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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 晓:求学年代的那些事

发表时间:2022-12-18  热度:

 

山村小学:快乐的童年

 

七岁那年,父母把我托付给村里已经上学的一群大孩子,嘱咐他们带我一起去上学,从此,我的童年就和一个帆布书包,一条崎岖狭窄的山路,一所坐落在山巅上的小学连在一起。

发蒙读书开学那天,金灿灿的秋阳从东边的山顶上冒出来,暖暖的。母亲把父亲从部队带回来的一个洗过几水绣着“为人民服务”几个鲜红大字的帆布口袋交给我做书包,我于是每天便蹦蹦跳跳地跟着村里上学的大孩子们走向学校。

从家里出发,大约走过两里路,前面是一条小河,趟过小河,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山间小路走四里多路是一片森林,靠近路边的森林里有一座古老的山神庙,庙里矗立着几块大石头,石头上雕着几个老者,大人们说,那就是菩萨。从那个山神庙前面往东走,沿着盘旋在一片叫做杨家箐的大脚下的小路向上爬,穿过郁郁苍苍的树林,约莫要走四里路,来到大方至纳雍的县道旁边一个叫龙场的地方,靠近公路右边山脚下有一种栋青砖青瓦的高大楼房,那是我们村(那时候叫大队)的办公楼兼农场小学的教学楼,周围是密密实实的松林。小学的房子分两层,底层是四间,左边前面的一间是分销店,后边一间住着一户人家,和这一前一后两间房子并排着的是两大间宽敞房间,中间一大间是大队的办公室,最右边那间就是我们的教室。楼板是木楼板,十分宽绰,容得下三四百人,另外一个班的学生就在我们头顶的木板楼上读书。

学校只有一男一女两个老师,男老师大约三十多岁,女老师二十多岁,年轻漂亮。教室里课桌凳简陋至极,就是用三棵长长的干木棒凿眼子,订榫头分别一头做两只脚支起来,我小时候把它叫做马杆,一间教室里摆放着三张这种长马杆,学生自由搭伙自带木板和板凳,自己从家里扛来一块长木板搭在两张马杆之间,坐在板凳上就可以读书写字了。我是和吴白幺、小瘪叔轮流带板凳和木板的,后来因为吴白幺喜欢编假话打小报告,我把他换成了留级的老九叔,让他和别人搭伙去了。

学校是复式班,当时我读的班级就是一、三两个年级坐在一间教室,那个漂亮的女教师就是我的班主任,她叫龙长英,我们一群孩子都喜欢听她讲课时甜甜的声音。老师给我们上课先在左边上完一年级的课,布置作业给学生后,又在右边给三年级的上课,布置作业,一节课40分钟老师都只能不停地讲,一天五节课全部抵满,非常劳累和疲惫,但我们每天都看见这位年轻漂亮的女老师一脸和蔼,笑眯眯的,似乎繁重的工作给她波澜不惊的生活带来无穷的乐趣。许多年以后,我以她为原型创作的诗歌《山村的花朵》在省里荣获优秀奖。

学校里没有大钟也没有铜板钢板之类可以敲响的东西作为学生作息的信号,老师们不知是从哪里弄来的一个铃铛,上课时,老师拿着铃铛“当当当——当当当——”三下三下地敲,下课时“当当——当当——”两下两下有节奏地敲。铃声一响我们就如一群撒野的雏鸡扑向学校,放学后像小鸟一样飞出学校。操场是一大块四五百个平方的泥巴球场,天晴的日子,才能够在上面做操、打篮球、滚铁环、甩纸飞机、放风筝、做游戏……。落雨的季节,老师就只有把体育课改成文化课。

午休时间,我们是不能回家吃午饭的,学校隔我们家太远,将近十里路,几个村庄的孩子都集中在这所村小学读书,中午只能学生自己带午饭。我家没有带饭的家俬,幺叔把他从北京当兵时荣获标兵的奖品——一个大大的表面镀瓷的茶缸送我,我因此每天晚上都要装好满满的一缸饭,第二天清早上学时背在书包里去学校,然后将晌午(午餐)放在学校侧边的喻三奶家,中午休息时再去热饭吃。

