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江苏文坛，赵本夫被公认为最具有文化异质性的作家。从斩获大奖的处女作《卖驴》，到中期代表作“地母”三部曲，直至最新长篇力作《天漏邑》，30余年间赵本夫不断探索、思考，最终形成了具有鲜明个人标识的创作风格，既豪放不羁，又瑰丽多姿，既厚重坚韧，又满怀悲悯。特别是他对土地、文明、人性等命题的思索，堪称具备了史诗般的磅礴品格，在江苏文坛独树一帜。近日，《文艺周刊》对文坛老将赵本夫展开了专访。
改革开放， 成就处女作《卖驴》
文艺周刊：您的小说处女作《卖驴》真实表现了改革开放之初，农民渴望致富，又对政策“恐变”的复杂心态。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在这个历史节点上请您重新回顾这篇小说的创作过程，应该有特殊的意义。
赵本夫：《卖驴》是我1981年发表在江苏《钟山》杂志上的。和同龄作家比，这个年龄（33岁）才发表处女作算很晚了。实际上我从少年时代就立志文学，但70年代极左思潮笼罩文坛，对于报刊上的那些文艺作品，我是有所质疑的。但我并不着急，一直在读书、积累、思考、等待。
我爱读历史，读完历史就像活了几千年，此外还阅读了大量的中西方文学经典。70年代，全县的许多书都被储存在县通讯报道组的仓库里，这些书就和我的办公室一墙之隔。我就和一位复旦大学毕业、后来到徐州日报社工作的同事“里应外合”，钻进仓库里去取书，他负责在外面接应。就这样一直保持阅读，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思想解放，我才真正动笔，并且一写就成了。《小说选刊》转载时还配发了中国社科院著名评论家杨世伟先生的文章，评价这部作品“出手不凡，一鸣惊人”。
《卖驴》中有两个典型细节：一是“孙三老汉”被毛驴拉进火葬场，二是兽医“王老尚”的神鬼鞭。两个不搭界的故事放在一起，作品的立意串活了，表达那个年代的农民有如惊弓之鸟，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一种悲哀，同时也写出了他们对国家发展前途的信心，正因为如此，孙三老汉最终没有“卖驴”。这一点是我在和农民的长期相处中特别深刻地感悟到的。
文艺周刊：除了《卖驴》，同时期创作的《“狐仙”择偶记》《绝药》《绝唱》等短篇小说也十分惊艳。这些作品取得成功，是否缘于您对于乡土社会的长期观察与积淀？苏北故乡对您作品的气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赵本夫：我的写作，一开始就是扎根于、也得益于我所生长的苏北大地。我是“老三届”，1967年高中毕业后，就回到乡下工作。后来被调到县里做新闻报道，其后又有六年时间，是在农村工作队与农民吃住在一起。割、砍、锄、耪，摇耧撒种，所有的农事我都能上手。得空的时候，还背着粪杈子四野捡粪，顺便去外村找人下棋。周围几十里地，哪儿有高手，我都知道。这一段时间是我创作的重要准备期，让我真正懂得了脚下的土地，了解生活其间的农民的情感、愿望和心理。《卖驴》就是我以小说的方式，为农民说几句话。
至于作品的气质，我希望写出豪放、不羁、坚韧、厚重而又满怀悲悯的作品，对这种气质的追求和它最终的形成，和苏北这片土地有很深的关系。徐州连通中原，既是黄泛区，又是从古至今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徐州人自古关心天下事。一个作家如果没有地域文化背景，是很大的缺失，但另一方面，如果作家不能从这种地域文化中超越，则很难达到一个高度。
文艺周刊：说起您的短篇小说创作，不得不提起《天下无贼》。2004年《天下无贼》被搬上银幕，这一成功的商业改编使您这位纯文学作家迅速闯进了公众视野。您自己怎么评价这部作品？
赵本夫：《天下无贼》只是我比较重要的短篇之一。当时冯小刚花了好几年时间才得到了这部作品的版权，当时他还希望我能亲自把小说改成剧本，我想想没答应。我跟他说，小说写完了，我就是个甩手掌柜。
在《天下无贼》中我想写出的是人性的复杂，好人也有邪恶的一面，坏人也有善良的一面，小说中的王丽和王薄这对贼就是这样的人。有人说这部作品太理想主义了，把傻根写得那么单纯，把贼写得那么好。我倒认为，有人愿意坚守美好的信念，有人愿意呵护这个美丽的肥皂泡，这有什么不可以呢？文学本就具有理想主义的特质，总要呼唤一点什么。
采风和远行，构成我文学的一部分
