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学芸 1964年出生，天津人，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迄今已创作发表300余万字。2017年《士别十年》获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中篇小说奖。2018年《李海叔叔》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印象
生活呈现什么
她就抒写什么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8月11日揭晓，天津作家尹学芸的《李海叔叔》获中篇小说奖。有评论家认为，她的作品“在看似不算宏大的篇幅中，写尽人世种种微薄的艰难与善良，于日常中见真知”。
今年3月，尹学芸出版中篇小说集《我的叔叔李海》，包括《我的叔叔李海》《士别十年》《曾经云罗伞盖》《玲珑塔》四个中篇。豆瓣网友评论这本书是典型的“旧小说”，但这里的“旧”是指承袭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体系──温柔敦厚，雅俗同体，既得语言之趣，亦明生活之难，词意简朴，引而不发。作者从日常中发掘义理、经营智趣，曲中有直，密处能疏，平实之中蕴含灿烂，低处独语也常让人豁然开朗。
尹学芸出生在蓟州山区，一条河流三面环绕的大洼子的边缘，当地称“下洼子村”。村里两千多口人，她笔下的许多人物，都可以在村子里找到影子。
她的文学梦始于小学三年级。那时写一篇日记还有很多字要用拼音，老师让她念报纸，她把“孔圣人”念成“孔怪人”，父母都是农民，周围没有一个从事与文字相关工作的人，但这一切丝毫没能改变她想要成为作家的决心。1989年10月，天津市作协在蓟州召开“尹学芸小说作品研讨会”，根据其发表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的小说《一个叫素月的女人》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在央视播出，尹学芸逐渐引起关注。
尹学芸摸索出了写小说的“野路子”，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在文学方面，我始终是一个落伍者，以我一个小县城人的有限的视野，想不明白的事太多了。”但她反而更自由，生活呈现给她什么，她就反映什么。这样写而不那样写，很多时候只是兴之所至。
小说家本人写作时可能浑然不觉，但作品完成，便已拥有了深刻内涵。正如文学评论家黄桂元所言：“尹学芸的‘罕村’系列与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小镇’一样，体现的是与福克纳‘邮票理论’同值的‘地方性’意象取向，尹学芸是否受其影响姑且不论，重要的是我们从‘罕村’系列，感受到了一种超越历史语义层面的精神叙事气质。”
谈到日常生活，尹学芸说，她每天浏览新闻，刷微博，剩下的时间读书和写作各占一半。她十分庆幸自己还能保持一颗纯粹的心，“当年走上文学这条路，缘于热爱，除此之外的任何附加值，我都会淡然处之。”
幻想自己写的字变成铅字
但退稿信真是如洪水凶猛
记者：您最初喜欢文学是什么时候？为什么会喜欢文学？
尹学芸：我出生的村落，在我笔下称为“罕村”，坐落在津围公路不远处。爷爷年轻时是个有腔有调的人，会看话本，会唱戏文，会喊夯号。爷爷经常说，穷达尽为身外事，升沉不改故人情。他的话说出来是古腔，我觉得，我文学上的一点基因来自爷爷。
我7岁上一年级，到初中毕业时，读了147本小说。那是我记在一个小本子上的书名决定的，现在我也很怀疑，当时是不是记错了？哥哥姐姐都爱看闲书，只要让我瞄见影儿，我准比他们先看完。学校离家三里地，踏着田间小路超近儿去上学，我周围总围着几个女同学。我们边走边用玻璃锤纺线，棉花都是随手从路边的棉花地里扯来的。手不闲着嘴也不闲着，她们争先恐后往我身边挤，听我讲故事。放学回家，她们也会在路口等我。那些能讲的故事，在我的记忆里扎根儿了许多年，它们都是我从书里看来的。我喜欢讲故事，听别人的，自己也讲，幻想有朝一日自己写的字能变成铅字。
记者：上世纪80年代，发表文章是一件挺神圣的事，您还记得第一次投稿吗？
尹学芸：第一次给外面投稿，是给冰心散文奖征文的。写了什么已经忘了，但拿到了退稿信。村里人觉得我能给那么远的地方写信也是本事，何况人家还回应了。我又写了个小说给某杂志，编辑回了长长的一封信，批评我说，你这样模仿洪峰他们没出息。我在夕阳底下困惑了半天，不知道洪峰是谁。
