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学的第三天，老师就建议我们每个人买一本字典。
“字典是不会说话的老师，它会教你们识字和写字，三角钱一本。必须人手一册”，周老师说。老师叫周云生，是从昆明下放来的，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下放，不得而知。周老师穿一套藏青色的中山装，偶尔脱开外套露出把白衬衣别进腰带里的潇洒来，四方脸，肤色乳白，说城市话，诶呀呀，简直是我们山旮旯众人的偶像，更戳疼少女们的心。
“买字典？字典是什么东西？”我妈妈问我。
“老师说，字典是不会说话的老师，它可以教我们识字，三角钱一本”，我说。
“给你读书就是天大的好事了，你还得寸进尺想买字典，肿得饱肚子该？”我妈妈撂下这句话，头也不回忙她的大事去了。
这个结果其实是在我意料中的，只是不死心问问瞧瞧而已。七十年代中期，我爹妈能够把我们姊妹七个的肚子囫囵过去不被饿死就是顶呱呱了，别说买字典，就是我们姊妹每人身上必须要有的一套衣服都破烂不堪的麻布，要想穿鞋子，就得靠大姐挑灯夜战一针一线缝了。
可我真的想要本字典啊，特别是看见纳树云李美英他们两三个已经把字典买了捏在手里，我的心就更痒痒了。
得想个办法!
我爷爷曾经是茶马古道上的马锅头，走南闯北很长了些见识，所以，他没有任何犹豫地把我爹——就是他的大儿子送到县城的私塾哪儿读书，直到我爷爷在赶马路上莫名其妙失踪，家道迅速败落，我爹只得辍学回家。
因为识两个字，我爹被推选为生产队的会计。
在计划经济时代，会计可是大官啊，生产队就算分10斤花生，分一挑谷子，还有每个人每天的公分，都得经过我爹的手，所以，我爹每天晚上都得点着松明火头勾勾忙活大半晚上，又是扒算盘又是记录的，要是账算不平，他就西瓜卵子破口大骂，以此发泄劳累和过多承担工作任务的不满意。后来我爹落下头疼痛的毛病，他就怪年轻做会计时用脑过度，我总觉得，做会计用脑跟头疼没多大关系嘛。
也是这个原因，生产队100来号人对我爹点头哈腰充满尊敬的同时，每一双眼睛都贼溜溜雪亮亮地盯着，巴不得在哪一个小细节上抓住我爹徇私枉法的小空子，最终没得逞。
会计除了记账，还有个大任务，就是管生产队的钱，不管几角几分，都在我爹手里。别看我爹是粗人，做事可细致，他把那些钱按照大小规格分类用细绳子扎起来，整整齐齐装在一个薄竹篾编成的发黑的腰子形状小盒子里，然后锁进我们家唯一的柜子里——这柜子的锁，是铜的，橘黄色，长方形，钥匙也很大一把，像根长棍子样。
要买字典，得从这里面想办法！
经多次窥视发现，我爹把这长钥匙藏在他的枕头里。
在一个热辣辣的下午放学回来，趁家里没人，我开始行窃，一切都那么顺利！我从最小的（指纸币的大小）捆里抽了三张，周老师说，三角钱一本嘛，再说，大的我也不敢拿。其实，捏在手里的这三张纸币是多少钱我也晓不得。
手里捏着这三张纸，我的心像揣着个鬼，左右都不舒服，晚上睡不好觉，也晓不得放在哪里安全，最后是塞在个墙洞里。
有了钱，才发现自己忽略了个大问题：去哪买字典？我只去过公社的供销社，那里卖的是锄头雨水冒还有解放鞋之类的生活用具，哪来的字典啊，致以县城，我晓不得在那个方位，也晓不得咋过去......那是多么失望的一种心情！
不到一个星期，战争爆发了：我爹发现他的钱被偷，这可是天大的坏事情！
我爹把视线百分之百瞄准我妈，在他的思维里，他这窝唯唯诺诺的姑娘是不会有这个胆量的，只有这个臭婆娘会给他挖这个陷阱。
我爹骂我妈“家贼难防”，讥笑我妈胆子小“你有本事拿咋不多拿几张？搞么才逼毛屎器拿滴滴......”
