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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卫民:漂泊本身就有诗意

发表时间:2020-03-11  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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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王卫民

  去西部,找个理由去漂泊!作家王卫民算得上是一个“漂泊者”,当过乡村医生,远赴新疆开金矿,办过养殖场,他在这片广袤的乡野试验场自由驰骋。他的中篇小说《北风吹》,正是由这些带着狂野印记的阅历所组成的素材。不在书房里玩文字技巧,不哄读者,是他一贯秉持的写作原则。在故土中吐露新芽,对于乡土文学他有着自己的隐忧:乡土文学百年以及构建总体性,面临着不可逆挑战或瓦解,是一代作家的无奈,高楼代替了土瓦屋。 
  王卫民的文字里充盈着生活气息,这在他的小说集《野庄子》里有着充分的表达。越过眼前的崇山峻岭,他将对故土的眷恋化为对文字的执着:“坚持写,写出不矫揉、不做作、不无病呻吟的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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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艺术报:读您的小说《北风吹》,被紧凑的情节吸引。读完我有这样的感受:您的小说似乎赓续着上世纪八十年代小说的某种传统,即文中时常夹杂着作者对于人性与社会的深度哲思。比如小说中有类似的阐述:“人的灵魂在金子的光辉表现出与金子光艺极不协调的色彩,却是人的本源性,而我更觉得,凡出金子的地方永远缺乏的是人性。”这样的叙述方式,想阐明的是作者怎样的写作意图? 
  王卫民:当作品中出现人的本源性恶,按我以往叙事习惯就该停下来作叙事以外的笔墨,至于你问的写作意图,这作品一样也不能图解的。而面对严酷的自然灾难,丑的人物被刻画、描写,这种写作意图通过作品中的人物说出,在一定程度上鞭笞与颂扬就是显而易见了。《复活》中的人物,玛丝洛娃,面对法官时的内心独白,也是作者的独白,也就是常说的“一定是人物的语言,而不是作者在说……”是对作者本身创作中的艺术要求。 
  文化艺术报:《北风吹》的整个故事我读得酣畅淋漓,但对于小说的结尾,作为一个读者的我却并不能感到完全满意。芨芨帕提沟矿区这个“价值观就是金子”的小社会,在一次雪崩后所有人的故事被和盘托出,人性在灾难面前面临着重重考验。但山东大汉几人掉进雪沟,白眉子苦心争夺的金子在飞机上散落一地,总让人产生一种以上帝视角来救赎人性的感觉。“好人有好报,坏人遭天谴”这样的结局是最好的处理方式吗? 
  王卫民:这种技术上的处理,在创作过程中是很费了一番心思的。试想想,一群为金子而醉生梦死的特殊人群,善与恶较量,叙事中自然把读者的期待与最初设计的人物性格,以及留给他的故事,都是为他的最终结局的穷力。山东大汉一行掉进雪沟和白眉子不择手段弄到的金子,在上飞机时散落结局是一样的。小说一开始,白眉子这个还没有任何故事的人就出现了,随着灾难的描写和故事的推进,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渐渐被人记住。芨芨帕提沟是淘金者的天堂也是坟场,幻灭、复活都摆脱不了“丛林”法则。从秦岭来的被“绑架”,白眉子两肋插刀的义气行为也是他性格的一面。从生活逻辑和人物的性格逻辑,白眉在雪地里的表现就有些顺理成章。“水银老”临咽气之前说出了所有在芨芨帕提沟淘金人都想知道的秘密。这时他的贪婪之相初露。现实生活中的淘金人谁不想一夜发财,那么当一群人死里逃生,在一个早年废弃了的峒子里等待着活的时候,他竟在死人身上翻寻着“羊皮袋”的金子。他身上有了不少金子却换不了“山东大汉”一口烧酒。多么可悲的场面,贪婪的嘴脸一下使读者唏嘘不已。至于视觉上救赎人性的动意,在创作中还没有刻意。但“恶人没有好报”的这种结局方式的处理,不论是传统的阅读习惯还是作者的艺术追求,应是比较好的。 
  文化艺术报:您在一篇文章里说过,“找个理由去漂泊,就是去黄金沟里去淘金。”在漂泊中,在西部,仿佛可以追寻到心灵的升华。这一点,在我看来似乎与当代作家张贤亮的《灵与肉》《绿化树》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追求与反思有异曲同工之处:通过“灵与肉”“性与死亡”来展开生命哲学命题的讨论,而且都有一种被“放逐”的悲壮力量。我能从这一维度理解《北风吹》吗,或者作者有更贴切的阐释角度? 