我高中毕业不想考大学，到村办服装厂当缝纫女工。休一天假，我准跑一次县城，最少买十本杂志，一个晚上都翻完。当然不是细看，细看得等转天晚上。可是，看了那么多杂志，一个作家也没记住。关键是我看的那些杂志，没有一本所谓的名刊大刊。在很多年里，我不知道刊物与刊物有什么不同，不知道头条与二条稿件有什么分野，我就是这么稀里马虎的一个人，也就难怪我的路怎么走的这么崎岖坎坷。后来文化馆的老师去我家，说你这样不行，咋能不记住作家的名字呢？可我觉得，我看的是作品，又不是看人。再说，我不是不想记住，是眼睛老忘了往署名的地方瞅。像别人那样喜欢某一个作家的事，我这里从没发生过。那些年退稿真是如洪水凶猛，让我觉得非常没面子。母亲不识字，可她能准确地把我的退稿信拿回来。
最初发表小说时我的身份是农民
赶上了文学最好年代的尾巴
记者：不过您的小说还是很快就发表了，那还是通过发表小说可以改变命运的时代。
尹学芸：开始在《蓟县文艺》发表诗歌和小说，到1988年前后，终于正儿八经发表小说了，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发表了《一个叫素月的女人》，在《上海文学》发表了《盛夏》，在《天津文学》发表了《独身女子宣言》。那时我的身份是农民，一个村里来的小姑娘。第一次参加了《天津文学》主办的笔会，是冯景元老师带队，去汉沽。天津作家协会航鹰老师带队来蓟州，给我开小说创作研讨会。再转年，我成了正式国家干部。等于是用十年的劳动，换得了别人的两年中专或三年大学的资历。然后是一段漫长的写写顿顿的旅程，每年发两三个中篇。参加过一次职称评定，因为“狼多肉少”，发誓再也不评了。不评工资就受损失。于是写散文，做专栏，到年底发一个中篇，有两千七八的稿费，用这笔稿费交取暖费，我坚持了好几年。
记者：那个年代城市里聚集了很多文学青年，乡村的文学爱好者，在写作之外是怎样的一种状态？
尹学芸：我赶上了文学最好年代的尾巴。那时大家见面还会聊文学，我们有自己的文学沙龙。冯景元老师来蓟州约稿，包里装的是肖克凡兄发在《鸭绿江》的头条小说。我的第一个中篇也发在《天津文学》，那是1990年“5月号”，题为《大河洼纪事》。那时我在县志办工作，城市离家三十几里，需要一个半小时。我骑车回家，路上多半是在背自己的小说。听朋友讲，有个山里的文学爱好者，为了寄一篇稿件，跑十余里地到山下去卖一只老母鸡，好换得一枚邮票，惹得媳妇在身后哭哭啼啼。这情景恰好被老文学青年看到，给了他两块钱，让他把母鸡抱回去。那时的作者活跃，骑车跑几十里地去谈论文学，不像现在，凑一块儿就想喝酒，不喝酒根本别提谁见过谁。
记者：您真正在文坛有影响，也是最近几年的事，这期间一直在默默写作吗？
尹学芸：我在上世纪90年代停顿了一段时间，1997年开始使用电脑，却发现，不怎么会写小说了。但那颗心不死，便尝试着一点一点找回记忆。与生活经历相关的一篇小说《最后的村庄》，起初发在《天津日报》，后来我增加了两部分，使之成为上、中、下三部分的小中篇，发在了《天津文学》上。文坛真是一个残酷的地方，我年复一年在外发中篇，头条，甚至每年能发三五个，但仍不是重点作者，稿子仍是自己撞来撞去。我最终没有放弃，当感恩的就是天津的两家文学园地，《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和《天津文学》。有人固定发你的作品，对作者是很大的激励。
很多人都曾有一位“李海叔叔”
写好故事是所有小说家的梦想
记者：这次您获奖的《李海叔叔》在豆瓣网的评分也非常高。
尹学芸：很多人都说，家里也曾有过这样一位叔叔。有个湖南读者留言，他的叔叔跟李海叔叔一模一样，总是估摸着他父亲发工资的日子来讨酒钱，每每看见叔叔，一家人都心惊胆战。我想这部小说之所以打动人，正是触发了人们共同的情感记忆。
记者：“李海叔叔”这个人也是来自于您真实的生活体验吗？
尹学芸：我也有这样一个叔叔，他跟我家有数不清的牵连，陪伴我从小到大。可就是那样一个人，有一天我问母亲，还记得叔叔吗？我82岁的母亲一点儿都不糊涂，眼睛还能穿针引线呢，可她认真地问我：谁？我反复启发，母亲终于想起曾经有过这么个人，至于我们之间所有的关联，母亲却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我觉得，应该尽最大可能书写我的认知和生活，像“李海叔叔”这样的主人公，在我的意识里潜伏了若干年，若不是衍变成艺术形象呈现给读者，就与这个时代擦肩而过了。
记者：您写小说的时候，会很看重故事本身吗？
尹学芸：写一个好故事，是所有小说家的梦想。我认为好故事是能够讲出来的，有一环套一环的衔接，有生动的能够触摸的人物，这些人物的名字，能像张三李四一样在读者口中流传。好故事就像剥洋葱，一路辛辣，但总是剥了一层还有一层。故事行进的过程，就是一口长长的气吞吐的过程。
记者：写作的时候您如何处理现实与虚构的关系？