课余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虽然是物质匮乏的年代,但是孩子贪玩的天性驱使着我们自己去寻找乐趣。一年四季,不论是上学,午休还是放学,我们都有自己的玩法。春天,我们上学时一路欣赏小路旁盛开的杜鹃花、山茶花、木姜花、油菜花,在小河里捉鱼儿、黄鳝和青蛙,有时候还在山林里捉住了几只美丽的鸟儿,可惜那些鸟儿关在自家鸡笼里第二天便逃得无影无踪了;夏天,一群孩子用豆芽草(一种翠绿色的山草)编织的草帽盘在头上,在校园后面的山坡上玩“打仗”,模仿电影《冀中地道战》中的游击队员和日本鬼子“开仗”。一些时候,我们中午也背着老师跑到学校附近的松林里采摘松果,到山里摘白草莓,牛角莓,栽秧莓,吃着这些山上的野生东西,我们会感受到野外生活的乐趣。有一次,我们五个孩子各自摘了一书包沙糖果,吃不完又不敢带到教室里吃,一群孩子站在公路边犯难,后来我灵机一动就在公路上招手拦住一辆汽车,司机问我们有什么事,我们就说:叔叔,你开车辛苦了,我们每人送给你两捧沙糖果。司机笑眯眯地接过我们的沙糖果,连声夸奖我们是“雷锋似得好同学”,我们几人真的就屁颠屁颠的乐开了。当然,也有躲在教学楼的墙根下看小人书的时候,记得我自己买的第一本小人书是《地下城堡的毁灭》,第二本是《闪闪的红星》,以后看多了就记不清楚了;秋季,我们会在天刚朦朦亮的时候跑到生产队的大核桃树下捡核桃,中午休息时跑到山林里去掰野毛栗,除了放在家里烘干之后,背到小街上去卖的那些野毛栗之外,每个秋天都会送给老师许多核桃毛栗。后来,老师发现我们喜欢掰野毛栗,就发动全校学生每天中午用一小时开展勤工俭学掰野毛栗,老师带着大同学把捡来的野毛栗背到县城卖掉,用所得的钱买篮球、羽毛球、乒乓球、跳绳、黑板檫、扫帚之类,培养了劳动兴趣的同时,增加了学校的设备,丰富我们的课余生活。冬天,大雪封山抑或是滴水成冰的日子,我们喜欢在冰冷的雪地上打雪仗、堆雪人、掷雪球,有时候在家里做一架四脚朝天的木凳带到学校的操场上滑冰,偶尔有滑冰时倒在地上打出血的时候,也有拿自己教室里的板凳去滑冰,把板凳上的漆磨脱落的时候,但绝对不会讲让大人们知道,因为如果大人知道了,少不下在大人的怒骂声中“吃挂面”(我们这地方把挨一顿打叫“吃挂面”)。

那年月的小学只是五年制,五年时光是短暂而又难忘的愉快的。对我而言,学习根本谈不上紧张,课本也委实不算深奥。我的切身体会是:玩够了再来学习很上心,无意识学习的东西记得很牢固,如果太把学习当成一件严肃的事儿,恰恰适得其反。整个小学,我听老师讲课都很随意,然后看看课本上的例题,做起作业就得心应手了。起初,老师怀疑我的成绩,有意将我调到两个捣蛋学生坐的那一排,却也丝毫不影响我的学习效果,平时他们俩人干什么傻事我都参与,但做起作业的时候他们抓耳挠腮,老半天想不出一点名堂来,对于我来说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以后他们把从家里带来的甜荞粑粑、核桃、板栗、甚至用家里一年吃不上几顿的糯米粑换取我的作业抄袭。年长月久,老师终于认定我的成绩是真实的,但对我带着别人捣蛋的做法特别反感,但又无法收拾我,因为是她把我调到那两个坏学生那儿去的,反而成全了我享受“进贡”的殊遇。每逢假期,我最多用两个星期的时间就把假期作业做得一干二净,其余时间帮家里干点农活,下雨天在家里看课外书,因为父母没有上过学的缘故,家里仅有的几本《毛泽东选集》几个假期就被我翻遍了,只得到村子东头一个叫做李登朝的亲戚那里借小人书和小说回家来看,像《隋唐英雄传》和《北宋杨家将》之类的故事我小学毕业时就耳熟能详了。整个小学五年的时间,我听课都是吊儿郎当的,唯一值得肯定的是:我的记忆力还算不错。读一年级时,听见老师在教室右边给三年级的学生讲课,无意中就听懂了一些,因此,到三年级时学期课本就驾轻就熟。模糊记得我们班最初是20多个同学,毕业那年只剩下9个学生,小升初考试我鹤立鸡群,考了180分,位居全马场学区第一,而其他八个同学彻底掉队了,因为当时上初中最低也要考120分才能录取,除我之外最高分的是一个女生,但她只考了80分。

