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老姨夫来看我时，我正在特车队阴冷的地沟里，拧一台车的底盘螺丝。
父亲和老姨夫就站在车库门口，满脸菜色，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听到师傅喊我的名字，我赶忙爬出地沟，扎撒着两只油渍麻花的手，兀自一张涂着油泥的脸。父亲和老姨夫以为大学毕业分到大庆的我，早已西服革履、肥头大耳了。可是他们第一眼看到的我，却小丑一般……
我看出父亲和老姨夫的笑，只是昙花一现。
那年我21岁，从老家宁小铺屯的地垄沟，走进村小学、公社初中、镇重点高中，寒窗苦读十余载，终于站在了大学的跳板上，一跃跳到了油城大庆。这可是多少人羡慕的城市呀。村里人说：老秦家祖坟冒青气了！
我被分到了特车队，先当见习技术员，一年后转为技术员,又经半年成了助理工程师。可还是小工似的，跟着师傅钻地沟、爬机盖、拧螺栓。就在这时，父亲和老姨夫结伴，急火火地从老家坐马车、再坐汽车、又坐火车，一路辗转来看我。我知道，他们是想看看我到底出息成啥样了。
父亲和老姨夫的笑，戛然而止，我知道这和他们想象的，谬之千里。他们以为上了大学，进了城，就该风花雪月，俯首就能捡到金元宝。
那次，我请父亲和老姨夫到特车队附近一家小酒馆吃的午餐，4个小菜，不过是干豆腐炒尖椒、洋葱炒土豆片、油炸花生米和豆芽炒粉，清汤寡水，荤腥不多。父亲和老姨夫喝了两杯小烧，甜嘴巴舌的，和我说慢慢来，丑媳妇终会熬成婆，等你好了我们再来，就醉眼迷离地走了……
老姨夫住的龙庙屯，离我家住的宁小铺屯有十多公里的路，农闲时，他喜欢来我家串门。老姨夫喜欢来我家，主要是和父亲对脾气，二人端坐在一起，就着土豆丝、白菜条，或是一盘炒鸡蛋，没完没了地喝酒，唠着陈年谷子万年糠，东屯铁匠炉给马挂掌，西屯老烧锅酒味纯正。母亲的脸色就阴下来。
父亲除了老姨夫，还有3个连襟，一个在小兴安岭，是森铁的调度，另一个在海伦，在亚麻厂当工人。尽管都是普通工人，可“林大头”的威风尚在高潮，工人阶级的主人翁气势坚挺，生活无忧，竟吃大米白面，烧大木头、蜂窝煤，住暖洋洋的房子。父亲和老姨夫自叹弗如，就自卑了，二人同病相怜，自然走得近壁了。
父亲和老姨夫虽然都是农村人，可对农活都不擅长。念过六年私塾的父亲，属于屯子里的高级知识分子，响当当的文化人，16岁就去了公社兽医站当会计，自然对农活浅尝辄止，一知半解；而老姨夫出身地主家庭，有了富庶的家底，老姨夫就纨绔了，不仅整天喝得脸色红紫，还沾染上了赌博，可十赌九输，因为欠了赌债，被债主逼得惶惶不可终日，就离家出走，数月无踪影，老姨寻他不着，终日以泪洗面，见了母亲，姐俩抱头痛哭。再加上老姨夫的父亲抽大烟的恶习，在摧枯拉朽的土改浪潮冲击下，没能彻底洗心革面，身瘦如纸，来了毒瘾，全身筛糠，鼻涕涟涟，人就不像人了。老姨夫是孝子，看不得他父亲那样子，就求父亲借助兽医站的近水楼台，帮着买杜冷丁。大瓶小瓶的杜冷丁，就注进了老姨夫父亲青筋暴跳的血管，大地主的做派也就还阳了。可在老姨夫的父亲和老姨夫双管齐下的抽和赌夹击下，家境就很快衰落了……于是，没啥可用来换钱的老姨夫，就在酒中寻找快意，这正好与父亲的癖好有了契合。
父亲从15岁开始，几乎没有断过喝酒，大概是因为行小的原因，身上的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以及守寡的奶奶，都宠着他，惯着他，家里来了客人，父亲就和大人一起上桌陪客，自然也被倒上酒，陪着喝。几次牛刀小试，就有了喝的冲动，终于成瘾，自欺欺人地躲进酒中安居。酩酊大醉的父亲，呼噜声四起，家里的什么事也不管不顾了，愣生生地撇给母亲，气得母亲默默落泪。
