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让一个仅仅在家乡呆过3个月的人，回忆他的家乡，聊聊他的家乡，这无疑是一道难题。
比如我从小长大的城市——黑龙江大庆，我在那里生活了50年，也能记起年少时的某些点滴——上世纪70代，因为开学要交粪，听说村外的知青点有马车，曾经跑去看能不能拣到马粪；80年代住进楼房后，南方来的建筑工人（当时我们很不礼貌地叫他们“外包工”）吃一种叫做“蚕豆”的豆子，曾经偷了家里的黄豆去换来吃……好多记忆现在都成了碎片，有如掉了叶子的树枝，在灰蒙蒙的背景里横七竖八地站立。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在老家生活时间极短的人（如我，3个月），如果能讲起他的家乡，大多数是因为后来不断被家人重复叠加的回忆、解释、说明和偶尔雪泥鸿爪的停留。
但是，老一辈人的回忆回忆再回忆，在小辈这里是叠加叠加再叠加，没有颜色、气味和温湿度，形状，该也是不合比例的。
然后他再来转述，原本是匹马，可能被他说成鹿，再被别人听成驴，家乡就这样被记忆解构，成了一个四不像。
老一辈是否也是这样，从他的爷爷，他爷爷的爷爷那里，获取对故园、祖地的认知感呢？不得而知。
有一年，大舅邮来两本老家富锦出的书，父亲嘱咐我要认真去看，我也是听话，的确认真看了。我父母都出生在黑龙江富锦（是的，富锦就是我家乡的名字），现在还有许多同学和童年伙伴，用记忆里的某个清晨、打死的鸭子、支农的麦田、电线杆子、杂货店、二人转剧场、不息的江水和烧煤的味道召唤他们回去。他们也的确隔几年就回去一次，在城里小旅馆里住下，跟老同学老朋友们一起玩上个把月，回来后就在我们耳边细数家乡的变化。
当然，他们说的变化不是什么过去土房现在楼房、过去坐公交车现在开车之类高大上的总结报告内容，而是过去某某不爱说话，现在却是最爱张罗的人；又一起集体去了哪里游玩，租了大客每人出多少钱；今年回去又少了几个人，他们是如何走的……
这种用时间穿糖葫芦一目了然上有几颗大山楂的方式，最简单直接而形象，每颗山楂都是浓缩的果实，十几年才成熟。当剩下的果实就那么一两颗的时候，他们的聚会就停止了——不胜唏嘘的一声叹息即是他们一生的总结。是的，这些年，我父母已经不回去了，他们年岁大了，走不动了。
可是，我只在富锦度过3个月，富锦于我十分陌生，结不出一颗小小的山楂果。我现在的家乡是大庆，一个出产石油的城市。但我在这里生活了50年，也找不到山楂果。
我似乎有一种怪病——虽然生活在人群之中，但是，却只在各个边缘游荡。时间，被我任意增删，将我喜爱的童年光阴放大，将那些讨厌的事情雕刻，余下那些曾经参与成就我的今天的人和事，已经模模糊糊。
是遗忘病吗？我的父母都已经那么大把年纪了，怎么什么都记得？也许，是我所处的这个时代，给予我们的，就是冷漠吧。
我有家，没有家乡。有时间这根竹签，上面没有令人留恋的山楂果。
所谓故乡，所谓乡愁，也许，是口口相传的过程中滋生出来的巨大怪兽。
二
1969年，我在家乡富锦度过了人生最初的3个月，那3个月里，和我有关的，3件事。
第一件，我的姥爷喜欢在街上把我高高地举起来。
第二件，爷爷家要和姥爷家划清界线，让父亲和“国民党的女儿”——我的母亲离婚，将3个月的我抱给伊春美溪的大爷家。
第三件，父亲冲上一暖瓶奶粉，独自抱着我坐火车来到他工作的地方——大庆，母亲随后赶到并留了下来，从那以后大庆成了我们的家乡。