时光如流水,三十多年弹指一挥间,童年的小学早已经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崭新漂亮的教学楼,一所具有现代气派和风格的希望小学,校园广播系统里清脆温馨的普通话提示,洋溢着今天校园里孩子们金色童年的欢欣和快乐。如今,每次回到家乡,经过这里,都忍不住放慢了脚步仔细凝望,回顾童年逝去的日子。再也找不到曾经求学过的母校当年遗留的一块砖一片瓦的痕迹。然而,穿越几十年的时光隧道,仿佛还能够感受到当年老师敲响的铃铛声、同窗们朗朗的读书声以及无以言表的乡间泥土里如母亲怀里一般温暖的气息。

 

初中:汗水打湿的青涩年华

 

离开岔河小学三十多年了,我常常把那个叫苏麻地的地方当成我的第二故乡,因为那个地方是我人生道路上一个铭刻在内心深处的驿站,我与苏麻地有解不开的情结。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在当时的坡脚区有一所岔河小学,学校附设戴帽初中,是一所典型的的山村学校,当时在大方县内听起来是震耳发聩的,甚至在毕节地区也是一所响当当的学校,乃至于在省教育厅那里也是小有名气的,因为学校里的戴帽初中点每个级只有一百左右个人,每年录取中师中专的学生就有二、三十个,曾经在录取率创最高纪录的时候占全县录取人数的五分之一。在那个人们还比较崇拜工薪族的年代,许多有远见卓识的家长都不惜拿出节衣缩食省下的钱将孩子送到这所教学质量让人羡慕的学校,期望孩子能够考上一所好的学校,日后端上国家的“铁饭碗”贡献社会,减轻家庭负担,做好兄弟姊妹的榜样……。

岔河是当时坡脚区的一个行政乡,学校坐落在乡政府驻地一个叫苏麻地的村庄,典型的喀斯特地形,学校周围方圆十多里全部是大理石构建的石头山,人多地少,当地人的副业主要是从事石工,差不多村村寨寨家家户户都有人当石匠,石匠们靠山吃山,农活做完之后,男人们就在山上的石旮旯里捣鼓,加工石磨、石碓、墓碑、坟石,石盐碓等。否则,贫瘠的土地上产出的粮食就只能满足半年的生活,因此,当地的初中生读书都非常刻苦,都希望录取之后吃上公家饭,摆脱从事重体力劳动的石工命运。当地的寒门学子一个劲地拼命努力读书,也因此造就了那块土地上的每一个村庄都有许多学生考上工作,当时的苏麻地那个村民组,几乎每家有一个人领国家工资,让我们这些外乡去求学的学生也颇为感动和倍加羡慕。

十二岁那年,告别了那所潜居深山中的龙场小学的快乐时光,抛下曾经朝夕相处的同学——因为他们在小升初的考试中扎扎实实地掉队了。而我,头顶全区小学升初中第一名的光环,满怀春风得意般的欣喜,在我年近不惑的父亲期冀的目光中兴高采烈地走进那所全县教学质量鼎鼎有名的岔河小学戴帽初中求学,走进汗水打湿青春的日子。

缘于我的毕业成绩是马场区的冠军,学校毫无疑问把我安排在所谓的“快班”,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重点班,班上的的同学多数都是来自不同乡镇的尖子生,他们的学习方法新,学习资源丰富,学习积极性空前高涨,学习方法灵活多样,教师们的敬业精神在当时大方农村学校独一无二,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在班上“吆鸭子”(成绩挂末),岔河小学与我原先就读的龙场小学相比,实实在在地说存在天壤之别,校风教风班风学风都是一流的,堪称全县的典范。在那样的环境里学习可谓是“万类霜天竞自由”。

学校管理是很规范的,每个星期要开两次校会,校长组织全校学生学习上级的规章制度和学校的各项制度,表扬优秀的学生,宣布对违规违纪学生的处分,班级的出勤、纪律、学习园地的班刊和校刊的质量、考试成绩等都作为评比内容,每月公布一次结果,以此推动教风班风学风向好的方向发展;学校把每个学生每年3.5元的人助金订《中学时代报》,我们在读报时汲取了许多知识,开阔了视野;教师们忠于职守,平易近人。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在路上请教数学老师黄伦贵题目,他经常都是顺便坐在路边的石头上给我讲解,语文老师张顺连出钱订《中学语文》和《语文报》送我们几个家庭贫困的同学阅读……。

