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红乌西站出来。两年前，也就是二〇一七年九月，这座高铁站开通运营。从此红乌到武汉和北京的行程分别被缩短为一个半小时和四个半小时。我是从故乡亲友的微信朋友圈知道这一消息的。对久居红乌、因志气和体能丧尽而失去迁徙可能的人来说，这条消息是对他们的一次重新命名和授予，会带领他们进入虚幻之境。同样的幻觉在一九八九年武九线红乌站建成通车时出现过一次，在同年底红乌撤县建市时出现过一次，在二〇一〇年杭瑞高速公路红乌段建成通车时出现过一次。每一次，人们都感觉自己置身于世界与历史的中心，或者至少，是被纳入某张网或某个体系中。事实较凄惨。火车给红乌带来的只是几个骗子，有一年捎来一名杀手，他沿红乌市区主干道一连杀害七人，而捎走的则是一批又一批要去大城市挣钱的劳力。有几年春运，火车门根本不开，人们不得不砸烂车窗，将亲人连带行李塞进去。在二〇一五年第一期的《世界轨道交通》杂志上，一篇署名吴献龙的文章谈及高铁的“虹吸效应”，它这么说：“中小城市利用高速铁路带来交通发展、吸引人才聚集的想法并不能实现，而是更多的资源、人才被沿线的大城市所吸引，造成小城市越来越缺乏活力。”
它说得没有办法再有道理。
我从红乌西站出来。和我一同出闸口的不足十人，我们作为一支渺小的军队行走在有二十几亩地大的广场。一块块、足有四十万块正方形的大理石砖拼凑成它。广场边缘停靠几十辆出租车。一些司机跑来揽客，其中一名说：“一位一位一位嘞，你一来咱们就走。”但在走近后，我发现车里并无其他乘客。“你再等等，再等一位咱们就走，”他说，“或者呢，你加五元钱。”
“行吧，加。”我说。
汽车经过占地面积达六十亩的市体育公园。主体育场有一万三千个座椅，是中乙一支球队的主场，报道说常有数千人观赛，我去过两次，都只有几百人。在体育公园和高铁站周围，是挖开一半的山体，露出整整一面的红土，远望过去，会发现它有一种往下不知为何的呆滞感。汽车通过被废除的原市区中心，北上，经过人去楼空的钢管厂宿舍，右转，到达此行的目的地：毗连红乌站的永修路。过去，永修路叫农商街。几乎在红乌站建成的同时，农商街夹道建起两排三层的商品房，我父亲在路北买下一幢，左邻姓梁，右邻姓温，如今这两家均已易主。我祖母和父亲都是在这幢屋内辞世的。他们在生前最后几年饱受疾病折磨，我记得父亲已经死了，喉结那还鼓动一下，呕出一口黑血。母亲有一次说，她听见死去的我祖母在阴暗的室内一边摇扇一边走动，不停地诅咒她。买这幢屋是我父亲一生所做的最失败的决定，让一大家子人住进商品房的欲望战胜了他的理智，他原本应该是故乡少有的几个理性的人，能站在事情面前认真分析。我仿佛听见开发商对他说：“就差你一家了，你住进来咱们就和自来水公司签协议，接通自来水。”或者，“火车一响，黄金万两。”
后来因自来水久不曾接通，农商街居民在房子里掘井、装手摇水泵。我记得作为中学生的我和弟弟，每天不得不手握摇杆，各自压够两百下，好让鼓着大腹的粗陶缸注满水。我们都责怪对方压的次数不够，在偷懒。我一边压，一边望向盖住天井的玻璃。光线透过它照下来。我在想：“还有比这种枯燥的劳动更让人难以忍受的吗？”后来我在越来越多的名人著作里看见同样的感慨，比如加缪的《西西弗的神话》、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要么说“再没有比进行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为严厉的惩罚了”，要么说“我想，几天之后，囚犯就会上吊”。最近我在读韩炳哲的《娱乐何为》，发现在第五十一页，编者提供了这样的注释：“埃古普托斯希望自己的五十个儿子娶他兄弟的五十个女儿，达那俄斯被迫同意，但却命令女儿们在新婚之夜杀死各自的丈夫。四十九个女儿遵命而行，因犯罪恶，被罚日夜打水，而水缸永远不满。”我记得自己在参加警校新生军训时，因无法忍受教官命令我们成百上千次地做同样的动作，而选择罢训。二〇〇二年，因无法忍受在办公室日复一日地撰写材料，我辞职离开红乌。