但在他们的心里，富锦是根。富锦城虽不大，但有粮、有江、有山，因为交通发达，离俄罗斯不远，在清末民初时就是松花江下游重要的城市，江上来来往往工农医学兵商。我爷爷当年闯关东至此，先是给人当伙计，有了些积蓄后，回山东老家把我奶奶娶过来，在富锦落地生根，开间前店后厂的小铺子。
做小生意的人，胆子是极小的。父亲小时候扔石子，失手打死别人家的鸭子，人家大人找上来，爷爷不问原委直接赔钱。后来姥爷三天两头被批斗，作为亲家，他怕得要命。
我姥爷解放前加入了国民党。不太确定这个举动是否有随意性在里面，母亲说，就是有朋友提议加入国民党，姥爷就加入了。当时他已经娶了我的姥姥，而我的二姨姥同期加入的是共产党。
解放初期，姥爷在县里上班，一个月挣50多块，家境算是不错。又因为是个读书人，受人尊敬。但很快作为“旧知识分子”接受改造，1957年被划成“右派”， 调到富锦师范学校教书，1975年去世，1979年平反。生前，每遇运动，他都是被批斗对象。
很多时候我都不明白，读书和生活，二者哪一个对一个人的命运影响更大。读书应该是让人明白更多的道理，而生活，才在揭示命运的真相。
1969年夏天，3个月的我白白胖胖像一块大豆腐，被姥爷抱着上街，邻居们会跟平日里一样过来逗我。他们没有疏远姥爷，在他们的心目中，姥爷还是那个谁来求字都给写、兴致来了唱一出《四郎探母》的街坊邻居。2006年表弟结婚我陪父母回去，特意去看在很多年前被小舅卖给他人的老房子。街上房子都变了样子，我们只能通过距离街口的长短，来揣测房子曾在哪个位置。有个年纪与父母相仿的人过来搭话，我们说找王予非家，问他是否知道。他说“知道知道”，然后指向我们面前的房子，并问我们是谁。母亲说“我是他姑娘”。那人“哦哦”看着我们说，“是老大家呀，这就是你们家”。母亲确定这人她不认识，不是街里老人，应该是后来搬来的人家。但他为什么知道我姥爷家的位置，我们没有再问。
虽然被划成“右派”，但我姥爷一直在教书，同时“应召”批斗，一次又一次。我的出生是件让他宽心的事，母亲说姥爷喜欢把我高高举起来，估计小小的我该是呵呵地笑，或者被阳光晒得眯起眼睛，又或者打个响亮的喷嚏。但是爷爷怎么看待姥爷家这边，我不得而知。并且，没有就这件事问过父亲。
我父亲行三，上有两个哥哥，下有一个妹妹。爷爷供每个孩子读书，很辛苦地积攒家业。
解放前，有一年，他进了批货，想在封江之前运回富锦，这样好在过年的时候有更多的货卖。他租了船装了货在江上紧赶慢赶，可是那年天气异常，忽然气温骤降，江上跑起了冰排……很快，封江了，船走不了了，爷爷只能“告别”了他的货独自回家……
后来怎样我就不知道了，因为得知这件事情的时候爷爷已故去多年，父亲也不知结果。现在说出来，倒是可以给松花江再添一个故事。
我的爷爷就是这样，看着老天的脸色，看着世人的眼色，小心翼翼地做着小生意，辛辛苦苦地养活着一家人。
母亲对两家划清界限只有一个解释，就是爷爷胆子小。
虽然爷爷在家门口大喊跟“国民党”划清界线引来了半条街的人围观，但最终结果是一笔糊涂账，因为当事三人“逃之夭夭”。我年轻的父母，被命运所安排，从那时起“划清”了和富锦的地理界限。户口显示：我随母从黑龙江富锦迁入大庆采油二厂图强村。
我的父母当年未必知道他们已经远离了原生家庭、原生环境。只有神灵才会知道，向左走的结果和向右走的结果相同还是不同，不同又是怎样的不同。我的父母当时还年轻，应该不会去思考这样的深奥问题（因为我就不曾思考过），估计爷爷当年也不知道他将终老于东北，他一生山东口音不改，如果他仍在，我一定会问，是不是脑子里总冒出“背井离乡”这个词。
他们只是如同世间所有平凡夫妻一样，进入了庸常的生活。首先是独立应付3个月的我——当时我在采油二厂解放南村一间干打垒里整日整夜地哭，他们不知所措。直到父亲的一位女同事来家看我，发现大热天还关着窗户，一语道破原因，开窗通气，我才不再哭闹。