当年的学习场面是非常壮观的。每天早上七点半上早自习,晚上八点上晚自习,岔河小学是当时率先上晚自习的学校,而且一直坚持十多年,开始时没有通电学校曾经让学生端着煤油灯上晚自习。不论是清晨、课间、或是下午放学、周末节假日,站在校园后边的山坡上极目远眺,都会看见校园里的操场上,白杨树下,校园周围山上山下的草地上,岩石上,公路边,田坎上,菜畦边,苞谷林里四面八方都密密麻麻地站着或坐着看书的学生,仿佛天上闪烁的星星;一些时候,参加自学考试提升学历的老师也和学生一样起早贪黑地勤学苦学,示范引领学生们勤奋学习。

当年的中师中专考学压力不亚于现在的重点大学,全县每年参加中考的学生四、五千人,只录取将近一百多人,真可谓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我在小学时学习负担不重,轻轻松松考高分。进入初中,我依旧学习很散漫,但除数学之外的其他学科还算可以,考个七十分左右不成问题,就是那科该死的数学,让我迟迟跨进师范学校的门槛,初中毕业那年只考了可怜兮兮的30分,因此只有选择补习。

补习班的日子,和作家刘震云写的小说《塔铺》中描绘的很相似,有许多纨绔子弟是来学校找女生谈恋爱的;有不愿从事体力劳动来学校躲活路(体力劳动)的;有因几分之差落选来补习准备明年东山再起的。我这个农家子弟因为心中有梦想——想走出农村挣脱“三斤半的锄头把”,学习成绩也还勉强过得去,准备下年打翻身仗。因此,我补习的第一年不论春夏秋冬的周末,都要到煤洞上背煤到寄宿的地方去生火做饭吃,平时无暇欣赏窗外的风景,注目路边的花开花谢,也无心观察班上谁和谁恋爱了,谁个漂亮的姑娘在意自己,以致若干年后,当年的老同学戏谑说我这个人年轻时找女朋友的眼光高瞧不起她们,我都倍感委屈和莫名其妙,其实,一个忙赶路的人谁有心思欣赏陌上花开的鲜艳,更无心感受花朵的芬芳和燕子的呢喃。

然而,遗憾的是:那一年因为考学的心情迫切,考语文做题时心里总是想着慢慢地来,把基础题全部回答正确,加上我的作文一向不错,心里盘算着这一次考上算了,却遭遇“欲速则不达”的尴尬,由于速度太慢,一向都是语文尖子生的我居然考到作文那一题时讨厌的钟声拉响了,我当时急得要哭,因为没有得作文写,语文只考了51分,数学也只考了52分,最终以总分八分之差名落孙山,对于当年考取20多人的岔河小学来说,我觉得非常耻辱,怀着沮丧的心情回到老家露水沟那块黄土地上和父母一起谱写春耕夏耘的诗句。第二年,我用一年的时间,在家自学,晴天和父母一起干农活,雨天或农闲季节在复习功课准备再考,重点攻克数学,不幸的是第三年的中考又以八分只差落选;第四年在父母的支持鼓励下我鼓起勇气去学校补习,在学校食堂每月交30斤苞谷米6元钱吃饭,夙兴夜寐,用6元钱在县城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平面几何解题思路》认真咀嚼,终于找到学习几何的途径,以87分的数学成绩考上毕节师范学校,感受孟郊的诗歌“昔日龌蹉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意境,三十年过去了,我至今还保留着那本曾经为我指点迷津充当“救命稻草”的好书,并把它推荐给我的孩子,考取专业学校那一年,我十八岁,青涩的年华忍受学习日夜兼程的煎熬,经历一次又一次中考落榜的打击,最后过五关斩六将一路疲惫实现自己的夙愿,如乡村的一株狗尾草一般“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枝繁叶茂起来。

回顾初中时代寒窗苦读的蹉跎岁月,其实内心深处也曾经暗恋过一个心仪的女生,她高挑的身材,红润的面颊,柳叶眉下迷人的丹凤眼,直挺丰满的前胸曾经占据过我心灵的一席之地,又仿佛是飘荡在思念的天空一朵灿烂的云霞,我们之间的同窗友情海洋般深邃,而男女之情却因我的羞涩、胆怯、自卑和矜持而一直到毕业时也难于启齿,以至于造成有情人难成眷属的遗憾。许多年后,我从其他同学的口中知道她毕业之后因为成绩不理想没有再复读,嫁在一个遥远的小山村,风华正茂的年华就痛失人生伴侣,年轻守寡,日子过得很苦很苦,我才顿觉当年的矜持亏欠了这位学生时代的第一个红颜知己一种说不出的东西。

