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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 伟:文学一直眷顾浙江这片土地

发表时间:2018-11-05  热度:

 

 

 

  无论是在《越野赛跑》《爱人同志》《风和日丽》《南方》等长篇小说的书写中,还是在《乡村电影》《小姐们》《水上的声音》等小说集的叙事里,作家艾伟的笔触,自始至终都聚焦在“生命本质中的幽暗和卑微”上。他在自己笔下的南方小城里,以个人化的方式让文学和历史、现实紧密纠缠。“从《爱人同志》甚至《越野赛跑》开始,艾伟便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写作视野和话语方式。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沉迷于欲望场景和都市传奇,更无意为一种早已泛滥的所谓的前卫生活作证,他写作的个人性,并不黏附于那些耳熟能详的公共经验上,而是力图以不同的视角,揭示那些被忽略、但极为重要的内心事件。他的写作同样是个人的,但这样的个人连接上的是更为广阔的存在视野。他敞开的是一种隐秘的、具有‘个人深度’的经验。”评论家谢有顺曾这样评价他的创作。

  如今,这位住在钱塘江边安静写作的作家,接任浙江省作协主席。“我非常明白,自己首先是一位作家,写作是本分。”在艾伟看来,无论身处何时何地,即使遭遇困难重重,在这个无比丰盛的经验世界中找寻出属于中国人的内心语言,有效且有信服力地打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将是他执着思考并探寻的写作方向。

  “文学生态的营造非常重要,对才华的尊重和及时的肯定,比什么都重要。”

  记者:你当选浙江省作协主席,这一身份的转化必然会对你的写作和今后的规划产生影响。你如何看待自己的新身份?

  艾伟:肯定要适应一段时间。我本质上是个安静的人,我非常明白,自己首先是一位作家,写作是本分。这个职位当然需要承担一定的责职。在我的认知里,这个职位最重大的责任就是营造一个公平的环境,不公平的环境会给真正的写作者带来伤害。

  我觉得,文学生态的营造非常重要,对才华的尊重和及时的肯定,比什么都重要。浙江省有一件事做得特别好,就是“青年文学之星”的评比,我个人觉得,从首届起至今,基本上是公正、公平的,回过头去看,每一位文学之星都成长得非常好。这个奖因此赢得广泛声誉,甚至改变了一些年轻写作者的命运。

  记者:浙江省作协九代会的工作报告,在梳理了作协五年来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绩之外,还让外界读到浙江文学界直面问题的坦诚和勇气。报告中毫不避讳地提到了浙江文学发展中尚存的一些问题,比如直接反映伟大时代变化和浙江现实生活的文学创作比较薄弱,等等,也由此提出了下一个五年发展中的工作重点。在你这几年的观察中,浙江文学处在怎样的状态之中?文学与时代之间存在的某种“时间差”,是必然还是偶然?

  艾伟:我个人觉得浙江文学一直非常棒。

  文学一直眷顾浙江这片土地。浙江的现代作家是黄金一代,领风气之先,堪称丰碑,今天浙江文学依旧实力很强,浙江省完全称得上文学大省。报告中有一个数据,浙江青年作家每年在《人民文学》《收获》等重要刊物发表作品110多篇。我也认为浙江省每一个代际的作家都很棒,拿到全国去都毫不逊色。浙江作协要做的工作是推广好他们,主要是媒体这块,让作家走向公众,需要媒体包括新媒体这个桥梁。我们会在这方面下一些功夫。

  作家写什么样的题材,同一个作家的兴奋点和个人秉赋有关,这是不能强求的。不过有一点是需要警惕的,我们多年来的文学观念,特别是纯文学领域似乎有一个稳定的同时也是封闭的系统,对时代以及时代面临的问题不怎么关心,一个作家如何从既有的认知体系里解放出来,能面对这个现实,对这个时代经验做出有效的辨析和及时的回应,观察及探索文学新的可能性,这方面不仅仅是浙江省的作家,也是整个文坛普遍性的问题。

  记者:这次大会也体现了浙江省作协对网络文学的重视,此前浙江率先成立省级网络作协,此次选举中,浙江作协副主席成员中也第一次出现了网络作家。浙江的网络文学正在以蓬勃之势发展。你对网络文学可有比较切近的观察?