  王卫民:《找个理由去漂泊》这篇文章发表应是好几年前了,漂泊对安逸惯了的人不是什么好事。而我倒觉得漂泊二字本身就有诗意。我漂泊西部,有一组散文发表后有人说料想不到在我身上带着野性。西部漂泊的日子,独自一人在草原迎着漠风看长河落日。怀惴着梦,一愣就是大半晌,不知在思考什么。当遍体鳞伤不再下海了,才觉得值。就是那时积累了《北风吹》素材,包括植物地貌等等,而对人的思考则是无休止的。谈不上心灵的升华,起码没少考问。张贤亮几个作品中关于人性、生命、哲学命题等等,在《北风吹》里我不敢等同。当时就是想写出来,一定要写成。在自然界没有善恶说,非洲塞伦盖蒂大草原的生存状态、生命状态的思索,当以“人”去叙说、描写、刻画的时候,作者的立场、价值趋向、善恶界限自然就有了。“灵与肉”的故事与体现,就成为了哲学命题的思考。2009年我单骑独闯罗布泊,梦断楼兰,在荒原上迷失了几天,最后是以楼兰文物保护站的红旗为参照物才得救,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过塔里木河,历时22天活着回来成为一段传奇。那是一次灵魂炼狱和洗礼、升华。在无助与绝望中重生,体会的不是“大漠孤烟直”,而是对“活着”的渴望。《北风吹》有绝望、无助,其中人性善的一面表现没有刻意去与恶作对比,更是人的本性理所应当。这一群人的结局各有不同,获救的、掉进冰隙的,熬不住死在峒子里的,却无一不悲壮。 
  文化艺术报:大约在二十多年前,商洛作家以群体的面目走向文坛,“当代商洛作家群”的称号在陕西文坛日渐为人所知;大约在十多年前,著名学者萧云儒在谈及这一群体时,有过这样的评价,“商洛作家群总体上是在农耕文化的背景下,以农耕文化、村舍文化、土地文化的视觉来解读当下社会。”创作视角聚焦于乡土文学,从而没有走出农耕文化这一背景,作为这一群体中的一员,您如何评价“当代商洛作家群”的文学现状,又如何审视乡土文学? 
  王卫民:关于商洛作家群的现状,我不敢妄言评价。只是觉得农耕文明渐渐远去,随之一种文化也就面临淡出。自古以来的商山洛水文化和文学积淀,就是萧云儒先生的评价那种,村舍、土地视觉背景。具体到小说创作上离不开村子、林子、水湾、农人耕作等等,那么这些元素和素材在当下利用上面临一种困惑。去的没走远,来的没跟上,已经形成一种定势的创作方向,还要注入新的手法、技巧、语言、叙事结构。而独领风骚,新锐创作的作家和作品一下子还没有一眼就看到。我接受的文学启蒙就是乡土文学,《创业史》《红旗谱》《暴风骤雨》《金光大道》《艳阳天》等,正是这样从给班级主办“黑板报”走过来。我也写过都市题材的小说,但不如农村乡土题材的顺手。高楼大厦、街巷、社区,在我眼里就成了崇山峻岭、山村院落,都市人家油烟机“訇訇”的飘散着午饭晚餐的气味,怎样也没有村子上空的袅袅炊烟亲切。应该说是我守旧落后,眷恋着故土或昨天烙印太深太重。可是我在小说创作中,努力地克服着过去乡土文学作品慢节奏的叙事,以适应当下读者。乡土文学百年以及构建总体性,面临着不可逆的挑战或瓦解,是一代作家的无奈,高楼代替了土瓦屋。我的“石村”系列中多是批判村干部、镇干部怎么不好。而近几年农村基层干部在精准扶贫中多么不容易,坐班、签到,那么作家就不能再去专门挑刺,管窥蠡测,塑造刻画没有正能量的人物了。作家更要与时俱进,不能总在说过去怎么写。 
  文化艺术报:我知道您的生活阅历非常丰富,当过乡村医生,远赴新疆开金矿,办过养殖场……同时,在您的小说里,我感觉,似乎您对于底层人物的心理刻画和语言描述熟稔于心,这使得您的小说更具底层气质。生活这片乡野试验场,为您的小说创作倾注了哪些文学元素,或者说,在一个阅历丰富的作家看来,什么是文学? 