父亲的老家，也就是他和母亲一生中拥有7个子女的出生地——黑龙江省巴彦县长春公社平川大队宁小铺屯。四十年代末，父亲是宁小铺屯里惟一念过初中的人，打一手好算盘，写一手好毛笔字，这成了他一生的荣耀。因为有文化，会打算盘，父亲被安排到公社兽医站当会计，每天按部就班上班，一丝不苟做事，有着少年英气。可有一件事，今天想来，我都不能理解父亲。就是他偷拿过兽医站消毒用的酒精，回家兑水和老姨夫一起当白酒喝。几次喝过后，父亲和老姨夫都有酒精中毒反应，发呆、冒虚汗，走路不稳。可他们歇了几天，就又照喝不误。
父亲嗜酒，可酒品还是好的，只要别人给倒上，从未有过拒绝，不打酒官司，不藏奸耍滑，也从来没有耍过酒疯。父亲的所谓好酒品，是以损害自己的身体为代价，而作为他的子女，三天两头寻找不知醉卧在哪里的他，也就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项内容。
当然，父亲在工作时间是很少喝酒的。对工作，一直谨小慎微，一丝不苟，精益求精，18岁那年，他就光荣举起右手入党了。父亲是住在农村挣工资的人，吃供应粮，每月能挣18元2角工资，一直十几年，养活着我年迈多病的奶奶和大爷大奶，以及春笋一样冒出的7个子女。
对于父亲和母亲，至今我也无法用好和坏来总结。坦白地说，在青葱年少时节，我是恨他们的。恨他们为啥给了我们兄妹一个是酒气熏天、一个是蒙头哭泣，就连空气都凝滞的童年，也给了我们的性格彻底打上自闭的烙印，让我人过中年，无论做什么，尚有压抑卑微之感。
可他们毕竟是我的父母呀，我能说什么呢。
1998年春天，父亲领着母亲、三弟、侄儿，从天津来到大庆我这里生活。这之前，父亲母亲在天津为经营木材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大哥看摊儿。大哥是个活泛人，高中毕业，就被召到公社铁木社当翻砂工。那时全国都在大炼钢铁，铁木社也不甘示弱，堂吉诃德似地支起炼钢炉，与翻滚的铁水决斗，翻砂出的犁铧、铁锅、炉箅子，技术不过关，脆如核桃酥，出炉就裂纹掉碴，根本不能用。大哥就被派到大连去学铸造。两个月后，大哥回来了，给我记忆最深的就是大哥带回了很多我们见都没见过的水果，我们一连朵颐了几天，满嘴洋溢着大鸭梨小苹果的香甜，令村里的小伙伴十分艳羡。
铁木社的铸造，终于没有成功，一堆堆废铜烂铁，冒着缕缕蓝烟，围在茕茕独立的炼钢炉旁，仿若是在祭旗。
在铁木社期间，大哥还干过车工，车出的波浪槌子、蜡台、擀面杖，街坊四邻都竖起了大拇指，夸大哥的手艺头子了。大哥还干过焊工，焊的火炉、灶台、铁栅栏，被各家各户一直使用，而谁家的四股杈、耙锄子、镰刀、二齿钩折了把、断了齿，会一副讪笑，来求大哥焊接。大哥就在焊花闪烁的铁木社大院，铺展着手艺，人生的得意，如满地的土豆花似地荡漾开来。
后来，父亲为大哥争取到一次当兵的机会，客都请了，就差穿上军装戴大红花了，愣是让母亲哭黄了。母亲说，那老鬼（指我父亲）不顾家，我指望不上，好歹小军（大哥小名）熬大了，还靠他撑家哩……命运就是这样波诡云谲，凭借大哥高中文化，一米八的个头，又长的周正，在部队转干恐怕没有问题。而转了干，留在部队，就等于有了大出息……失去了那次机会，大哥偷偷跑到公社大院，望着送兵的大敞篷卡车跑远的影子，泪流满面。自此大哥始终没有脱离农民的标签，就是后来生意从大小兴安岭，做到南方各地，又破产回到原点。可大哥从来没有提起那档子事。而母亲说起，总是带有几分惭愧，哀叹连连。