人生的花季雨季,我没有轻松和浪漫,没有歌声和吉他,而是经受激烈的竞争,经历没有硝烟的战争洗礼,受尽考学坎坷的蹂躏,感受榜上有名的欣喜和疯狂,体验一个少年对自己心仪姑娘爱慕又羞于启齿的情感折磨和煎熬,第一次懂得竞争的含义,明白人生在世许多艰辛和疲惫是必要的,它至少让我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坚信“爱拼才会赢”的信念,拼搏的路上可以嗅到百花的芬芳,但不能放纵情感的河流一泻千里,毕竟韶华易逝光阴易老,同时也要相信汗水打湿的青春一定会绽放出绚丽的色彩。

 

师范:并非人生的最佳选择

 

师范,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当年考学榜上有名的时候,故乡的父老乡亲们都啧啧称赞,一个跳出“农门”的“小鲤鱼”的故事也因此传遍山乡的九沟十八寨,然而,我要说,走进师范,并非我人生的最佳选择,只是权宜之计。

当初在初中的求学生涯中一次又一次地走进补习班,忍受一次又一次名落孙山的打击,并非就因此要将自己人生坐标定格在乡村小学教师的位置上,而是雄心勃勃走进师范学校,企图利用师范学校免费吃饭的机会,扎扎实实学好师范的文化课,因为那些课程实际上就是高中的内容,打算获取推荐保送读大学的机会,因为当时我的家庭经济拮据,走这一条路是一种曲线考大学的机会,退一万步说,即使不能获取推荐的机会,学好文化课回乡下教几年书参加普通高考也未尚不可。然而,人生不如意者十有八九,正如《三国演义》上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此话千真万确。回眸我曲折的人生轨迹,心想事成的机缘往往与我这个命运多舛的跋涉者一次又一次地失之交臂,选择读师范想借此机会跳进大学成为天边的彩虹就是我青春的长廊里跨不过的第一道门槛。

1988年秋天,我怀揣这青春的梦想昂首阔步走进师范学校,一想到自己才十八岁,正值人生的花样年华金色年华,就不想同那些坐烂了补习班板凳二十五六岁酷似熟透苹果一般老气横秋的同窗们一样看见异性就蠢蠢欲动地千方百计搭讪讨好,整天沉浸在打牌,掷骰子、下跳棋、打羽毛球、跳迪斯科、逛大街的娱乐中,其实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他们非常现实地想把和自己一样曾经在补习班坐得屁股生老茧的异性追来做自己的枕边人,好让今后的日子高枕无忧,给自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母交上一份双喜临门的满意答卷。于是,我悄悄在心底告诉自己:一定有坚定信念发扬初中时候勤学奋进的精神,遗憾的是:第一学期下来,其他学科成绩都在学校规定的八十分以上,而体育成绩拼命也只考了七十二分,请班主任老师去说情也无济于事,因为上体育课的王学善老师是一个铁面无私的“包青天”,然而,学校规定的推荐保送条件是必须三年每科都在八十分以上,还要有一年评为“三好”学生。这样一来,我获取推荐读大学的奢望就像美丽的肥皂泡一样永远地破灭了。

然而,年轻气盛的我那一颗躁动的心始终难以平静下来。初中时候在一些学生刊物上读到过学生发表的文章,当时内心都有一点跃跃欲试,可惜升学的“压力山大”让人喘不过气来,现在读不成大学了何不转移方向:课余时间多读一些文学名著写写日记收集素材偷偷写点文章投稿,这种想法刚刚在我心目中潜滋暗长后就付诸实践了,每天下午都不辞辛劳不厌其烦不嫌疲惫地浸泡在图书馆阅览室里,周末放弃了逛大街看电影找女生聊天的黄金时刻在教室里写稿,在宿舍里刻印文学小报,做着一个绚丽的作家梦。

因为有梦,三年的时光里,我冬天不知寒冷夏天不知炎热地浸泡在学校的图书室阅览室里放牧自己的青春。从《诗经》到《两只花蝴蝶》,从中国的鲁迅茅盾郭沫若到西方的莎士比亚左拉艾略特马尔克斯……。古今中外的许多名家经典我们都囫囵吞枣地拜读,常常被一个又一个成功的文学形象感动着。自费订阅了《散文选刊》、《诗歌报月刊》、《山花》、《诗潮》、《诗神》等几十种文学刊物,每年都会有一本厚厚的读书笔记,记录读书时的妙词佳句精彩段落。

因为有梦,三度春秋,“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为异性回眸一笑或蹙眉一怒而或喜或悲,在青春的日记里写下瞬间的情感波澜就是所谓的爱情诗;为看不惯同窗的一举一动写下一些过激的挖苦讽刺的文字自认为是杂文;将一些并不典型的故事拼凑成文自以为是情节曲折的小说。如今回忆起来,我们当初是何等的幼稚可笑啊!