  王卫民:关于这两点,首先肯定是我不是什么有天赋的人,更没有什么灵气,正如你说的,经历、阅历、顺风、顺行都有。先是思考,这思考包括生命的思考,这其中的焦虑思考得头都疼,然后提炼、找点。刘庆邦把这叫种子。找到点或种子时动笔了,储存的生活、思考焦虑过后的凝结的东西就用上了。形象化地反映生活、表达思想、抒发情感。首先是生活,麦苗儿和韭菜分不清,看见一片绿,就大谈今年是丰收年,多少还是有点儿滑稽。表达思想更是生活的体验和体悟,缺乏生活的表达一定是苍白无力的。之所以贾主席给予我小说肯定和评价,还是我生活厚实的原因,作品才耐读。这就是你说的我,倾注的元素。一个成功的作品元素很多,包括政治上的、时代要求的、作家自身的“三观”,作家驾驭材料的能力等等。写小说,单凭生活不行、锤炼语言是一个小说人的必修课。至于让我谈什么是文学,这本身是有定义的,定义之外的理解,用美妙的(小说)语言把你的思想,还有你想提出来叫社会解决的问题,通过故事或人物(情节、细节)表现出来了就“文学”了。缺少这些了,就没有文学性。 
  文化艺术报:这次获得柳青文学奖,对您的文学创作是一种极大的肯定。柳青精神对于当代作家而言,会产生怎样的文学共鸣?对于您以后的创作道路,会有哪些启发和思考? 
  王卫民:柳青精神永远是像我这样的乡土文学作家学习、崇拜、敬仰的精神。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扎根底层生活、关注平民,这是他在皇甫村14年与这里的人民和泥土粘合在一起、春种夏播秋收获,创作出的《创业史》不朽的根本所在。我去过皇甫两次,最近的一次就是这届柳青奖颁奖的那天,每次去都有感动。2018入选中国作协定点深入体验生活项目,驻在乡下,体验生活半年之久,几个月后开办“农民课堂”,一发不可收,到2019年底已讲了50场。其实,我办的养殖场已有25年了,挣钱多与少不重要,主要是有理由回农村去,春天地里挖荠荠菜的老人,秋天山上采野菊芋的乡邻,谁家盖房子待客等等对积累有益,修村道了,换村干部了,我显得很操心。“石村”那么多的故事人物,生活状态,如果在书房里凭玩文字技巧,即使骗过自己,压根儿哄不过读者,尤其是近几年来的文学导向,柳青精神必将会发扬光大。对我的启发和思考最终成为压力的,是要坚持写,写出不矫揉、不做作、不无病呻吟的好作品。 
  文化艺术报:目前手头上有正在创作的小说吗?下一步的写作计划能否提前向读者透露一下? 
  王卫民:长篇小说《泥峪川》已经脱稿。是民国时期,家乡泥峪川一家几代人的命运。水患、瘟疫、土匪、饥荒、一家人失散,直到那一年,终于团聚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中。《浅水湾》是定点深入生活项目申报项目作品,写当下农村的事。一个孤儿不甘屈辱,走出浅水湾,日子一久跟上人做大理石,他知道自幼到长大,没离开过的浅水湾背后的山全是大理石,他被“招商引资”回来了,却遇到了许多人际和政策上的问题,土地、环保……目前正在二稿修改中。我没有大的计划,这两个长篇丢过手,暂时不写长的,写中短篇发表园地多。 
  文化艺术报记者 魏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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