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水城的十里长街上，车流、人流从我的眼前一晃而过。寒风中一道风景却吸引了我的眼球。一位长者骑着一辆锈迹斑驳，非常陈旧的28圈加重自行车，后座上搭着老伴，老伴一手拿着芹菜，一手牵着他的棉衣，紧紧依偎在他的后背。长者哼着小调，老伴露出微笑。让我想到了在宝马车里哭和在自行车上笑的那段鸡汤。
车从我的眼前驶过。后轮护泥壳上的“邮电”二字和三角架上那个三角型绿色邮袋以及黄色的“中国人民邮政”字样，映入我的眼帘，将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1982年，我从邮电校毕业分配在一个邮电支局工作。我是学电信技术的也就不会骑着邮车去送信，同室的邮递员肖老九，穿着绿装，骑着绿色邮车，每天去送信，很是神气。后来局里发了新装，我也就穿上那神气的邮电服装。
由于同室的肖老九休假，老局长就安排我去代班。于是，我就有了当投递员的快乐体验。
一大早，我就穿好邮政邮递员服装。绿色的猎装，配上有“邮电”标示的金色纽扣，双肩还有肩章，大圆帽微翘着，红底黄字的“邮电”徽章闪闪发光，着上邮电装，我这个农村娃显得非常帅气，自豪感油然而生。老局长给我端正帽子，整理了一下衣服，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刘啊，你莫小看这套邮电服装，它不仅仅是代表邮电，还代表政府的形象。解放前，土匪都不会抢邮递员啊。第一次投递一定要用心啊！”我将老局长的话记在了心里。
我按投递顺序分拣好信件，开始检查自行车，并带上一把改刀和简单的维修工具，路上还夺泥巴、简单修理自行车。检查完后，局长说可以出发了。于是我顶着蒙蒙细雨出发了。碎石路面很烂，我哼着小调，慢慢的骑行。半小时后，到达了第一个投递点。“张大爷收信啊”。我大声的喊着，不一会儿，村口出现了张大爷。张大爷盖好私章，取回他儿子的信件。由于他不识多少字，叫我念给他听，听完后，很高兴。他说，儿子在东北当兵，由于义务兵信件是免费的，每月都要给家里写信。张大爷拉着我的手，不断地说着谢谢。还要求我回来给他带一封信走啊。带着喜悦的心情我告别张大爷，向第二个点进发。
第二站是一家水泥厂，我把一大堆的信件和报纸杂志交给收发室的大爷，签完字，很快就离开了。第三站是给龙王村的王大姐的电报，内容大概是王大姐远在山西的老父亲病重，希望她回去看看。看到我给的电报，王大姐哭了。她远嫁到四川，很少回去，平时就是写信联系，这一次是父亲病重。乡亲们不断地安慰她，没有和我多说话，王大姐捂着脸回家准备行李，赶车去了。第四站是给赵大爷的汇款单，赵大爷的儿子在外地工作，每月都要给他父母寄钱回来，大爷拿着汇款单，很高兴，塞给我几个橘子，我谢绝了。
后来还陆续走过几个村子，已到中午了。到了乡人民政府，政府的文件和信件很多，党报党刊也很多。到了收发室，乡长已经在那里等候了，他是等一封加急电报，是请他去省里开会的，收到后，乡长热情的请我在乡政府食堂吃饭，我谢绝了。告别了乡长，路上我拿出自带的锅盔填饱肚子，向乡学校出发。学校的信件更多，还有许多的学习刊物，很沉很沉。交接完成后，还有最后一个村庄，很远很远。到下午4点左右，到了村口。一只狂犬向我扑来，我吓出一身冷汗。奋力的骑着自行车，这时老乡赶到，不断地骂那只狗，见到主人家出来后，狗也不咬我了。那是李大爷的女儿的一封录取通知书。封面上看是成都大学来的，我向李大爷表示祝贺，你家出大学生了，能干啊。李大爷笑得合不拢嘴，乡亲们点燃鞭炮祝贺，我也跟着高兴。喝完李大爷给我泡的糖开水，临走时，硬要塞给我一袋花生，表示谢意。李大爷拉着我的手，说道：“小伙子，辛苦你了，下雨天你还给我们送信，给我们送来希望，送来了我们家盼望已久的录取通知书，我要好好感谢你们邮递员啊”。
一路收取乡亲们的信件，原路返回。此时，雨下大了，打湿了衣服，汗水和雨水交融在一起。骑行一个来回三十里，很是疲惫。但是想起一路给乡亲们带来的快乐，给企业的信息，给政府部门送去的消息，这点累也就荡然无存了。
一路上我呵护着这辆绿色邮车。链条脱了，我用手镶上；护泥壳塞满泥浆，我用改刀小心翼翼的夺掉；邮徽被泥浆覆盖，我用手将泥浆抹去，露出她的光亮。回到局里，我亲手将邮车洗干净，并将轮毂点上润滑油，恢复她的本真。
时间慢慢地行走，无情地将我头顶洒上白发，脸上刻着皱纹。我追上老者，想看看这位曾经的伙伴。抚摸着绿色邮车，绿色邮袋、金黄色的邮徽，还有那把锈迹斑斑的上海牌51型车锁。我的眼眶湿润了，邮电分营二十年了，“邮电”二字已经离我们远去，而那辆绿色的永久牌自行车却将过去的时光变成了永久、永久。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作者单位：成都市邮政分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