文艺周刊：在您的人生中，有一段时间值得铭记。1985年夏天您骑着自行车，沿着黄河故道骑行了20多天。这次远行对您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赵本夫：应该说直接促成了我创作的转变。1985年之前，我的作品主要反映农民的疾苦和追求，同时探索国民性，1985年至今则主要探索人和自然的关系、生命状态、社会和人性的残缺等。
我的故乡徐州位于豫苏皖鲁四省交界处，黄河改道后，给这里留下了丰腴的土地。1985年，我沿着黄河故道采风，20多天骑行了1000多公里。一天午后，我看到残破的大堤下有一个老人正在劳作，这个场景太有画面感了，一下子就击中了我：老人脚下的这片土地曾经属于谁？在几千年的历史上，这片土地曾有过多少主人？再过两百年、两千年，这片土地又将属于谁？大地谁都不属于。她只是“母亲”。历史上曾经发生了多少开疆拓土、割据攻伐的惨剧，都是因为错误地把土地当成了财富。人类只有把大地当作母亲，这个世界才能够真正变得美好。沿着黄河故道的这次考察，直接影响了之后的创作轨迹。此后十年间，我写下《涸辙》《走出蓝水河》《蝙蝠》《陆地的围困》等中短篇小说，并开始酝酿长篇系列“地母”三部曲（包括《黑蚂蚁蓝眼睛》《天地月亮地》《无土时代》三部长篇小说）。
2005年我还进行了一次历时五个多月的远行，是到西部“流浪”。我始终认为，文学从来不是文学本身，而是社会科学、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综合，作家没有广阔的社会视野，写得再多也只是自己的庭院文化。作家还是要回到人间，凭借一点个人体验，光在书房和咖啡馆里待着是远远不够的。
文艺周刊：这段时期您的文学观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赵本夫：《卖驴》等“为农民说话”的作品取得了成功，但随着视野的开阔，我意识到优秀的文学应该是在更深层次上与人类的命运对话，我希望自己写出有历史纵横、有文明演进、有人类胎记、有神秘色彩、有东方哲学内涵的中国小说。我认为，真正优秀的文艺作品一定具有三种品格：一是宗教感，就是对于文学艺术的一种执着；二要有对信念和价值的坚守，不能哪儿热闹哪儿去，到处赶时髦、赶潮流；三要有诗性。文学创作要基于现实，但又要能“飞”起来。有足够的想象力，才能呈现出最大的艺术张力。
文艺周刊：“地母”三部曲使您获得了“中国的劳伦斯”的美誉。站在人类文明转型的十字路口，您和20世纪英国作家戴·赫·劳伦斯无疑有着共同的关切，即对文明演进的利弊得失发出永恒的追问。对此，您能详细谈谈吗？
赵本夫：举个例子，《无土时代》的主人公石陀，没事就偷偷用锤子砸开马路，让小草从露出的土地里生长，他建议城市绿化应该种麦子，还在政协会议上发言说，人类的各种现代病都是因为“不接地气”。确实，城市文明已经远离和抛弃了土地。他们住的是高楼大厦，脚踩的是“无土地”，脚下的一层水泥地，把人和土地全隔开了。所以，怎么理解现代文明？文明的本质是秩序，没有秩序就会天下大乱，但文明是把双刃剑，当它造成人类对土地的远离、对自然的戕害、人自身生命力的萎顿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疏离，这种文明还是我们需要的吗？文明的演进需要我们不断对之前的秩序展开追问：它是对的吗？当然，石陀的做法有些激进，但文学不要求面面俱到，面面俱到的文学已经太多了，它需要的是从某个角度切入，强化作家自己的观念。有人批评我“向后看”，但我认为，我的这种观念恰恰是超前的。
写作，要形而下也要形而上
文艺周刊：去年您推出了最新长篇小说《天漏邑》，这是继“地母”三部曲后，您耗费十年心血写出的一部鸿篇巨著。它延续了您在“地母时期”对土地、自然、文明等命题的思索，同时这种思索在向更远更深处推进。您能具体谈谈这部作品吗？
赵本夫：《天漏邑》有两条线索，一条讲述从天漏村走出的抗日英雄宋源、千张子的故事，这条线索交织着正义与邪恶、忠诚与背叛、惩罚与宽恕等对立复杂的命题；另一条线索讲述大学历史系教授祢五常探秘天漏村的历程。小说里，天漏村是女娲补天时留下的一个破绽，为的是“泄风雨雷电”，警示惩罚这里的罪人。这样小说就有了寓言色彩：在黑与白、善与恶、忠与奸之间，背着原罪的天漏村后人们艰难地行走在刀锋之上。