因为有梦,一千多个日子,我每次在学校文学社的油印刊物《晨钟》上发表一篇文章之后都会喜出望外,似乎自己就是文曲星。在我的记忆中当年同级的学生创办的小报就有《红杏》、《黑土地》、《柳芽》、《枫林》、《一代园丁》等油印报刊。多数时候是一群爱好者自编自印自己发放到各班。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毕师的学校领导一直为我们这种狂热的举动推波助澜,在学校财力并不雄厚的情况下提供油印机、纸张、蜡纸、油墨等办刊条件。让我们一群热爱文学的小天使在校园的天空里自由飞翔。多年之后,学校领导的名字依然像星星一样闪烁在我们记忆的天空。

因为有梦,我就会放飞希望。热心于学校文学社活动,狂热地读书写作,然后又不厌其烦的把稿件投进绿色的邮筒。终于有一天,《少年人生》发表了我的散文《故乡的山路》,随着文学社的成员们蜂拥而上踊跃向各级报刊投稿,在编辑老师们的关心和呵护下,《高原》、《未来作家》、《毕节报》、《毕节公路报》、《贵州教育报》、《中师报》等报刊上出现了罗龙、李振志、郑启航、马孝军、苏涛、宋家军、管鹏等人的名字。当时大家都非常希望能够到专门从事写作的岗位工作。可惜当年的夙愿只有少数同学将它变为现实。

不能上大学,只能退而求其次,在学好20多科课程的同时,培养自己对文学的爱好这点小小的兴趣,让自己在后来若干年的从教生涯中不寂寞不沉沦也是为人生积累一笔微小财富,当年在一个叫虎踞山的地方,一所叫做毕节师范的学校种植狂热文学梦的懵懂少年,如今已人到中年,在三尺讲台耕耘十二个春秋又在教学管理岗位上履职十二个冬夏,却依然“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依旧忙里偷闲奋笔疾书述说遥远的心事。而当初想走进象牙塔却只能成为一名教师,想成名成家的梦想由于自己命运蹇劣才疏学浅而被搁浅在人生荒芜的沙滩,没有走向自己少年时光中梦寐以求的人生憧憬。仅仅是曾经付出的汗水使自己在“孩儿王”的岗位上成为一名称职的语文教师,让自己在远离都市的山乡不愧对在黄土地上书写绿色诗行的父老乡亲,让自己在管理岗位上成为单位的“笔杆子”,成为领导合格的助手,成为基层媒体的一名“运动员”,永远是一片绿叶一株小草的烦恼因此烟消云散。

几十年后的今天,暮然回首,成长的岁月失去的太多,风华正茂的青春枝头没有开出鲜艳夺目的花朵,有许多记忆的残片堆积在人生的芳草地,有碍观瞻。当初雄心壮志的种子长不成参天大树,回忆起来是多么的心酸和无奈。其实,人生长河中一朵又一朵的浪花只不过是生命的点缀罢了。

 

关门山:一抹灰色的记忆

 

我几乎是师范毕业一走上工作岗位就走上初中讲台的,而且在教学中非常得心应手,缘于读初中时三番五次补习,每一个学科都“啃”了不下五本复习资料,对初中教材滚瓜烂熟,最终以每科都是八十分以上的成绩考上地区师范,毕业后给山村学校的初中生们上课就非常驾轻就熟,倍受年龄和我相差不大的学生们青睐,因此,教学质量在同事中总是遥遥领先无与伦比的。正因为如此,多次向教辅站长申请去地区教院进修都被拒绝,理由是:别人去进修是因为水平低能力差,你的能力强教学效果好要多带几届学生出来作点奉献再去也不迟。就因此同事们一茬一茬的被选派去进修又回来了,一个个获得合格的学历回到学校,而我,却因工作出色反倒文凭落后了一大截。在黑土地上耕耘八年之后,终于获得了去地区教育学院进修的机会,走进关门山下的那所被人称为“养老院”的教师进修学校。

关门山位于毕节城西南部的郊外,山上树林莽莽苍苍,常年古木参天,杂草丛生,溪涧流水潺潺,林间百鸟歌唱,蕨类植物和苔藓蔓延覆盖地面,被人称为“养老院”的教育学院就坐落在这座“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的山林中。