三
我是1969年来到大庆的，父亲之前于1964年就来了，后来针对他们这些油田早期的建设者，有一个专有名词——老会战。而我这一代，也有一个专有名词——油二代。上一点年纪的人都知道“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上世纪80年代有电视看之后，每年大年三十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之前的新闻联播，都会播报一条“大庆油田原油连续**年稳产****万吨”的新闻，那时我还是一名中学生，坐在电视机前莫名地有一种自豪感。
在解放南村没住几个月，我们就换到二厂指挥部所在地——图强村居住。依旧住在干打垒里，与别人家共走一扇大门、共用一间厨房。直到1978年我上小学三年级时，才住进砖房，独立门户，也有了自己家的地窖。
图强村干打垒里的生活记忆十分浓烈，在后面的几十年间，当年的我总是时时像个隔世人一样，在各种各样的情境里，看着后来的我，我问不出，她（我）看那样的我时心里是怎么想的。
1970年底，家里添了妹妹，我们一大一小渐渐地长大了。长大的过程中，那个时候的人们，忙着时代让他们忙的事情，比如父亲，白天上班，晚上开会，每天很晚才回来。母亲去家属管理站干农活，她学会了种地，日落时和其他妇女一样，扛着铁锹走进村子。
我们也没闲着，忙着我们的事情。
我主要是淘，到处疯跑。妹妹主要是厉害，主持着孩子间玩耍时的“正义”。如果有人不服，就由我来动手解决。通常也解决不了，因为家家都有同龄的孩子，还没等打出胜负呢，大人就下地回来了。我父母那一代油田老会战，全国哪的人都有，我家那趟房就有上海人、北京人，互相之间都很照顾，平时深点浅点也不会红脸。大人看到后教导我们一番，通常是不许动手打架，要b好在一起玩，然后就领我们回家去了。第二天孩子们继续在一起玩，我妹妹继续主持“正义”，有人不服，我继续动手……如此循环，以致于长大后提起儿时玩伴，忘了大名，却能直呼“毛驴子”之类的外号。
那时候，父亲每四年有一次探亲假。过年的时候，我们就会搭车到萨尔图火车站，在那坐火车到哈尔滨，然后在哈尔滨再坐火车到福利屯，最后再坐汽车回到富锦。
1973年冬天，我们回富锦过春节。坐火车到了哈尔滨火车站后，由于去福利屯的火车发车时间在几个小时以后，火车站人很多很挤，我们全家站在一个露天的地方。我记得脚下是早就压实的厚厚的雪，地是白的，而建筑和人好像都是黑的。不知道什么时候附近来了个卖糖葫芦的。母亲带着轻嘲的语气说，“哎呀，这儿竟然有卖糖葫芦的”。我听了有点激动，想她可能会给我和妹妹买。结果她说完就算了，当时天太冷，我们也没有张口要。
从我记事开始，直到现在，母亲在说起一件事情的时候，总是带着轻微的嘲笑语气。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大概是她吃的苦太多了——8岁母亲病逝，学着和后母相处；10岁左右父亲开始被批斗，她敢在批斗结束后领人回家；高小毕业后因为成份没有工作，通过和父亲结婚才能不去当知青上山下乡；来到大庆油田时文化程度能给家属扫盲，但却要和其他家属一样扛起铁锹去种地；她识简谱，会唱评剧，晚上睡觉前，她和父亲伊伊呀呀的哼唱，是一天最美的时光，但在柴米油盐中，她的热爱和颧骨上的红润渐渐消失……她的母亲在初期梳大波浪踩高跟鞋穿格旗袍的样子是她内心深处的体面，她认为自己也当拥有，但却只能看着它们在戏里鲜活。所以在看到有人卖糖葫芦时，她认为自己本该想买就买，但是实际上却做不到。想到口袋里的钱，她讥嘲自己——我怎么把日子过得如此狼狈——那个时刻，她或许沉浸在对自己的可怜中，也或许沉浸在回到老家要如何面对两家人的思考中——之前我姑姑在信中索要粮票，母亲回信说暂时没有，等有了再给，结果收到斥责的来信；而我姥爷在病中，大舅尚在求学，小舅还是10岁的孩子……她在那一刻顾及不了我们姐妹俩。