我妈妈眼里容不得沙子，嘴巴不饶人，她像只廋蚂蚱，蹦起来还击我爹：“你这泡稀屎，敢做不敢担，自己拿去嫖野婆娘还不敢承认！”
我爹嘴笨，嚷不过我妈，更是鬼火绿，他采取老办法：找根细棍子想来次家暴，我娘见势不妙，撒腿就跑，我爹只得干瞪眼。
我夜不能寐啊，又不敢说，要是我爹晓得是我干的，会把我吊起来披干巴的（拴在柱子上砸，这是我们家最严重的家教）。
最后想了个自认为是万全的办法：用小块塑料油纸把这三张纸币紧包起埋在院子里个石头下面。
上初中了，我才有机会从姐姐哪儿得到了一本我们家姊妹中一个传给一个的字典，没有封面，拼音查字和部首查字部分已经磨损得看不清字迹。
初中毕业后我考入师范学校。因为这个学校学费、教材费全免，还有伙食补助，是我们这种家庭最好的选择。
盛夏的一个周末，顺利参加工作的我回老家，突然想起这事，觅到那个石头，掰开，油纸布还在，仁慈的上帝啊，您跟一个愚昧的娃娃开了个多么无情的玩笑！
年限久了，雨水浸透，这三张纸币颜色和字迹已经模糊，但还能辨别:土黄的底色，上面写着“中国人民银行”，下面写着“一九五三年”，中间部分的左边是个立体的图案，上面写着“壹分”，右边是一辆解放碑汽车，车上装满了货物.......
也就是说，我从爹的柜子里偷出来的钱是三分！背着“小偷”的罪名自责和阴晦了十多年就因为这三分钱。坐在石头上，我真是哭笑不得！
我妈妈过八十岁生日的那天，我当着爹(此时我爹已经患功能衰退症，他不说话，也不认识人)妈的面向他们俩坦白，还我妈妈清白。
妈妈回忆了大半天还是没想起来。“就是我爹捏着棍子要揍你，你就赶紧跑的那次啊！”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老活天，想起来了......”我妈妈瘪着嘴巴，笑得口水沥勒。
“黄毛丫头，是咋过过来捏晓不得。”我妈妈摸摸我的头，混沌的目光闪烁着泪花，还有两道光芒。
生活的奇妙就在这里，有些时候，你会坚持不懈地去做一件事情，哪怕这事很滑稽。我有个嗜好：新学期开学，一定要给女儿买一本字典，还包括成语词典，给她买一个崭新的文具盒，一个新书包……这变成我一个又一个的新希望和新征程，我乐此不彼。女儿小学毕业后，我才把这些东西转送给别人。
灯草绒衣裳
我妈妈攒了大半年，终于在周云生老师回家过寒假的时候攒够了30个鸡蛋。她把鸡蛋装在糠里，用围腰布兜着送给周老师。“带回去给你妈妈尝尝，把个儿子送到这个地方来教书，她心里有多腊疼都晓不得，”我妈妈说。
作为回报，周老师买了件灯草绒衣裳回来送给我家。
衣裳用报纸包着，周老师叫我二姐带回来交给我妈的。我妈当着我们的面把报纸打开：银灰色的灯草绒上坠着黄色的花朵，黄色纽扣，就是袖子也开了口，有纽扣扣着，我们一家子都没见过这么漂亮的衣衫。
“啧啧啧，周老师太有眼光了，这衣服成这个样子，咋舍得穿？”我娘说，重新用报纸把衣服包起，装进柜子里锁起来。
这件衣服成为我们六个姑娘的心事，都在猜测，妈妈到底会把这衣服给谁穿呢？
按妈妈的心愿肯定要给大姐。因为她没让大姐读书，而是和她一起做活计苦工分供我们读书，内心对她的大姑娘充满愧疚，可大姐已经是大姑娘，这衣服她肯定穿不成。二姐的可能性也不大，她是我们姊妹中个子最大的，人才最好的一个，这衣服她也是穿不得。三姐倒是小个子，但她性格叛逆，回嘴变舌，时常跟父母对这干，不讨妈妈喜欢，再说，我三姐性格像个男娃娃，花衣服这样的事情，她不会多感兴趣。可能性最大的，就是四姐了。我这个四姐啊，天生就是软软的，面面的那种，皮肤白糯糯，两条大辫子随时梳理得顺顺的，不跳不闹，静悄悄地做她的事，一双大眼睛期期艾艾地瞧着你.....不爱都不行啊，是我妈妈的心头肉。而我呢，脏眯日眼，整天淌着两管鼻涕，还爱哭，得不得就睡倒在地上打滚，虽然几乎没人领会，最终还是自己讪讪收场，我却乐此不彼，经常被三姐骂是杀不死了老情羊(公羊)，要我妈把灯草绒衣裳给我穿的可能性也不大——这样分析下来，我失落极了。还有个妹妹，也不大可能，她还太小。
因为一场意外，四姐果真是第一个穿这衣服的人。
四姐和小朋友一起玩跷跷板，狗日的小萍用手按下她这一端后就“猛”地放开，四姐从跷跷板的那头狠狠地摔了下来，左手腕骨折，骨头像是要把皮子戳穿的样子，很吓人。
