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才知道，这里是我一生中注定要背井离乡在此生活近两年的地方。
一座临街的长方形灰色的大楼，一排排紧闭的窗户总共五层。一进楼门两边走廊，挂满白花花写满墨笔字的大字报。人一走过，大字报纸被风带得哗哗响。只有开门的地方没大字报。不过这时的大字报已经没有当初那么杀气腾腾了，都是“批判四人帮”、“小爬虫”、“打砸抢分子”之类的话语。我从中找到一扇门钻进去，一问才知小说北组和南组都在三楼。那时人文社的小说编辑室分南北两组，以长江为界，将南北两地作者分由南组和北组负责，我在北方燕赵之地，自然属北组。
一进北组，靠墙一圈八九张桌子前坐着的全是老编辑，每人书桌上都堆着满满的书稿，连地上都是一摞摞用纸绳捆着的厚厚的装书稿的牛皮纸袋，上边写着书稿的名字。此后才渐渐认识了这些老编辑：王笠耘、王鸿谟、许显卿、张木兰、李庶、谢明清、邢菁子等，并知道五六十年代的长篇名著如《青春之歌》、《三里湾》、《林海雪原》等等的责编竟然都是他们，他们都有相当深厚的编辑功力和文学修养。此刻，他们扭过头从不同角度瞧我，叫我有点发慌。
一慌差点忘了我来找的李景峰叫什么，只用手指指这张已经熟悉的挺白净的笑嘻嘻的脸儿。李景峰先给我引荐了一位胖胖的和善的中年女编辑，告诉我她也是我的责编，叫邢菁子，“以后你归我俩管，韦君宜是你的终审。”说完便带我到四楼西北角一间大屋子说：“你就住在这儿，这一屋人你有两天就熟了，全是作家。”
定神一看，满屋是床铺、桌子和人，有的在埋头写东西，有的聊天抽烟，有的躺着睡觉，有十来个人，更像大车店。这些人全是生脸，也没人认得我，却有两位热情地告诉我，靠窗那张床和床边一张小木桌和木椅子是我的。不一会儿李景峰就笑嘻嘻抱来一堆东西。一个竹壳暖壶和两个水杯，几本每页五百字的空白稿纸，一本《现代汉语词典》。他说：“行了，东西都齐了。你在哪儿吃，哪儿买饭票，哪儿上厕所，哪儿寄信就问问他们。你把你的窝儿归置好就开始干活吧。”
屋里没柜子，我找个纸箱子，把从家里提来的装着衣服杂物的大书包塞在里边，放在墙角，将毛巾搭在床架上，再把另一捆资料图书打开摆在桌前，铺上稿纸，我的正式“写作生涯”就这么纯粹地开始了。
李景峰和邢菁子都是训练有素的、严格得有点苛刻的编辑，尤其是景峰。他首先教给我系统的标准化的改稿符号。他每看过一页我的文稿，就会把里边所有标点错误和错别字，像捉虫一样“捉”出来，用红笔纠正，像老师批改作文，也像在警告我。那时的编辑是要和你讨论作品人物的，直到把人物谈活了谈深了，再由你去改，当然他不会把他的观点强加进你的作品中，但如果你写得不确切不合理不充分，他会把稿子毫不客气地打回来。我感觉他对我像在“挤牙膏”。他却笑道：“谁叫你有潜力，可是不尽力。”
记得一位美国作家对我说她的编辑更厉害，有时还会动笔删去一段甚至加上一段。我说如果你反对呢？她说我会把我写的那段恢复回来或把她加上去的那段删去，我们常在稿纸上打架。我说，这很美好，你的编辑已经把你的作品当作她的作品了。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和我的编辑也是这样的关系，不过李景峰和邢菁子很少在我的稿子上添加什么。有时在稿纸边上加一句是给我看的：“怎么这个错别字又露面了？”
在人文社最受尊敬的是韦君宜和社长严文井，并非因为他们是“社领导”，而是他们的文品与人品，他们在“文革”中都受尽折磨。有趣的是人们对韦君宜的称呼，当面郑重其事地叫她“君宜同志”，背地里反倒亲切地称她“韦老太”或“老太太”，这恐怕与她的性格有关。她很低调，不苟言笑，人却耿直善良。后来读了她的《思痛录》才更深刻地了解她是个“思想性”的人物。我与她接触的这段时间里，总觉得她郁郁寡欢，是不是缘自她的心正处在对国家与民族反思的痛苦中？
那时，在楼里偶尔会碰见她，她最多点点头便走过，很少说话，但她审我的稿子时用笔说的“话”却很多。她改稿的方式很特别，常常用蓝、黑、红三种颜色，先用蓝改一遍，再用黑改一遍，最后用红色圆珠笔或铅笔。这表示她是一遍遍看过的。她是终审，终审通常看一遍。我不知道她审别人的稿子是否都看好几遍。我却从中看出她对我严格的要求与有心的帮助。那天，李景峰跑到我屋来，把五十多万字一大摞书稿往桌上一放说：“天天玩！不好好干活，老太太一看就火了，把你稿子毙了。”
我听了还真的吓一跳，再看稿子就乐了。我说：“毙了还用费这么大劲儿改？”
李景峰说：“你这家伙还真鬼，要不老太太说你聪明呢。认真看看老太太那些意见，老太太说你要是看不明白就去找她。”