离开了公社铁木社，大哥的心不安分了，他开始到镇上给倒腾木材的老板打工，摸清了买卖路数后，大哥就自己尝试当老板。父亲母亲就是冲着大哥的生意，去的天津。那时，靠着大哥的机敏和敦厚的声誉，扑奔大哥去天津打工的三弟三弟妹一家也一样丰衣足食，日子过得温馨从容。可灾难突然降临了。1998年11月24日，三弟妹的生命在静海一个叫下三里的路口，被一辆醉酒的面包车洗劫而去，三弟那刚刚升起的希望之火，就在那个黄昏渐渐熄灭了。
三弟精神萎靡，一时不能自拔，父亲母亲也一夜间鬓生白发。但他们还是像两棵大树一样，陪护着三弟和侄儿来到大庆，搀扶着他们开始新的生活……而此刻，我尚未从罹患重疾中走出来，心里像飘着的气球，忽又传来大哥被生意伙伴绑架，生死未卜……可想而知父亲和母亲刚进中年的内心，是如何在儿女的不幸中煎熬。
本来就性格内向的父亲，话语就更少了，每说一句话都悄声悄语，走路蹑手蹑脚，好像时刻要躲避什么灾祸。我甚至没有看到父亲开心地笑一次。母亲说，那个老鬼不会笑。母亲一直背后称父亲为老鬼。我特意观察了父亲，真的，他的笑，很纠结，似是害羞，比喝了什么毒药还痛苦。
我能理解父亲，理解一个文化人心中的苦楚。他的内心多想把日子过好，让他的子女生活无忧；他心中的愿望，多想开出璀璨的花朵呀，可开着开着，就那么形单影只一两朵，抑或还未开放，就枯萎了。
童年恍然而过，可回忆却不只是父亲的酒、母亲的哭。
我打小体弱多病，父亲常带着我去看医生。我坐在父亲骑的自行车的大梁上，走在去公社卫生院路上，父亲呼出的热气，温润着我的脸我的头顶，心里就升起了丝丝温暖……在每年一度的学校运动会上，父亲还会眯着眼睛，似笑非笑地塞给我两角，让我买冰棍吃，消解炎炎烈日的蒸煮，还会吃母亲给我炒得油汪汪的土豆地、烙的发面饼。那是童年中最香甜的大餐！夏日放学回家，看到父亲和母亲在院子里把家里养的绵羊五花大绑，一只一只放倒在地上，一剪一剪剪羊毛，甜蜜就从心底一点一点往外溢。因卖了羊毛，我家就能拿出钱，换了公分，再换回生产队分的口粮了。家里养过猪，一般要养三头或是四头。养猪是为了每年能杀一口年猪，来解决一年煮菜用的荤油，如不遭瘟疫的话，还可以卖上一两口猪，换回一点大米白面，来改善高粱米大碴子小米饭的单调饮食，还会换回针头线脑，缝缝补补灌满风寒的日子；家里还养过羊、养过兔子，可不是闹瘟疫，死得一只不剩，就是出售时价格低廉，还不够喂的粮食，入不敷出。不过，我因此有了牧羊的经历，也有了在山坡上一边牧羊、一边捧着《人生》《白鹿原》苦读的镜头。而三弟还因此过早辍学去放羊，这也成了父亲总是觉得“因为读书少，竟出苦力”，对不住三弟拧在心中的疙瘩。父亲还在园子里栽种过药材刺五加，但不得肌理，光长枝叶，不长果实，而颗粒无收，还耽误了一年其它蔬菜的栽种，一家人也就少了小葱蘸酱、腊肉烧豆角的饕餮，没少遭母亲的数落。
识文断字的父亲几乎每晚都要到他的哥哥、也就是我的大伯家。也许父亲6岁时就失去了父亲，父亲对大他差不多二十岁的唯一哥哥，就有了恋父情结。大伯心地善良，对弟弟也是处处严格要求，有着长兄的威仪。
父亲对大伯谦恭有加、言听计从。晚饭后，父亲就蹒跚着到住在前院的大伯家，坐在炕沿上，面无表情，如若赶上饭时，就上桌喝上两盅，在自己的哥哥面前，父亲收敛着嗜酒如命的恶习，从来不贪杯，体现一个弟弟对哥哥的敬重。其实老哥俩坐在一起，也没有什么话唠扯的，大爷忙着活计，父亲就孤坐着，似乎在品味大伯家那台老座钟的滴答声。父亲去大伯家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说书——其实是念书，念《三侠五义》《十二寡妇征西》《红楼梦》……听众有我的三表大伯、五表大伯、表姑父，还有村邻方大个子、王大虚乎。借着一抹昏黄的煤油灯亮，那些线装的古书，一本一本经过父亲的哼唱，就有了滋味，有了乐趣……我是经常偷偷溜去听父亲说书的。尽管大多听不懂，可不知怎么的，竟也有了迷狂。也许今天的我，爱摆弄摆弄文字，大概就是受父亲说书的启蒙吧。