  艾伟:是的,浙江省是最先成立网络作协的省份,因为我们省的网络“大神”非常多,杭州成为网络作家聚集地的一个重要原因和影视业的发达应有关系,浙江电视剧的产量是全国第一。网络文学有个重要的特点是其商品性,是一个长长的产业链,浙江人对商业性是非常敏锐的,围绕着网络文学形成的产业活跃了地方经济。

  我读的网络文学非常少,所以也不敢对网络文学多说什么。年轻人喜欢网络文学大概同网络文学的代入感比较强有关,或圆一个英雄梦,或满足现实中无法达成的欲望或梦想。个人感觉,网络文学同现实未必有太紧密的关系,可能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密,也因此,网络文学不但在中国,在海外的儒家文化圈中也传播得很好。

  我一直认为,“文学的归文学,商品的归商品”。真正的问题还是好的文学生态问题,即要保护好那些日趋小众的纯文学作家的尊严,因此,对文学的评价体系不能出问题。网络文学在中国的兴起是现实,网络作家粉丝众多,书卖得很好,但不能因此作为评判标准。当年鲁迅的书还没张恨水卖得好呢。文学有一个重要的维度就是精神性。我希望有朝一日,网络文学在精神性上能向纯文学更靠近一些。但话又说回来,张恨水是鸳鸯蝴蝶派的通俗作家,可他的书今天还在卖,从文学史的意义上来说,他也占据一席之地,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出现一位网络作家成为副主席呢。

  “中国人的经验世界无疑是庞杂而丰沛的,这为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作家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

  记者:你之前一直在书写关于南方的故事,写南方的风物,南方的气候、植物、人情、街巷,“南方文学传统在我看来有着植物般生长的丰富性和混杂性”。你觉得江南文化的浙江特质在何处?在讲述中国故事之时,浙江作家可以写出怎样别具一格的“浙江故事”?

  艾伟:“江南”这个词在中国文化中特别重要,如果中国文化中缺少“江南”这个意象,其丰富性会大打折扣。中原文化原本是以伦理见长的、居庙堂之高的文化体系,正是江南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让这一文化更多地呈现出生活的、诗意的、人性的肌理。而杭州无疑是“江南”的想象之地。

  我觉得有一句话是对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出过鲁迅这样的作家的地方,一定是文学特别钟爱的地方。至于中国故事或浙江故事,我觉得这和一个作家的出身及经验有关的。当年鲁迅在北京,他写的是绍兴故事。一个作家,如果生活在浙江,他的经验来自浙江,他不太可能去写一个东北故事。这一点无须刻意强求。好的小说,好的故事,就像天然之物,正在某个地方等着一位作家去捡回来。愿这样的好运降临到浙江作家的头上。

  记者:你从宁波调到杭州后,写作和生活并没有太多进入公众视野。但生活环境的变化,必然会带来一些新的冲击和碰撞。你这几年在写作、文学上的思考,是否发生了变化?听说你还在画画?

  艾伟:我一向生活得很安静。从宁波搬到杭州,基本上就是换了一个地方,生活并没有多大改变。改变的只是窗外的风景,杭州的山水真的很美,我住在钱塘江边,每天对着窗外的江水和对岸的月轮山,窗外就是一幅画。

  画画这件事就是玩。我画得很少,但经常看画读帖,这至少让我眼力见长,好的画和好的字就是经得起看的,不腻。中国人某些骨子里的东西是不会变的,诗、字、画,他们的趣味和思考方式是一样的,完全是中国式的。一位台湾地区的教授曾经跟我说,中国人就是中国人,近现代史上有那么多破坏,但破坏不了李白和杜甫。他说,一个中国人,特别是文人,在他的生命里总有一天会遇见杜甫。

  在小说这一领域,中国传统在世情小说上特别发达,以书写活色生香的世俗生活见长,即使在今天,我个人认为,在写“鸡飞狗跳”的世俗生活上,中国作家无比出色,可以说比国外作家写得更好,但现代以来,我们在写的小说其实是西方意义上的小说,需要对人的丰富性和精神性作有效的探询,需要问题意识,需要对时代精神图景进行辨析和解剖。如何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找到一条通道,是我思考及写作的方向。

  记者:迅速变化的时代正在对文学提出要求。你的写作中其实一直比较专注于通过时代意志下人的境遇,依你看来,文学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呈现当下和生活?

  艾伟:经验对小说而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比如肖霍洛夫的《静静的顿河》,像是从大地上生长出来的,其经验的丰润庞杂,令人折服,肖霍洛夫亲历了那场革命,他公允而忠直地记录了革命年代泥沙俱下的众生,记录下大时代洪流中个人的心跳,记录了他们的理想、野心和私欲。看这部作品我经常惊叹,只有亲历者,才能捕捉到如此细微而鲜活的经验。

  在当下,中国人的经验世界无疑是庞杂而丰沛的,这为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作家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但是,如何去处理这个无比丰盛的经验世界,并从中找寻出属于中国人的内心语言,是一桩极其艰难的甚至是开拓性的工作,如前所说,也是我思考的方向之一,并且深感困难重重。不过,既然从事了这个职业,我想,作家们还是有责任去探寻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身为今天的中国人,我们生命的支柱究竟是什么,中国人的心灵世界究竟有着怎样的密码,我们如何有效地、具有信服力地打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并找到中国人的“灵魂”,这一切还是值得这个时代的作家们去探险的。

(原载2018年11月01日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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