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我前往华东医院探望已经13年未见面的黄宗英大姐。在这期间，我虽然同她有电话联系，还从朋友微信上得知她的一些情况，但心里还是惦着95岁高龄的大姐，不知现在会是什么模样。一进病房，大姐倚靠着床头微笑的神态，就把我先前的担忧驱散了。大姐耳聪目明，立刻认出了我，并且对答顺畅，那悠然的神态，又唤起当年我同亦代和她愉快畅谈的回忆。
与宗英大姐闲叙之际，我注意到了宗英大姐身边的保姆小琴。我初次见到她是在北京，那时她只是一个小姑娘，而今已经是年近半百的中年妇女了。因为想多了解一些大姐住院期间的情况，趁大姐闭目养神的间隙，我同小琴拉起了家常。
小琴名叫姚婉琴，安徽巢湖人，本来是在北京冯亦代家当保姆，亦代逝世后，宗英身体也不好，觉得她虽才二十来岁，但人很聪明，做事麻利，就把她带回上海。宗英大姐住进华东医院，小琴也就跟着她住进病房。小琴白天为宗英大姐做饭，陪护她，晚上睡在病房护工的躺椅上。小琴已陪伴黄宗英21年，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时光都献给了宗英大姐。我从小琴口中得知，她老家这些年经济发展很快，家里人都劝她别去上海干那么累的活，回家日子更好过，但她不听劝，坚持为宗英大姐当保姆，连她女儿结婚，她也没能回去参加婚礼。
以前宗英身体尚佳时，小琴还回家过春节，而今她已经连续三年没回去了。我问她这么长时间离家，是否觉得委屈。她说：“奶奶离不开我，我一走，奶奶没人管。奶奶对我好，再大的委屈，我也心甘情愿。”前两年宗英大姐做大手术，身边没有亲属，只有小琴一人日夜陪护照料。然而有人以为大姐难逃此劫，竟假借上海作家协会之名，将宗英大姐的银行卡和身份证收走，反诬小琴是“偷钱贼”。面对如此诬陷，小琴没有愤而离去，而是无怨无悔地继续服侍宗英大姐。有几天，大姐身躯一动就疼，小琴就日夜侧身贴着宗英大姐。她明白，奶奶信任她。最后，流言澄清了，大姐的证件、银行卡也归还了。我不由得想，21年的风风雨雨，可以想见其中的辛劳与孤寂，许多连子女都未必能做到的事，这样一个不是亲人的保姆却做到了。
由此，我又想起陪伴杨绛先生二十多年的保姆张梅月，我们都称她梅月阿姨。她本来在施咸荣家做保姆，因为人忠厚，做事细致，就推荐给钱锺书家，渐渐赢得钱老夫妇的喜爱和信任。钱瑗和钱锺书逝世后，梅月几乎成了杨绛身边唯一可依赖的人。除保证杨绛一日三餐外，杨绛的一切活动全靠梅月陪护。梅月虽然文化程度不高，然而在杨绛基本丧失听力后，她几乎替代了杨绛秘书的工作，我每次打电话与杨绛议事，全靠梅月替我转达、沟通。杨绛住在四楼，为了方便看病，梅月甚至把在老家的丈夫叫来，需要时就让她丈夫背着杨绛上下楼梯。
我想，宗英大姐和杨绛先生都能够如此长寿，同她们遇到小琴和梅月这样善良的保姆有很大关系。
家政服务无疑是当今社会不可缺少的一个行业，尤其是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对于病残或空巢老人来说，保姆的作用甚至超过了亲属。近年来家政服务行业恶性事件频发，引发人们对“问题保姆”的谴责，以及对保姆的普遍不信任，实际上，任何一个行业里都是良莠并存的，不应否认，仍有不少像小琴和梅月这样勤恳、善良、纯朴的保姆。在规范管理家政服务市场的同时，我们也应对这个群体给予更多的理解和关注。
《光明日报》（ 2019年03月08日 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