偏父亲是极听她的，她没有发话，父亲当然不会想到。
父亲和母亲是经人介绍结婚的，但感情极好。刚结婚时，他们浪漫到特意搭车去萨尔图，从那里坐火车到安达，就为吃安达大冰棍，那可是“遥远”的上世纪60年代。
前面说过，我小时候很淘。父亲说他小时候很淘，估计我遗传自他。但我更愿意随母亲，因为父亲小时候没有遇到过那么多苦，就连打死别人家的鸭子赔了钱，爷爷也没有打骂他。所以我更愿意像母亲，这样她的童年在我心里就不那么沉重了。
四
在大庆油田，管我家这样只有父亲一个人有工作的家庭，叫单职工家庭。母亲是没有工作的，但能通过在家属管理站干农活，得到一些收入。我和妹妹长大了，就该上幼儿园了。这样母亲去种地挣工分，年底能得些钱。
幼儿园是一个大四合院，中间隔了一趟房，一边是小班，一边是大班。当时只有大、小班之分，貌似我虚6岁，在大班，妹妹实4岁，在小班。实在是佩服当年的自己，当看到是两个院子，那样我在另外一个院子里做的事，这个院子里的阿姨是不知道的。于是，我就趁看我们的阿姨不注意，跑到妹妹在的院子里，很认真地跟晒单子的阿姨说——阿姨，我妈让我来接我妹妹。阿姨信了，许可了。我就大大方方地带着妹妹离开了幼儿园。
我们跑到常去的村西边树林那边去玩。
当时那有一个大壕沟，沟上架着一个很粗的大铁管，我俩可以从一边跑到另一边，也可以趴在上面爬过来爬过去。那个时候我们也就这些玩法。父亲给我们在家门前绑秋千，拿轮胎剪皮筋是再大一点之后的事。由于当时谁也不知道我们去了哪里，我们玩的地方又是野外，没有人看到。母亲下地来接我们的时候，阿姨们才知道我们丢了。我和妹妹玩到天快黑了，才回到家里。回家后才知道父母找我们已经找疯了。
这件事的结果是，我们没有再去幼儿园，而是被锁在家里。天天父亲上班，母亲上家属管理站出工，我俩呆在家里的床上。
开始我们是乖乖地呆着。所谓家，其实就是一个大间再套一个黑黑的小间，厨房和大门我们与别人家共用。大间里有床、两个箱子和一个饭桌，小间里是一铺小小的炕——我得猩红热时天天躺在上面，一会睡，一会醒，醒来就看着昏黄的灯泡，全身时刻像有倒刺在扎——我对青霉素、链霉素过敏，没有其他治疗的药，只能挺。父亲每天下班第一件事是坐在我的身边，默默在看着我，问我想吃点什么。我总是摇摇头，或者说不想吃。父亲就默默地坐在我身边，看着我，许久才起身去忙别的。妹妹是不能进来的，因为怕传染。也是这张小炕，后来母亲在上面生下我的弟弟。
我和妹妹开始被锁在家里的时候，其实是很害怕的。曾经有一次，眼看着两只耗子在地上找吃的，吓得我俩坐在床上一动都不敢动。后来我们就“穷则思变”,把北墙上的小气窗当成进出门户，父母走后我们出去，他们回来前我们先回来。
那时候为了玩，实在是动用了我们聪明的大脑。我们综合地分析了气窗的位置、我们的身高，然后制订行动方案，而且是必须一次成功的方案。然后我们实施了，成功了——
由于我个子大，妹妹个子小，所以在出去时，需要我先出去，然后接妹妹出去。回来时，要先把妹妹先送进来，然后我再进来。
具体实施的步骤是这样的，由于窗下就是床，我们要把被子在窗口下方摞起来，这样后出去、先进来的妹妹就能方便出入。被子摞好之后，妹妹上来测试一下高度，达到让她头和胳膊能伸出去，就可以行动了。