尹学芸：我写过的许多人物，假如在生活中真的存在，肯定也是各有各的车辙，横向纵向都不一定有交叉。他们被我请到小说里，在同一个舞台上演出，身份不同，性格各异，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知道被命运赋予了什么，只是像陀螺一样，按照自身逻辑，盘亘着往前走。作者有时候是演员，跟人物站在同一舞台上，同呼吸共命运。但不定什么时候就成了导演，在幕后注视着人物前行。人物的结局，我自己也没想到，如果读者也没想到，那么这个结局应该是不差的。许多日子里这些人物与我亲密无间，他们无论是谁，叫什么，可爱或可恶，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比我最好的朋友更让我精心打磨和修饰，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一起。
生活就是这样的构架
想不写自己熟悉的也难
记者：这些年来让您一直坚持写作的动力是什么？
尹学芸：很多年前，我写作是为了父亲，因为父亲曾对我寄予希望，我觉得我有责任和义务写出些名堂，让他在乡村有些颜面。后来我女儿六岁时，我父亲去世，我的目标改了，我得为女儿树立榜样，不能让她觉得妈妈只会打牌和跳舞，还会干点儿正经事。再后来，女儿长大了，为她写作的话自己都羞于说出口，我却又有了发现，一些看过我的小说，或者编辑过我的小说的人说，你的文学感觉好，你的语言有特色，你的人物形象生动，完全可以再上个台阶。我这个样子我自己不失望，但有人失望。我特别受不了别人对我失望，只得再努力一下试试。
记者：您擅长还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在这方面您有哪些体会？
尹学芸：创作强调生活的重要性，这一点，写的年头越久，体会越深。生活就是这样，你不写自己熟悉的也难。没有哪段生活是白费的，没有哪段人与人的交往没有意义。认识一个人，就是认识了一个世界。文学让我变得温柔、宽阔、包容，让人生变得有广度和深度。受委屈的时候不会那么难受。
我的工作单位拐出来是条步行街，我特别喜欢整条街的烟火气，一出门就是小商小贩的摊子。我也愿意看小老板，忙的时候投入，闲的时候自在从容。有时半天没有一个食客，也看不见他们着急。世界在变，社会在变，其实变化最大的是人心。表面不动声色，内里却有大波澜。寻常人的生活并无多少色彩，但若走近了看，哪一个人物都不简单，千万别小看了谁。生活是姿态万千的，所以都作为影子投射到了我的作品里。写小说就是填补生活中的缝隙，准确的捕捉和把握，不是为了显示自己，而是揭示给读者。
记者：无论写作上还是生活上，您对自己的状态满意吗？
尹学芸：作为偏远山区的写作者，远离大都市，其实也远离了名利场，只要你不出挑，你的写作永远默默无闻。这种状态对心性、品格和意志都是考验。对于我来说，写作就是生活，很多年里，我甚至很少想功利这回事。我一直是种率性写作的状态，从无计划，也无规划。老百姓有句话叫天养人，说的是过去的土地靠天吃饭，多下几场雨，秧苗就活了，就丰年了，遇到大旱，可能颗粒无收。创作与其何其相似。
尹学芸口述
我对乡村感情至深
小时候我生活的村庄有两千多口人，是周围村庄里最大的，这是童年让我们引以为豪的。我写的许多文章都与那座村庄有关。有人因此而走进了它，认知了它，却发现这座村庄不是想象的样子，河水没有那样清，街巷没有那样长，邻家的媳妇没有那么美丽。朋友跟我抱怨，我说，可我见过清澈的河水，长长的街巷和美丽的邻家媳妇啊！那些美丽的瞬间，源于我的发现，一旦被我诉诸文字，便定格为一种永恒。
我从十多岁就参与集体劳动，学校放麦假或秋假，跟着大人去地里拣玉米、拾麦穗。有社员专门从远处的河里挑来水供大家饮用，为防止奔波时水往外泼洒，会在水桶上放一朵麻叶──跟荷叶相仿。日子过得很慢，一年跟十年也没什么分别。从场院，到地里，再到家里。这是很多人的活动半径。村里唯一的变化是，谁死了，或者谁出嫁了。生活没有意外，命运也很少有。
成年后，有一次采风到翠屏山，把自己的脚放到一枚大石头窝里，有人说这脚印是潘巧云的。因为山下的县城就在不远处，不单有石秀杀嫂的典故，还有一座村庄是传说中的祝家庄。我小时候去姨家，便通晓这座村庄的所有秘密。说没有哪条街道是齐整的，走着走着就走到一户人家的窗根底下，整座村庄就像八卦迷魂阵一样。村北的水闸是宋朝的遗物。这些与人物和故事并无关联，但记忆在这里撕开了缺口，让讲述可以从容引领。
我一直想说，蓟州是整个中国的缩影。有高山、平原、大洼、库区，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有小范围的移民。不仅有移一代、移二代，现在又有了拆一代、拆二代。这是个完整的社会大环境，但这个城市又很小，轻易就能看到舞台中心。人在背景中特别容易凸显。
我骨子里还是个农民。对柴草亲，对乡村有感情。这大概影响了我的视野，使得我做人做事都没什么野心，也没什么规划，总是想到哪，写到哪。写到哪，算到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