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年肖像 罗雪村 作
我曾率队走访长江水利委员会，从武汉小住一夜即赴南水北调的水源地丹江口，车子经过一处叫做老河口的镇子，同行的高伟突然说道：“老河口是光年的家乡呀！”于是话题自然转到中国作协这位老领导的身上。
老河口有一条路以光年的名字命名。当年他从这里走上革命的漫漫征途，我、高伟与光年同在一个创联部党支部，他是中国作协党龄最长的老党员（1927年加入共青团，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们在他的家中度过许多有意义的党日，所以车过老河口唤起我诸多的回忆。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两行经典的诗句，把我领入到抗日战场，而光年的激情、才华、使命感，以时代为己任的责任意识，也借助《黄河大合唱》留在了岁月的丰碑上。
那次走长江，在秭归的屈原祠，我在凭吊屈原之后写一小诗：“诗魂千载沉江底，孤忠一片浮日来。民心可用吊清烈，文章救国须捷才。”“清烈公”是宋代对屈原的封号，诗中写屈原的命运时，我其实是在潜意识里想到了光年先生的，他是文章和诗歌救国的榜样，更是捷才。
巧的是我在《张光年文集》第一卷中偶然翻到他1986年10月25日写的一首关于屈原的诗：“热泪滂沱琼玉篇，文苑受惠两千年。倘有诗人倡唯我，何来面目吊屈原！”（《屈原纪念馆留字》）。光年凭吊屈原，我们纪念光年，冥冥中终有那么几分巧合。“倘有诗人倡唯我，何来面目吊屈原！”这种口吻是光年典型的口吻，是他以诗人兼造诣精深的理论家双重身份说出的极有分量的话。这是时代造就的坚定不移的信念，说是信仰，也成。
其实早在40多年前云南从军时，我就知道光年，不，应该说知道光未然。
因为他1944年整理出一本极有名的云南彝族支系阿细族史诗《阿细的先鸡》，后易名《阿细人的歌》，我在军营里拜读过。我的营房在宜良，与路南相邻，而野营拉练时常住在撒尼人的山寨里，与史诗中讲述的故事背景十分吻合，故而亲切万分，同时为汉族诗人光未然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尊重而感动。他和提供诗歌原料的阿细族青年毕荣亮的友谊，也足以让人称颂不已。
真正知道张光年和光未然是一个人，是我1978年夏天从云南部队转业到《文艺报》之后了。光年是《文艺报》老主编，要当好《文艺报》人，先熟读历期《文艺报》，这是编辑部主任谢永旺同志对每个新人的要求。永旺是光年的老下级，也是“文革”前光年十分赏识的年轻人。当永旺以刚复刊的《文艺报》骨干编辑的身份给我们这些新人（包括雷达、李炳银、何孔周、臧小平、李维永……）讲传统时，我才恍然大悟：光未然和张光年原来是同一个人！敢情《黄河大合唱》的作者、《五月的鲜花》歌者、《阿细的先鸡》的整理改编者，居然是《文艺报》的老领导，现任中国作家协会的党组书记！遥远顿时转化为亲近，说亲切也行。
两个身影与名字叠合在一起的光年，引领着当时百废待兴的文艺界，以诗人的激情与理论家的睿智，加上一个老共产党员对时代的敏感与责任，与他的战友们一起，开启了上个世纪80年代文学的辉煌。他或率团出访深圳特区，或带队去大西北采风，更多的是组织评奖，编《人民文学》，应对不时发生的突然事件。那个时候我只是《文艺报》一个年轻编辑，间接听到一些因时代变革造成的观念反差进而产生的文坛纠纷，就让光年煞费苦心，当然也让具体执笔的唐挚（达成）和唐因吃尽苦头。可当年光年肩上的压力之重之大，也许只有《文艺报》的谢永旺同志多少能够感知。
作为一名远观者的我，正是因为光年倡导举办文讲所七期的评论编辑班才成为鲁院学员的。他对文学期刊评论与编辑的高度重视体现了文坛领导者的远见卓识，与此同时，他为当时的作协所属期刊制订工作条例（即不严格坐班，要有读书、调研和写作的时间），造就了那个时期诸多的复合型人才。在《文艺报》一次会议上，我亲耳听到光年建议道：一年中12个月，编辑们可以一个月读书，两个月调研出差，9个月工作，后被简称“129制度”。《文艺报》的同仁们应是最大的受惠者。
事实上我与光年的接触一直不多，远不如与冯牧、达成、罗荪甚至文井、葛洛、朱子奇，还有舒群、管桦等前辈那么密切，但1985年底我突然受领《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的一项任务：撰写该书系“中国文学”卷“张光年”词条，不到2000字的条目，在谢永旺同志的指点下，也在光年亲自过问下，勉强完成了。其间我曾登门向光年求教过，也聆听了他的醇厚湖北口音基础上的普通话，讲话慢条斯理、思路十分清晰的光年，讲述着自己经历过的风雨人生，讲述着遥远的云南，讲述着抗战的烽火和写作《黄河大合唱》的背景，你会感到充满钦敬，你会仰视，你会为自己的年轻而惭愧，会产生一种愿意去追随、去寻觅、去冲锋陷阵的冲动——也许这是所有年轻人的共性吧。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长者、仁者和智者光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