行动时妹妹在旁边照看，我先从气窗里伸出手，然后人扣在窗口，再头朝下一点点地往下爬。这期间，手要吃力地抵住墙面，两腿要在窗口在撑着的状态一点点往外挪。我担心不这样，会一下子掉下来头撞到地，不知道这样的理解对不对，反正我每次都这样完成这个步骤。等手触到墙根时，脚正好钩住窗口。墙根那有截腐木，有时候会长狗尿苔，我们从来不碰，一来据说有毒，二来碰了，如果父母看到了，会怀疑这个位置不安全，会把气窗锁上。我的手稳住后，脚蹭着离开窗口到墙上，然后一点点地侧身落地，站好后喊妹妹。
妹妹听到我喊她，在屋里被子上头朝下脸朝墙双手支着，把脚伸到窗外，然后送劲趴在窗口上，我伸手接住她的脚，她再一点点往外退。退的过程中，我一点点抓稳她，等她头出来后，要顺手虚带窗户，达到在外面看上去是关着的效果。接下来把着墙一点点落地。
落地后就是我们的玩耍时间了。等玩到有大人下地回来的时候，就赶紧往家跑。
进去比出来简单。
先把妹妹托起来，我举她爬，一点不费力。到达窗口时，一推，人进去。由于里面是被子，她手一撑，一骨碌就落下去。紧接着，我倒立，脚钩住窗口，腿使劲，手往上送，一点点上去，等人扣到窗口后，脚已经在被子上，能吃上劲，上身放松，胳膊伸直，整个人就一点点进来了。然后迅速关上窗户，下来，把所有的被子恢复原样，放到原处。
通常我们做完这一切，母亲还没有回来。所以，每次我母亲进屋的时候，看到是都是我俩在床上玩。她后来说，“我还想呢，你们俩怎么那么老实”。
有次母亲他们提前收工走进村子。当时我们还在玩，有人跟母亲说，你看你家那俩孩子。母亲说，我家孩子在家呢。说的同时看到真是我们，惊讶极了。
我们被叫回家，然后，跟母亲“介绍”了一遍经验，等父亲回来后又再次“介绍”经验。那时候哪有秘密，一起玩的伙伴们以及家里大人很快就都知道了，只是不知道他们家的气窗怎么样了。
母亲似乎对我们做的这件事很感兴趣，还问过我，那么小的窗子，你怎么知道能钻出去。我说，我试了，头能过去，头能过去的空儿身体就能过去。
被发现之后，我们就不再被锁在家里了，也没有被送去幼儿园，好像母亲不去种地了，专门在家看我们——此处，我的记忆不太准确，接下来的也大致如此。
那时候不让种自留地，我们就在家门前种了个花园。我们看着小苗长出叶，吐出花苞，开出花来。母亲教我们识字查数。还悄悄养了头猪，没多久，“割资本主义尾巴”又给杀掉了，猪还很小呢。
五
1976年我上小学前，弟弟出生了。我们一家5口人，仅有父亲一个月50块钱的收入肯定不行，于是母亲又去种地。
那一年我7岁。从那一年开始，我的记忆中开始有了挨打、父母争吵等内容，可能这些也是记忆不太准确的缘由——谁也不想记住这些。
多年之后我想起，1973年冬天回到富锦后，下了火车直接去的是爷爷家。母亲在爷爷家坐了一会儿，就背着我和妹妹独自一人去了姥爷家。我俩发现后，躲着众人出了门，在雪地上连着跑过两个十字路口来到姥爷家，进屋后看到母亲坐在炕上，我俩就边喘边哭。事实上，热闹的爷爷家里，没有人在意我们去了哪里。
多年之后我知道，妹妹出生后，父亲曾经跟奶奶要一个椭圆型的木盆，想用来给我们洗澡。但是，奶奶拒绝了。据母亲说，那次父亲哭了。
我还有一个极深的、但不具体的记忆，它是否影响了我的成长，着实不好说。
时间是1975年冬天或者1976年的春天，我姥爷去世后。是个夜里，父母以为我和妹妹都睡着了，就小声说起话来。
开始聊的内容我已经忘干净了，只记得快睡着的时候，母亲突然讲起姥爷的事，为此父亲直说“小点声小点声”，我也跟着精神了，支着耳朵偷听。
母亲说了姥爷好多事——读书时敢在日本老师上课时说国语；加入国民党只是几个好朋友一起去某地过江（松花江）时随意聊起的结果；姥姥生孩子大出血去世后，为了不让她和大舅受苦而娶了不能生孩子的后姥姥；讲后姥姥温良恭俭，进门8年后竟生了小舅；病去前躺在老宅的外间，脸上（？）是止不住的血，要一遍一遍地擦……