四姐像只受伤的小猫，坐在火塘边无声无息地淌眼泪，妈妈心疼得不行，把个四姑娘抱在怀里睡了一晚上。第二天，妈妈从柜子里拿出那件灯草绒衣裳给四姐穿上，领着她去找老草医郭医生包手去了。
“狗四手疼，可怜她下，给她穿下”，三姐这样安慰我，也是安慰她自己，我才晓得，其实，三姐也是在乎灯草绒衣裳的。
看病回来，妈妈把灯草绒衣裳洗干净，再用那张报纸包起，锁起来。我的心，才算装进肚子。
机会终于来了！
六一儿童节，学校要搞文艺晚会，周老师叫纳树云我们两个去唱歌，是男女声对唱。
演出的头一天，周老师特地交代给我：“回去说给你妈妈，明天你要上台演出了，帮你收拾干净点，公社的领导要来瞧。”
那时候没电灯嘛，演出只能安排在下午上课的时间。
大姐把我全身上下搓洗得干干净净，编两条小辫子，经得妈妈同意，穿上灯草绒衣裳，穿条补丁的麻布裤子，还有大姐做的布鞋。
灰老鼠样的同学们还有热心的父母在土球场上围了个圈，同学们在站在里面表演，教室里抬出几个长凳子支在圈子里，给公社来的领导坐。
周老师摇头晃脑地拉着二胡，我们合着二胡的节奏唱得很卖力。
（女）：奶奶喂了两只鸡呀
（男）：什么鸡？什么鸡。
（女）：大公鸡个大母鸡呀。
（男）：大公鸡大母鸡。
（合）：一只白天忙下蛋呀，一只清晨呜呜啼，呜呜啼！
我们两个小娃娃扭着屁股摇着头，表演很是投入，获得满场喝彩。
我们唱好后，一个戴着软踏踏遮阳帽，一脸慈祥的老者从长凳子座位上站起来向我走来，他捏了捏我的脸，呵呵地笑着，把我抱在怀里就问:“这是哪家的姑娘？歌唱得好，人长得俏，还有两个小酒窝。”老者放下我，再次在我的脸上捏了下，拍拍我的肩膀说，“小姑娘，这灯草绒衣裳好瞧喔，好好读书噶。”他顺便还摸了摸纳树云的头。
我妈妈就在人群中，看到自己的姑娘被人夸奖，她自然兴奋，我才钻进人群，就被她一把抓过来搂在怀里。“好好读书，以后有穿不完的灯草绒衣裳”，妈妈说。
作为奖励，灯草绒衣裳妈妈接连给我穿了三天，第四天，她才叫我大姐帮我脱下来洗干净，又收装起来。
除了大姐二姐，我们四个姐妹都穿过这衣服，谁有出门等重要的场合妈妈就给谁穿上。
这件灯草绒衣裳是我们姊妹几个童年最美好的憧憬和向往，它像灯塔样，鼓励着我们为拥有一件真正属于自己的灯草绒衣裳而奔跑。
2015年年中，90岁高龄的母亲频繁出入医院，这个灯枯油尽的老人明白自己的日子不会很多了，她挑了两件自己喜欢的衣服留下（作为寿衣）之外，其一都折叠得整整齐齐，装进一个一个袋子里，逐一送给寨子里家境相对差点的老人甚至是小媳妇。
“烧了就是一包灰，太可惜了，一样意思不有，洗干净了，你们留着做活计的时候乱穿穿”，妈妈送衣服的时候都这样交代，她实在舍不得把这门好的东西给烧了。
年底，妈妈大限了。那天寨子里老老少少都围拢来，好几个老人、媳妇的手里提着妈妈之前送给她们的袋子，里面是妈妈一心想叫她们留下的衣服裤子，还有床单、枕头套之类的。
“留下一样做个纪念就好，老人高寿，能得到她的东西是福气，咋过能让她在那边连换洗的衣服裤子都不有嘛。”所以，她们又都把妈妈送的东西送了回来，把弟弟皮卡车车厢装得满满的。
在我们老家，老人过世后是要把他生前所使用的东西都焚烧了给他的，说是只有这样，他在那边才不会受穷。
其实，妈妈送出去的衣服又被送回来的原因，除了寨子里的三亲六戚不想破坏这个老规矩之外，更主要的是，现在家家户户都富裕了，买点自己喜欢的衣服裤子穿穿早已不是问题，哪个也不想穿一个过世老人留下的衣服了，尽管，这些衣服裤子花花绿绿，款式不落后，布料也不差。
妈妈，你就尽管穿吧，这年头，不管地上还是地下的，都不愁这个了！
作者简介：徐培春 女 彝族，中国少数民族学会会员，云南省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十八期少数民族培训班学员。在国家、省、市级刊物发表过作品。作品“醉马店”获滇东文学奖，出版短篇小说集《莲》曾从事过教师、乡镇宣传委员、县级报社记者等工作，目前在县文联供职。小说中的故事在小说中结束，生活的故事还在继续。为了这种精彩和感悟而书写、而讴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