我走入在永修路三十号的家。我要在这住上些时日。父亲是三年前辞世的，母亲在她漫长的人生里第一次获得自由。葬礼结束后，我们从她脸上看见一种被解放的欣喜。十三四岁，她就开始照料自己的父母。后来和我父亲生下七个孩子，其中两个夭折。她将五个孩子照料大，又开始照料孩子的孩子一共五人。此后，她又开始照料卧床的我祖父、我祖母和我父亲，直至他们先后辞世。现在，虽然被糖尿病、心脏病折磨，她仍然享受一个人待在家、自由自在的感觉。她掌控着这幢房子。没人能把她请走。
天井下的水井已填上，地面贴着像河水一样呈亮灰色的瓷砖。这块地方应被视作穿堂，连接着客厅和厨房、卫生间。我注意到卫生间贴墙安装着一根水管。水龙头的扳手开关被转到一个位置，水从出水口滴滴溜下，坠入水桶。我想到，这是一种生活经验，或者说生活伎俩。单位时间出水量虽少，但水表内红三角不转，因此不用缴费。况且只要不管它，一上午的功夫，它就准能给你蓄满一桶水。要到解手，我才知事情并非如此。从马桶水箱压不出水。我得用瓢到水桶舀水，冲掉秽物。“是水只有这么大，厨房的水也只有这么大。”母亲说。我将厨房水龙头的扳手开关几乎转到顶头，发现水流也就细线那么大。母亲说：“这还算好的。一到大家煮饭、洗衣，就更没水。早上打开水龙头，水还是黄的。要放一阵子，水才清了。”
“那怎么生活？”我问。
“慢慢积水呗。过去在农村，没自来水不是一样生活？”母亲说。
母亲提到，隔壁邻居的情况差不多，他们处理的办法是在家里装上价值四五百元的增压泵，或者在楼顶装水池（一说水塔），将水抽上去贮存，使用时再输送下来。具体原理我不懂，也未去实地察看。我只听母亲嘟囔，自打邻居这么干，分摊给我们家的水就更少了。
将洗澡时，我打开热水器，发现只有少量的水像伤口的血一样，从花洒浸出来。我打车让司机带我去澡堂，发现原本建在电池厂和通江东路的两家扬州洗浴中心已经关张。司机说：“家家户户有热水器，谁愿意来澡堂洗？”最后我到宾馆开钟点房才洗成澡。
我决定打电话给自来水公司。母亲说：“打了啊。光一家打没有用，要十家一起打。可是在家的都是老人家，没法打。年轻人都在外头。即使在屋，也不见得齐心。”我说我总得试试。我从网上搜到自来水公司客服电话。能判断出接电话的是一名毕业不久的姑娘。我们命名她为A。A说普通话，客客气气地让我记下维修部号码。我没听清，她耐心复述。我拨打至维修部，接听者是一名年过而立的女人。我们命名她为B。B心中有无尽的烦躁。之所以说话还礼貌，是出于谨慎（比如：万一来电话的是巡视组的什么人呢）。这种礼貌异常冰冷，甚至可以说寒气刺骨。她让我打电话至北郊分公司。我查找到该分公司电话，拨打过去。接听者是一名年近五十的大姐。她冲着我的耳膜大喊：“你做么事？要做么事？”
“我要修水管，我屋里快没水了。”我说。
“你不懂拨打自来水公司的客服电话吗？要我教？”她说。
我们命名大姐为C。C叫我找A，A叫我找B，B叫我找C，如此沿一定路径不停流动，情况有点像矿井里的“循环风”：
我知道这条路在故乡无法走通，毋宁说是确认它走不通。不久，我与初中同学吃饭，聊及此事。胡漾说有朋友叫何辉东的在自来水公司。胡漾拨打何辉东电话。胡的手机底部有一排孔眼，从孔眼里传出何辉东的话：“你说的事我能不办吗？”
回家后，我按胡漾给的号码，向何辉东发短信，说明大致情况。此后我致电他。我有种感觉，我是在给一名仰躺在哪儿的醉鬼打电话。他抓着手机，一个字一个字地对我说话，字与字间很间隔了些距离。几次我以为他睡过去了，他又把剩余的话说完。“喂，哪里啊。有数。了。你等。着吧。我向冯。总汇报一声。去办。都是兄。弟。”他说。后来我只听见他粗重的呼吸声。我说：“何主任那我挂了啊？”不见他应声。我斗胆挂了。一直在旁竖耳谛听的母亲走出门去，将自来水公司要来维修的消息散布出去。我们在家等了近一个礼拜，不见谁来。
……
阿乙，江西瑞昌人，生于1976年。出版有短篇小说集《灰故事》《鸟，看见我了》《春天在哪里》《情史失踪者》，小说《早上九点叫醒我》《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模范青年》，随笔集《寡人》《阳光猛烈，万物显形》。作品被翻译10个语种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