母亲小声地讲着，有时还小声地哭。父亲有时提醒小点声，有时“嗯”一声回应。最后不说了，临睡前，父亲又提醒母亲，晚上说的话跟谁都不能说。
这应该就是夫妻之间的交心之谈了，不知道他们之前和之后还有没有进行过，我只听到过这一次。
时至今日，我还是没有想明白那一夜父母的聊天，究竟给我的人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童年的我猫在被子里，不敢大声喘气，情绪一直被他们所说的内容带动，有难过，更多的是气愤。我心里想着，一定要记住家里的这些事。但当时我太小了，开始几年还能记住，后来，就只剩下一些碎片了。
而这一场偷听，是接下来若干年里我的一个秘密，从未示人。体现在我身上最直接的反应，就是我经常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或者说，做哪些事才是有意义的。
等跟母亲说起时，我的孩子都上高中了。母亲听我说完，静静地想了一下，说，她不记得了——生活怎能如此吊诡，我认为如此重大的一个家庭事件，在母亲那里竟然是一次无关紧要的卧谈。但在梳理生活中众多亲人的样子时，我发现，母亲的前后说辞都有变化。那一夜的长谈，不一定是忘了，而是她褪去了火气，把痛苦都深埋了。就如她选择用“你爷爷胆子小”来解释两家划清界线的动因，“胆小”是爷爷为人处世的出发点，也是他日积月累之下的生活哲学，母亲不一定认可，但是尊重。短暂而又漫长的人生里，谁不是寻常众生的一份子？过着生死皆苦的寻常日子，哪里来得是非对错、大奸大恶。
而我对富锦的记忆，随着亲人们的个个离场，拼不出一张完整的图片。我姥爷，1975年走了（没有等到文革后的平反）。我爷爷，1985年走了。我姥姥，1989年走了。我奶奶，1994年走了。我大伯父在伊春生活，我二伯父和姑姑在佳木斯生活，我们在大庆，三地少有往来。
大舅退休后，卖了富锦自家的房子，去了北京表弟那里。后来表妹也去了北京定居。只余小舅一家还在富锦生活。偏小舅因做过错事，从不主动与我们联系，我父母回富锦时也极少见到。
今年春节前，多年不联系的小舅忽然来了短信——因无钱交纳养老金，恐以后生活没有着落，想要补交，希望伸手帮他一下。我父母虽然因为小舅失联多年而生气，但仍然汇钱过去。但钱汇过去之后，小舅再次没了讯息，惹得父母又是怨念，又是惦记。
六
据说富锦有两座山，东山乌尔古力山和西山别拉音子山。东山在当地很有名，侵华日军曾在东山里修工事，传说里面很复杂，连飞机场都有。大舅邮来的书里就讲了这两座山，还有好多民间故事、抗日故事。
我似乎见过东山，但不知道小姨说的“碗口大的花”是什么花。
那是1984年，母亲带我和妹妹、弟弟从富锦坐长途车到了一个地方，又坐拖拉机一类的农用车在乡间走了很久，终于在天黑之前到了姑姥家。
那是一个当时电都没通的村子。当年我姑姥虽然是家里唯一的女孩，仍摆脱不了嫁到乡下、生下一堆孩子的命运。母亲的小表妹——我的小姨，其实和我一样大。她特意带我去地里玩，指着远处的山说，那叫东山，春天开好多花，有碗口那么大。她还约我春天的时候再来，可我没能再去过。一周后搭车出村回富锦，我带上的是浑身被跳蚤咬的大包。
姑姥全家都很能干，后来在乡下种了好多地，在富锦城里又开了饭店。如今，就生活在富锦城里。母亲很惦念她唯一的姑姑，直到现在还经常联系。
我对东山的印象就是模模糊糊的一道远山，西山则全无了解，对松花江知道的多一些。