乡村的夜晚，因为有了父亲的读书声，显得异常沉静。可后来，大伯家买了戏匣子，就是收音机，喜爱听书的老哥几个，对父亲的读书期望就黯淡了，因为戏匣子开始播讲刘兰芳的《岳飞传》《杨家将》、袁阔成的《保卫延安》、单田芳的《三国演义》，还有王刚的《夜幕下的哈尔滨》。表大伯们说，你看那戏匣子就像个小房子，人都在里面活着哩。不说书的父亲，也成了守规矩的听众，准时坐在戏匣子旁，听里面的刀枪剑戟斧钺钩杈十八般武艺的铿锵之音。
1985年10月，乡兽医站黄了，父亲和母亲便拖家带口、扶老携幼，把家搬到了大兴安岭呼中林业局，投奔在建工处当科长的我的表叔，被安排到水暖队当库工。全家算是进了城，这是我们一直想往的地方。我们一直想吃供应粮、住暖洋洋的屋子。我们终于实现了。
然而，好日子刚刚搭头，大兴安岭的山头上，被油锯和山火，一点一点剿灭了绿色，百八十里的林海，已经没有可以采伐的树木了。随着封山育林的启动，林区的经济每况愈下，水暖队黄了，父亲下岗了。年过五旬的父亲母亲，再次开始漂泊的生活，去了生意做到天津的大哥处，为大哥“打工”。
其实，我们7个儿女都不管父亲叫爸或爹，而是叫叔。听母亲说，她生大哥后，大哥老是闹病，找算卦先生一算，说必须改口叫叔，要不“方”父亲，于是我们就都跟着大哥叫父亲为叔了。
父亲是老好人，似乎没啥脾气，没和别人吵过嘴、打过架，甚至不会骂人，无论做什么事，总是吃亏，所以在老家那块人缘颇好，有着无一瑕疵的口碑，十里八村一提“秦会计”，没有不认识的，没有说不好的。虽然父亲不哼不哈，但他骨子里却有一定的思想。他用不多的语言教育我们安分守己，遵纪守法。那时，父亲端起酒杯常说的话是：“我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们读书！”在那种相对贫穷之中，父亲在村人眼里就有些固执和另类。
父亲没有当面表扬过我们兄弟姐妹，就连我的小诗上了学校黑板报，刻成了钢板被油印出来，他也没说一句好。只是我在油灯下夜读时，父亲默默坐在对面，捧读着《红旗谱》，或是《艳阳天》，脸上出现少有的温和表情。我感觉到，父亲对于我这个爱好文学的儿子，在心里是认可的。我和父亲没有坐在一起唠扯过，没有交过心，其实我多想和父亲有过哪怕一次的彻夜长谈呀，可是没有。和母亲也没有过。我们兄妹，都是在观察中，读着父亲和母亲的行动，领悟着他们如何孝敬长辈、如何和邻里相处、如何持家理财……
母亲与父亲的性格截然相反。母亲嗓门大、爱唠叨，啥事都毫不留情地说在大面上。母亲勤劳，一刻也不能闲下来，家务活几乎都要靠母亲去做，一条黑色、补丁落补丁的围裙，在她50岁前几乎没有离开她的腰间。
闲下来的时候，就是母亲盘腿坐在床上抽烟的时候。纸卷的旱烟一棵接一棵地抽，好像要把这酸甜苦辣的日子全吸进去，再吐出来。
母亲没念过一天书，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几乎不认识一个字。母亲常说：“没文化，可憋屈了。”
母亲和父亲同命相怜，都是幼年丧父，父亲过继给了没儿没女的祖父祖母的大哥大嫂，就是父亲的大伯大娘。就这样，父亲和母亲结婚后，抚养着我的大爷大奶，直到为他们送终。
我还记得，大爷大奶在世时就早做好了棺材，并排放在西房山头。每年春天，父亲和大爷都要掀开盖在上面的炕席，为棺材刷漆。房山头有了棺材，阴森而吊诡，我们很是害怕，晚上不敢起夜，有尿就憋着，憋不住了，就尿在了炕上，第二天早晨免不了遭到母亲一通笤帚疙瘩的抽打。