为了提升学历,驻足青春帆船没有泅渡的港湾,补充自己所缺的能量,而立之年的我,远离娇妻和爱子来到这所学校求学。当年我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三百多元的工资维持正常的家庭开支都是捉襟见肘的,妻子没有职业,孩子才三岁,家里付出我去进修的费用之后就一贫如洗,幸而培训费县里代缴80%,我心里盘算着入学之后的筹资渠道:上午上课,下午当家教或打工,凭我个人的能力一定能行,保证学习挣钱两不误。可是,有时生活轨迹不按自己设想运行。走进教院99级中文(2)班,是一个拥有72人的大杂烩班,戏称“七十二贤人”,学员中有在学校任过校长主任的,有在学校是骨干教师的,也有只读过初中参加民校工作后来进修混文凭的,更有高中毕业成绩不好到教院读文凭趁机抓一个男人做丈夫的心怀叵测的少女……。知识结构参差不齐;年龄最小的只有二十岁,最大的有三十九岁,一半人的年龄都比班主任大,学员之间年龄落差犹如黄果树大瀑布。班主任是比我小一岁的年轻男人,未婚。当这种成人班的班主任非常容易,因为学员的管理能力多数人比老师强,只要选好班干部工作绝对高枕无忧,因此老师们在挑选班干部时几乎都唯才是举任人唯贤。开学第一天,班主任宣布临时委任来自w县的男生当班长,同样来自w县的一个漂亮的女生梅任文娱委员。教师节那天,我和几位学员陪班主任饮酒饮得酩酊大醉,推心置腹地聊到夜阑人静,不知是我的直爽还是什么原因,老师在第二个星期的班会上宣布口头任命我为班长,原先委任的任学习委员,梅继续任文娱委员。

一个人身上的许多东西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像我这种人从上小学开始,我特别喜欢读书看报求知上进,对于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尔虞我诈,那仿佛是遥远的事儿。班主任宣布我当班长那天我都觉得奇怪,我思量着究竟是自家那所祖坟冒了烟?居然轮到我当班长!天上掉下一顶乌纱帽,恰好砸在我这个“乡巴佬”的头上,我也只得像程咬金当皇帝一样应付差事。

梅是一个青春靓丽的女子,柳眉杏眼,一头披肩发衬托着三月桃花般艳丽的瓜子脸,看上去十分妩媚,无可挑剔的五官,细致地描绘出绝美的轮廓,当她眸光流转的时候,浑然天成高贵而忧郁的气质,如幽幽谷底的雪白兰花,从外观上看去,这个女人散发出疏离寂寞,善良、热情、奔放的讨人喜欢的假象,就是这样一个曾经让自己的男人多次戴过“绿帽子”的女人,被自己男人撵出家门回娘家居住的女人,企图在进修班里梅开二度甚至勾引老师的女人打乱了班上的秩序。她首先是无端地认为我当班长抢了她的位置,经常不参加劳动,找借口不组织班上的文娱活动,其实是觉得我这个看上去典型的“乡巴佬”不配安排她做事,后来发展成在女生中挑唆矛盾,打小报告诬陷我工作不到位,在同学当中不合群,时间一长,多数学员都理解我这个老大哥的一番苦心是要带动大家多学一点东西,都珍惜进修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憎恨梅是班上的一根“搅屎棒”,总是喜欢把水搅浑。在我的带动下,班上的工作不论是文艺表演、班刊黑板报评比,还是学校和团地委举行的知识抢答赛演讲比赛,99级中文(2)班都是名噪一时的,许多同学的特长都得到充分的展示,大家干得不也乐乎。只有梅像一只离群索居的孤雁搬出班上的女生寝室,到远离学校的一条街租房子住,这个漂亮女人几乎淡出了全班人的视野。

当年我们进修是实行“先上车后买票”的。即先到教育学院进修大专内容,第二年再考学籍,每一个来进修的学员之前都有一个故事:他们都是想尽千方百计让领导批准自己脱产进修的。正因为机会难得,考学籍时每人的弦都是绷紧的。倘若考不好,当初没有获得进修机会的同事会说:那些家伙是关系户,走后门去读的,根本没有本事,连个学籍也考不上。想起这些,我便以身作则带头复习,每天下午多数人都在学院背后的山坡上看书。那学期的任务繁重,除了要复习五科高中内容参加成人高考过关弄学籍,还要考八科大专内容合格。整个年级的委培生每天都忙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连那些正在谈情说爱的人也暂时“放假”,三个月的突击之后,我们全班一个也没有掉队,全部考上了学籍,750分的总分,我这个“乡巴佬”打扮的班长考了569分,让那些年纪轻轻但考分像秋天里路旁枯瘦的草一样落魄的师弟师妹们羡慕不已,一向高傲孤芳自赏的梅只考了430分,与她高雅迷人的气质有点大相径庭,不太匹配,但还是终于过关了。