写《天漏邑》，最主要想表达的其实是和解。哲学告诉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世界，而文学可以告诉我们怎么和世界相处。在这部作品中，无论是宋源还是千张子，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或叛徒，特别是千张子这个“叛徒”，立功无数，却因忍受不了敌人的酷刑而“在一瞬间发生了迷乱”。这说明，人也有“漏”。我这么写不是替他开罪，而是想表达，人应学会尊重差异，尊重世界的丰富性，学会与生活、与自身和解。我和年轻人聊天时经常会劝他们，当看到社会、他人和自身的问题时，要想办法积极改进，这才是一种成熟的心态。社会人生都应当倡导一种正气。就像《天漏邑》结尾处引用《周易》的话说：天下雷行，物与无妄。
文艺周刊：尊重差异，尊重世界的丰富性，您的这种观念是否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赵本夫：是的，和而不同，和为贵，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我和西方人说和而不同，西方人不理解：不同的事物怎么能和？他们的思维是二元对立的，非黑即白，不是对就是错。外国朋友来我家，我让他看看窗外，窗外有灌木、乔木，有各种动物、植物，它们各有各的生存智慧，彼此间的差异构成了互补，才使得这个世界丰富多彩又和谐相生。我说，你们美国是参天大树，但只有参天大树能称为世界吗？世界多元化的本质就是和而不同，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带给世界的最古老也是最时髦的智慧。
在这里我想顺便谈谈文化自信，我们没必要妄自菲薄，我们的文化里有很多很多了不起的东西。现在，如果一个艺术家的家里放着一口棺材，我们会觉得很前卫，但是千百年来，中国老百姓家里只要有老人的，一定会备好一口棺材。我的一篇小说《老槐》里还写到这个，里面两个老人各自夸耀自己的棺材多么多么好，一点也不认为犯忌讳。所以在中国传统观念里，生与死的转换是很自然的，你说这观念不现代吗？还有中国传统家具，都是用的榫卯结构，不用一颗钉子，也不上油漆，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木材原有的气息和光泽。但是在西方，为了使木制家具结实耐用，他们发明了三合板、五合板，把木料挤压得严严实实的。我对外国朋友说，你们终于把木头征服了，但是真正的木头已经消失了。所以中国和西方相比，到底谁更尊重自然？
文艺周刊：您对当代作家特别是活跃在江苏文坛的作家有关注吗？关于现在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您怎么看？
赵本夫：也会关注当代作家的创作。中国最好的小说一定和世界是同步的，特别是我们江苏的作家队伍比较整齐，在全国处于较高的水平。有人说江苏的文学欠缺厚重感，我认为这么说有失公允。厚重感不光体现在对社会历史题材的开掘上，有的作家擅长书写个体的情感体验或者其他题材，把每一种题材写到极致，那就是厚重。《战争与和平》是厚重，《红楼梦》《安娜·卡列尼娜》也是厚重。
文学批评方面，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文学批评不能变成“人情批评”。我做过近20年的《钟山》主编，和很多批评家都是朋友，但我从来没对谁说过：你给我的作品写篇评论吧。甚至我给批评家朋友寄书时会附上一张小纸条：不必写任何评论。在我看来，不强求是一种尊重，也是为了文艺批评健康发展。批评要把人情的因素剔除出去。要面对文本，不要面对人。另外，在世界文学面前，我认为中国批评家应有自己的批评视角，应该面向世界文学，建构中国特色的批评体系。
文艺周刊：能透露下您手头上正在进行的作品的情况吗？写了这么多年，担不担心自己会落后于时代？
赵本夫：新作的情况目前还不能透露。到了这把年纪，确实对社会生活直接参与得少了，更多的时候是旁观，但这并不影响什么。写作，不仅要扎进去，还要浮上来，要形而下，也要形而上。最终决定一个作家能走多远的，还是他的思想和精神。
赵本夫，1947年出生于江苏丰县，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至今发表出版小说近500万字。其中，“地母”长篇三部曲之三《无土时代》获选人民文学出版社“新中国60年长篇小说典藏”系列，并入选《共和国作家文库》。2018年，最新长篇小说《天漏邑》荣获“首届汪曾祺华语小说奖”长篇小说奖。根据本人小说改编拍摄的影视作品《天下无贼》《走出蓝水河》《青花》等产生广泛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