大爷患有腿疾，小腿一直腐烂，散发着怪味。应该是现在所说的脉管炎，可无钱医治，只好用白布包着，偶尔涂上研成沫的镇痛片，来缓解疼痛；大奶好像眼睛不好，老是流着泪。我还依稀记得，母亲去了生产队铲地，大奶在家抱着我玩耍的场景……大爷大奶虽然重病在身，可从来没有躺在炕上，而是干着力所能及的家务，更为少不更事的父亲母亲，把握着生活的准星，成为父亲母亲的主心骨。
大爷大奶相继死了，房山头的棺材没了。父亲哭得很悲戚。母亲也粗门大嗓地和家族的女人，一次次去村前的小苗嚎啕。
我没有怎么悲伤，因为白天晚上再也不用害怕去房山头小解了。
也许父亲和母亲之间在文化、性格方面，有着悬殊的差异，风风雨雨、近半个世纪，磕磕绊绊，吵和骂就像日子里的调和剂，不能缺少，而且，一旦安静下来，日子也就乏味许多。母亲时常对父亲说：“我这大半辈子跟着你，没享过多少福。”母亲把她“没有享过多少福”归结为“孩子多、不省心”上。
说起生孩子，母亲一直不愿启齿的是，当年她连如何避孕都茫然不知，直到在城里生活的外甥女给予指点，才幡然醒悟。
日子在悄无声息地流逝，偷走了母亲的黑发，压弯了父亲曾经硬朗的腰板。看着三十多口的家人天南地北聚到一起，尽享美好的幸福时光时，父亲母亲阴郁的脸颊，总算舒展开来，母亲说：“我和你叔这一辈子什么也没攒下，就是这一大家子人，是我们攒的最多的一笔钱呀。”
父亲母亲来到大庆，一直呆在家中没什么可干，对于一生中奔奔波波的父母，实在是一种折磨。
2000年2月份，我居住的铁西南岗要动迁，物业提前断水，居民吃水陷入困境，父亲和母亲琢磨来琢磨去，决定为居民送水。起初父母还不好意思和我说，怕我不同意，后来终于转弯抹角地把意思表达给我。我同意了，就告诉他们别累着，锻炼锻炼就行了。没想到，父母一干上就不可收，一个星期后，竟然跑到安达车马市买回一头小毛驴，拴了一挂车，加入了铁西送水大军之中。
“卖水了！”母亲的声音虽然有些颤，但还是有力量。
在我们这座繁华的都市里，无论寒风凛冽，还是骄阳炎炎，父亲母亲赶着毛驴车，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在大街小巷。
一桶水50斤， 5角钱，需要父亲母亲从车上抬下来，再抬到居民家中，倒入水缸中。一车能拉12桶水，一天能卖5到8车，也就是说，每天父亲母亲要负荷累计1.5吨到3吨的重量，行走10公里左右。这个数量,一般年轻人都受不了,可他们硬是坚持一天也没落下。
每次我回铁西看父亲母亲，他们始终说：“挺好的，每天除了锻炼身体外，还不少收入。”只字不提一天下来有多累。晚上，父亲还要起来两三次喂毛驴，父亲常说：“多亏这头小毛驴了，为咱们出了不少力。”
我劝父亲母亲千万可别累着，一天送三车两车就行了。父亲倒想得开，说：“儿女们混得都不错，咱也不缺钱，差不多就行了。”可母亲老怨父亲干活磨蹭，走得慢，把毛驴都惯坏了，生意都让别人抢了，两人因此经常吵嘴。母亲“恨”活儿，她说：“趁着能扑腾动就干点，挣两个，也减轻孩子的负担了。”
母亲说的“不省心”，是针对三弟说的。三弟妹出车祸后，三弟精神不振，整天饮酒解愁，偷偷流泪。三弟妹无论是做人做事都很优秀，在三弟乃至我们家族中留下美好的印象。我时常劝三弟尽快走出悲伤，把侄儿教育好，长大成人，也算是对三弟妹的最好纪念。为了三弟，父母有那么多苦楚埋在心中，母亲的眼睛不好，已经多年干不了针线活了，可母亲还是早早地把三弟和侄儿的棉衣一针一线地缝制好，无论我们谁来看母亲，她都摸摸棉衣薄厚，叮咛几句要多穿衣服，别冻着。每当我坐在父亲身旁，他就说：“你三弟挺苦，有相当的，张罗给他再成个家，我和你妈也就省心了。”