第二年秋天,全部同学紧张的心平静下来,梅这个心理变态的女人又犯病似的兴风作浪了,不过这一次我是幸运的,我兼任系党支部的组织委员,整天忙于事务,无暇了解学员的思想动向。不知什么时候,梅在院里闹得满城风雨,四处谣传班主任猥亵她,一下说曾经哄她睡觉,一下说摸她的大腿,一下说拉她的裙子……,这些荒谬的说法均无证据,时间长了,院里的领导把她视为疯子不予理睬。偏偏这个时候她向党支部递交了一份申请,系党支部未作出任何决定的时候,班上要评选一名优秀学生干部,我两年的时间评了一次优秀党员,极力建议班主任上报了最辛苦踏实的学习委员小傅。她就告到院纪委说班主任不评她为优秀学生干部,是因为诱奸她未遂打击报复她,吵得整个教院沸沸扬扬烟尘滚滚,但最后那个优秀学生干部毫无疑问地评给小傅,梅像一只落荒而逃的疯狗夹着尾巴走了,然而,班上依旧不平静,她又谣传说党支部批准她入党,其实,当时系党支部对她的言行举止了如指掌,支部会上讨论时十八个党员只有一票赞成,支委会上自然通不过“泡汤”。这又轮到我被她撒泼了,她认为自己入不了党就是我从中作梗,四处找我闹架。甚至有一天我回家了,她居然跑到我的宿舍舀水泼我的床铺被子,幸得室友们知道我的性子火暴刚烈,因此在我回宿舍之前将床单和被子悄悄烘干了,避免了一场大动干戈的冲突。

两年的短暂时光,感觉上如白驹过隙,教师们的精心扶植和呵护多年后一直记忆犹新历历在目。记忆最深刻的是一位叫徐丹玲的女教师。她是我心目中那中标准的大学教授的形象,是一位善良、热情、奔放、知识丰富追求上进的女性。丹玲老师在教院上课最突出的特点是用左手写粉笔字、右手写钢笔字。她的《外国文学》上得十分漂亮,每次上课之前总是先向学员们展示她最近发表的文章,她是省作协会员,创作颇丰,她的创作成果令学员们羡慕不已,随后在黑板上大大咧咧地用行书写下本节课的标题,瞟都不瞟一眼讲义就开始授课,徐老师讲起课来脉络清晰,叙述语言准确到位,加之她的记忆力惊人,因此,她介绍名著内容的时候滔滔不绝口吐莲花,精炼的语言把那些文学形象描绘得惟妙惟肖;丹玲老师的课上得很漂亮但从不让学员无故补考,对学习态度不端正的学生总是和风细雨地劝说,对曾经的学生在婚姻家庭、学习工作上碰上的种种难题帮助破解,多少年来,学员们一直把这个中文科主任当成知心姐姐,我在教院进修之前就在《山花》杂志上读过一篇徐老师写她的学生如何挣脱不幸的婚姻走向幸福的文章,足见她对学生无微不至的关怀。毕业多年了,我一直把丹玲老师作为自己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履职尽责的楷模,做人上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典范,倾力把自己塑造成校园里的一帧风景。

许多年了,我不在三尺讲台的岗位,从事一份经营文字的工作,但回忆起当初在关门山求学的岁月,依然对当年的同窗们总是惦记着,回放着当年聚散两依依的场面,为当初的相聚感到是一种难得的缘分。唯有像梅这样另类的同窗让人匪夷所思,不过,岁月沉淀,走出关门山后十多年的春天,我终于理解一个处于感情涨潮期的风流女人被男人抛弃后的无奈和歇斯底里,再也不憎恨她曾经对我这个“乡巴佬”的撒泼,更加惦记着一路上为我们剪枝打杈的徐丹玲之类的老师们,把无私的爱播撒给自己讲台下的莘莘学子,让自己闪光的形象烙印在学子记忆的深处。

 

作者简介:姜晓,男,汉族,贵州大方县对江镇龙场村人,70后,笔名荒原,大方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有诗文发表于《贵州日报》《百科知识.教师文汇》《西部开发报》《写作》等报刊杂志,现为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大方县作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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