姥爷当年喜欢去江边钓鱼。可能是他技术不错，也可能那时候江里鱼多。总之他钓了很多，多到需要母亲去接，才能把鱼全拿回来。而且，那些不上斤的，钓上来就直接摘钩扔回江里。
而大舅小舅都爱游泳，年轻的时候都横渡过松花江。
我曾跟爷爷和父亲去打过渔。确切地说是挂鱼。不记得爷爷在哪弄的小船，我们划到一个江叉子上，然后爷爷下挂网，实在记不起当时是早晨还是晚上，反正四周黑乎乎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去收的网，很快我就看到奶奶在家里收拾鱼。挂的鱼有大有小，但我没有吃到嘴的记忆。
我父亲总是念着松花江。以前他跟大舅打电话时，经常会说起“今年是什么时候开江的”“是文开江还是武开江”这样的话题。
聊开江，是富锦人的一种身份认同方式，是另一种的“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有次我与南方的朋友聊起，他惊讶，文开江怎么个开法，武开江又是什么样的？我说，文开江就是春天的时候大江静静地解冻、开化，冰块顺流而下，没有发出大的声响；而武开江则是江上跑起冰排，不时有冰面裂开的声音，还有冰排相撞、叠加和撞击岸边的声音，场面十分浩大。
我说起这些的时候，脑海里想当然地出现了开江时的松花江。但我是复述父亲的原话，他说出这些的时候，他就站在江边。他和老家人打电话聊起的时候，他们就站在江边。他们在松花江边长大，我在听着他们说松花江的日子里长大，那条江，冻住过我爷爷的货，送给过我姥爷大鱼，也令我的舅舅们欢腾成游弋的鱼。
可是，我生活在大庆这么多年，竟很难找到值得讲给下一代的生活故事。我孩子似乎也没有对我的童年产生过好奇。我告诉过他们，我的童年有干打垒，有睡不着觉时害怕的大灰狼。可是现在，干打垒已经找不到了，幼儿园阿姨已经不再相信“妈妈让姐姐来接妹妹”了。虽然大灰狼还在，但大灰狼以前也在，以后还会在。
疑为丢失记忆的人，我遇到过一些同类。我们与常人无异，面容和善，举止有度，是无害的他人。但在内心深处，我们是恐慌的，没有心安的生活之地，食肉啖酒都不是滋味。几十年下来，那些装出来的欢笑，比真的还真，内心有时还会生出“病愈”的幻觉。而往往此时，会随之而来更浓郁的失落——有天乘电梯下楼，电梯里的邻居我却不认识。站在楼下，眼前走过面无表情的人，互相也都不认识。我扔了垃圾再上楼，烧水泡茶，看窗外早春里的城市。大庆，这个只比我大十岁的城市，几十年前一望无际的绿野，现在换成了望不到边的钢筋水泥。我在此长大，在此成家立业，如无意外骨灰也将埋在此地的某棵树下。但我知道，我用了50年没有扎下根，最终成了时间里的土著。
羡慕我父亲那一辈人，他们可以在他乡就着故乡下酒。我却只能在寄居的他乡，将后半夜的急雨充作稠酒，再拥紧被子，铺排三两句“谁能够，一蓑烟雨秋”之类的小曲儿。
故乡，在哪？
我偏记得1984年回富锦时小舅的样子——当时他做了两件同样尺码的中式立领、盘一字蒜疙瘩扣的对襟上衣，一件白色，一件藏蓝色。上街时，他要里白外蓝两件齐齐整整地穿好才出门。有天我在二人转剧场旁边和他遇上，当时他两件上衣都没系扣，蓝上衣的边儿板板正正地贴着白上衣的边儿，敞着怀，露出一线白背心。
年至半百，我养大了一只怪兽。
2019.6.1
于深圳罗湖天地大厦出租屋
作者简介：战佳伟，大庆油田退休职工。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曾从事油田企业打字员、报社编辑等工作，2005年出版个人散文随笔集《葵花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