在铁西南岗，父亲母亲的运水毛驴车成为一道独特风景，母亲的吆喝声，让我心潮难平。父亲母亲听说今年铁西南岗平房即将动迁，表现出一致的忧虑：“住楼以后，我们还能干点什么呢？”我知道父亲可能想老家宁小铺屯了。为了显示我的孝心，多次接父亲和母亲到我新搬的楼上小住，可父亲待了几天，很不适应，一次也没用过室内厕所，他说，饭厅挨着茅房，别扭呀！母亲也是，在楼里一待就是一天，一次次趴在窗户往外看，我们下班回来，发现她情绪不振，问咋的了。母亲嗫嚅半天，说，真憋屈，这和蹲监狱有啥区别吗？强烈要求回三弟的平房。
闲暇之余，母亲去了教堂，和一群老头老太唱诗。我问过母亲，理解哼唱的内容吗？母亲的脸色掠过一丝尴尬，说，不知啥意思，可和大家一起唱，就是祈祷好哩，让咱家的不幸都过去，老天保佑咱们都好好的！后来，母亲又去了寺院，见佛磕头，遇庙进香……在“阿门”和“阿弥陀佛”的祷告间，母亲的白发多起来，就像大雪提前落在了她的头顶。
春节是合家团圆的日子，兄弟姐妹从四面八方回来团聚，我们强烈要求父亲母亲休息几天，可母亲说什么也不干，直到二姐藏起她的鞋帽，她才答应歇几天。正当全家人坐在客厅里看春节联欢晚会时，突然听到“卖水啦”的喊声，我们赶到卧室一看，原来是睡梦中的母亲喊的。我们全笑了，笑过不长时间，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都泪流满面，我的眼泪也流个不停……
老姨夫再也没来看我，而我去看他时，却是一座荒坟了。
大哥人近六旬，勃发和朝气荡然无存，正与脑血栓后遗症做着顽强的抗争……
而父亲在他69岁那年的秋天，撒手人寰，留下了他世上最亲的人——母亲以及分散各处的儿女。为此，我写了一首《送你》——
走了 静静地 在清晨
父亲！喝了孟婆汤
再过奈何桥
天堂里的新客
蝴蝶在飞
泪在飞
走吧 父亲！关上人间这扇大门
你的烛火被风吹灭 从此呀
带走了六十九年的流离
带走了大写的人字
带走了兽医站小会计的激情
带走了水暖队老库工的谨慎
带走了十六岁开始的婚姻
带走了七个儿女的天空
带走了一个老党员的忠贞
带走了摸我头顶的大手
带走了家书吹开的花蕾
带走了佝偻的背影
带走了我丢失的村庄
从此呀没有了那个叫秦百芳的人
从此没有了镇宅的高堂
平川大队消失了
长春公社消失了
而 宁小铺还在
中国最冷的小镇呼中还在
那不断扩容的坟场
还在
握着你的手 父亲呀
你话语不多 句句都是废话
也是经典
走得太急 每一步都是霜寒
难回头
为子女漂泊一生的父亲，落叶归根，回到了宁小铺屯西那片荒草萋萋的坟场，躺在爷爷奶奶、大爷大奶以及大伯大娘的身边。
父亲呀，落叶归根，归来的您，可曾是少年？！
作者简介：红雪，本名秦斧晨，黑龙江省巴彦县兴隆镇宁小铺屯生人，大庆晚报副总编辑，大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参与策划并执行体验式报道《卧底职业丐帮》，全景式采写《捣毁“黑色帝国”》《警务大提速》《见字如面》等大型报道；主导创办媒体功能转型栏目《说和》《防忽悠热线》栏目以及服务中老年读者《老来乐》《咱家的事》专刊。荣获中国晚协赵超构新闻一等奖、东三省新闻特等奖等30余个，大庆报业集团、传媒集团十大功勋员工。
作品散见《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诗刊》《星星》《诗选刊》《鸭绿江》《青年作家》《北方文学》《芒种》等国内百余家报刊，著有诗集《散落民间的阳光》《碑不语》、散文集《最近处是远方》》法制新闻集《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