平’还是你这个‘平’。”我有点愕然，也有点赧然，但是，我相信。
熊治邦住在老家的集镇上，熊传平给他建了一座院落。他平时的生活就是看看书，什么书都看，看什么都无所谓，一叶一叶翻过的都是往日的时光，至于时光版面上写了什么，他都不在乎，毕竟他已经80多岁了。
三
对于熊治邦的情况，我都是从熊传平那儿知道的。对于我的情况，熊治邦也大都从熊传平那儿知道的。很少人知道那位腰身佝偻的老人教过书，很少人知道他曾是那个村庄读过私塾的人，面对汹汹的印刷体春联，也很少人知道他还能写一笔很好的变体瘦金体字。
我们之间互相没留下电话，有什么事儿都通过熊传平转达。
忽然，有一天，一个熟人打来电话，那头竟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他说他是熊治邦。我心里一惊，忙问有什么事吗？他说，说起来不好意思，听说上级政府在统计曾经教过书的人，给补贴，我这样的算么？我说，当然算。他说，听说要当年的工资花名册作证明，上哪找啊？我又不在册！我告诉他，只要有三个人能证明他教过书，也算。他想了想问，你知道一个月给多少钱吗？我告诉他，论教书的年限，每年补助十块钱。他“哦”了一声，说到乡里中心校问问再说。
这是政策上允许的事儿，接下来的事儿，我就没多问。我想，如果遇到啥情况了，我也可以提供证明。
一天，忽然熊治邦的消息，说都弄好了。
一天，忽然又传来熊治邦的消息，说补助工资领到了。我有点释然，也有点惋惜。我电话问他每月领多少？他说六十块钱。我沉默一下，问他咋没多填几年？他说，多填十年也没人拆台告状，关键是，每月六十块和六百块都一样啊。政府还记得我们这批老家伙站过几天讲台教过书，一想，心里就得劲儿啊！
（原载2018年2期《河南教育》）
熊西平，河南省固始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教育学会会员，河南省散文学会理事，民国文化和传统文化研究者。著有散文集《民国大文人》等七部，曾获中国当代散文奖、首届大众散文奖、首届孙犁文学奖、首届奔流文学奖等。作品连续七年入选全国散文年选，作品集被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