韦君宜的办公室在二楼楼梯旁，房间很小，桌上堆满书稿，一盏台灯，一个挺大的白瓷笔筒，里边插满笔，还有些平时随手塞进去的乱七八糟的小东西。有时她要找个大头针或曲别针，便会把笔筒翻过来，将里边的东西哗啦全倒在桌上，从中去找。这些东西里还有牙签、眼药水、饭票、按钉、皮筋、衣扣、发卡等等。但她在稿子上却一字不苟，她的心思全在稿子上。忠于文学——这是她给我最深的印象，也是对我最主要的影响。
那时我的生活在人生的底线上。
洗脸没有香皂。一方块最廉价的含碱的肥皂洗衣服也洗脸。一个月用三十五元，余下的钱留给家用。地震后房倒屋塌无家可归，妻子带着孩子寄居朋友家，妻子上班很远，骑车一趟要四十多分钟。冬天孩子放学妻子还没回来，屋里没炉火，只能在地上不停地蹦，好使身子发热。我在北京改稿，一日三餐加上两包烟，再没别的花销，吃饭时只能买价钱最低的菜，烧茄子一角钱，炒菠菜五分钱，菜不够吃就找师傅要一勺菜汁。有时馋得厉害就到隔壁北小街街口的小面馆，花三角五分钱，买五两小肉面，狼吞虎咽吞下去，然后像富翁那样挺着肚子走回社里。隔一阵子，李景峰把我叫到他家，吃一顿韭菜肉馅的饺子，对于我，这一顿有肉的饺子和国宴没什么两样。谁知道这些事让韦君宜知道了，她特批给我每月十五元的补助。她肯定知道我这么大的身个，顶不住如此艰辛的脑力劳作。这使我终于可以多吃一些烧茄子，甚至一盘洋葱炒肉片了。这是救命般的支持，让我感到一种母亲般的温暖，她和我母亲是同时代人，比我母亲小两岁。然而，她见到我却从不提这事。一次，她给我一个书单，叫我到人文社资料室去借这几本书，有李伯元的《庚子国变弹词》、刘孟扬的《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还有马克里希的《天津租界被围记》等等。我很奇怪，她并不研究近代史，这些很偏的书她怎么知道并读过？
在人文社四楼上那段日子虽很艰苦，但很特别，也快乐。那个时代，人很少攀比。其实人的烦恼一半是比出来的。我们那一屋子“作家”，都没出过书，都有希望出书。大家来自各地，各有各的经历和故事。写东西的人都关注生活里有意味的事，都有一肚子故事满脑袋杂学，于是搁下笔的时候就天南海北聊大天。记得那时我们都抽烟，我抽天津最廉价的“战斗牌”卷烟，有时天晚了，没处买烟就抽别人的，虽然都穷，没人吝啬，彼此烟茶不分家。有时写到夜里没烟抽了，就在地上拾烟头，将烟丝弄出来，撕条稿纸卷上，舌头一舔用唾液封了口，点了便抽，那一口挺过瘾。这种日子这种滋味现在想再尝一尝也没有了。
四楼上还有两个编辑室：一是古典文学，一是外国文学。这两种书皆我所爱，编辑们又都有见识又有学问，有的本身就是学者或翻译家。比如矮胖胖的刘辽逸，我曾读过他翻译的托尔斯泰的《哈泽·穆拉特》，十分钦佩他译笔的干净又有韵味；还有《莱蒙托夫传》的译者孙绳武、《斯巴达克斯》的译者施咸荣、《怎么办？》和《屠格涅夫文学回忆录》的译者蒋路等等，他们学识渊博，聊起外国作家就像聊自己的老朋友，生动又快意。还有拉美文学编辑室的王央乐（王寿彭）给我印象很深。他身材略胖，戴一副圆眼镜，鼻子发红，人很随便，健谈。他精通西班牙和拉美文学，那时他还没有译出《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但他谈起《堂·吉诃德》，好像那本书是他写的，他似乎记得每一个细节。我特别喜欢听他侃外国文学。那时“文革”刚过，古典文学与外国的文学尚未摘下“封资修”的帽子，出版业务尚待恢复，却常可以看到一个或高或矮或胖或瘦的人怯生生上四楼来，走进古典文学或外国文学编辑室，很快引起里边一阵喧哗，过后听说是哪位编辑被落实了政策，刚从什么农场返回北京上班来了。凡这种人都把制服穿得规规正正，头发整整齐齐，好像假释出来似的。
我和这两个编辑室最热烈的接触是通过打乒乓球。那时人文社二、三、四楼走廊西端都各放一张乒乓球台，逢到上下午工间休息时候，便各拿各的手拍来赛一场。游戏规则是打十一分，谁输谁下，按照先来后到排着，轮到谁谁就上。别看这些编辑文质彬彬，打球却各有绝招怪招。有时业余球手的球挺怪异，很难应付，尽管动作不规范，谁也不追究谁。我当过运动员，应变能力是天生的，很快就有法子克制他们，不过我不会总霸着台子，连胜两次过了瘾就故意“喂球”，让人家赢。在人文社打球最大的快乐如同下棋，一边打球一边斗嘴，说说笑笑，其乐融融。
当然，四楼的“作家们”也有痛苦的时候，那便是某位作家的书稿改不出来，被中止出版，要卷行李回去了。这时候我们这些同屋的伙伴便会约上他到外边小馆子喝点酒送个行，大家尽力说些宽慰的话。可是真待到这位走了，空了床，也招致一些伤感与叹息。
（本文节选自《凌汛》，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