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青草 蓝蓝天 哪里去？哪里去？
清清水 白白云 放羊去，放羊去？
——若尔盖民歌
无论你的家乡是不是若尔盖，若尔盖的美丽你都无法忽略。她的美是那样地不由分说，是那样地蛮不讲理，是那样地固执而坚决。当置身于若尔盖，你便无力拒绝她突如其来的辽阔与静谧，遥远与亲和。虽然我也品味过烟雨迷蒙的江南，游历过南国无垠的海岸，欣赏过塞外辽阔的草原，但我依然迷恋着川西北高原的若尔盖，依然被她的美丽深深吸引而不能自拔。
一
在历史的天空中，若尔盖几乎在中国的记忆里被遗忘。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地故作偏颇，历史就是如此，若尔盖一直存在于中国历史的夹缝中。这个夹缝固然是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造成，而真正挡住历史视线的则是民族因素。
说起若尔盖，许多中国人乃至四川人都是陌生的。这个有着5万余人口，1万多平方公里土地，150多万头（只）牛羊，平均海拔3500米的高山草原，仿佛具有隐身术一样，被大家视而不见。
若尔盖距西南大都会成都和西北重镇兰州分别为五百多公里路程。按理，这样的距离早该被时间之手抹掉了。然而，历史还是在这里打了个盹儿，若尔盖被深度遗忘了。
行政区划隶属关系复杂，令地理地质专家未能涉足。据文献记载若尔盖地区：古时属西戎范围；秦为析支河曲羌戎之域；汉代归入汉土，设“护都校卫”；西晋又属羌域；东晋分属吐谷浑和鲜卑族乞伏围仁所建西秦二国领地；南北朝至唐初系党项人辖地；贞观九年（公元635年），鲜卑拓跋赤辞归附大唐，受松州都督府节制，若尔盖又复归大唐；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至五代十国又为吐蕃所据；自宋以后又归入宋朝、元朝、明朝、清朝和民国版图。但其中仍有分别：宋为川属，元在境内设潘州属宣政院（西藏）辖区，明、清、民国又归四川，属松潘管辖。1953年6月，建立过渡性县级行政机构若尔盖包座行政委员会，1956年7月正式设立若尔盖县，隶属于阿坝自治州。这样复杂的隶属关系，毫无规律所寻，只听一听就能把人的脑袋搅得晕晕乎乎，又有谁去记住它呢！可以想见，身处边界的人，他们要想依附于谁是多么困难。直到今天，若尔盖的边界仍然存有质疑，纠纷依然存在，我本人也参与过多次与甘肃省的边界争议，要知道，若尔盖与甘肃的省界线就长达500多公里。
若尔盖人烟稀少，地域辽阔，又处于边境地区，再加上这样复杂的行政隶属关系，无论是吐蕃还是中原帝国的官衙皆是鞭长莫及，政令难达，根本无法实施行政管理职能。当然，其间到了清代，朝廷给若尔盖分封了6个土千户和16个土百户的部落寨主，实行世袭土官制度。这个部落管理机制被当地人习惯上通称为“草地十二部落（牧区）和包座七房（农区）”。清朝乾隆皇帝平定金川之后，总结土官在当地世代经营坐大容易生乱的教训，实行“改土归流”的管理政策。就是改土官管理为流官管理，土官仍然实行世袭，只是丧失了军政大权。但这种“改土归流”的政策对于荒凉偏僻的若尔盖仍然无济于事，因为若尔盖完全是以自然村自然寨的形式由他们的土官、老民和寺院形成的政教合一制度，自己管理自己，只要承认是朝廷的领土，朝廷的臣民就万事大吉了。这样错综复杂的行政区划归属和边远偏僻的地理位置为中国历史在心理上对它的忽略创造了外部条件。
一般来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区域生活着不同的族群，地理环境对于民族的宗教、习俗、服饰、建筑，乃至种族的形成都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因而文化是区别族群的重要元素，民族的融合实质是文化的融合，民族的尊重也就是文化的尊重。长期以来，民族之间很难互相走进心里，很难相互欣赏。因潜在的生存危机的担忧，总是相互设防，其隔阂就是文化差异。翻译成大白话就是：非我族类，必有异心。这种文化心理不仅仅是平民百姓，即使是帝王将相、文化大师也不例外，原因就是弱小与强大，侵略与掠夺。这就使得同在一个国度，也老死不相往来。民族问题，是中国历史在心理上对“若尔盖”忽略的内在原因。
若尔盖是藏民族聚居区，再佐以特殊的地理位置，它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让学者们望而却步，久而久之连听闻它的消息也困难了，所以“若尔盖”也就顺理成章地走出了中国历史的记忆。
二
著名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本应是“若尔盖”让中国了解具有了最大的可能性，可以提前改写若尔盖被中国历史忽略的这段记录，可惜历史再一次在这里踢了梦脚。
1934年到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进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其中爬雪山、过草地，经历了长征途中最为艰险的路途。红军走过的草地就是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松潘草地，若尔盖草原占了绝大部分。红军长征总共用了两年时间，而在阿坝境内停留就长达16个月，可以说若尔盖的每一寸草原都留下了红军的足迹。还有部分流落红军与当地牧民成了家，他们及他们的子孙现在还生活在这片草原上。
1935年8月毛尔盖政治局会议后，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分别进入草地，准备北上。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率领，从毛尔盖出发向若尔盖班佑草地进发。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从马尔康卓克基出发向阿坝草地进发。左右两路军过草地的出发地和行军路线虽然各不相同，但他们面临的挑战：生存与死亡却是一致的。川西北草原系藏族聚居区，海拔高，气候恶劣，地形复杂，生产力水平落后，语言不通，地广人稀，没有土豪劣绅可打来补充给养，这种境况与红军在汉族地区的行动迥然不同，给红军在筹粮、宣传、行军等诸方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1935年8月18日，右路军开始穿越茫茫草地。行军路线为毛尔盖—腊子塘—分水岭—后河—大草地—小森林—班佑—巴西。红军走进草地后不久，各部门便陆续断粮。为了走出草地，他们将随行的骡马杀掉，包括中央领导的坐骑。前面的部队吃马肉，后面的啃骨头，再后面的就吃马皮、草根。饥饿、寒冷、高海拔缺氧考验着这支衣衫褴褛的军队。据聂荣臻元帅回忆：“我到班佑的前一天，给后面的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李富春同志打了一个电报，其中有一段是：‘一军团因此次衣服太缺和一部分同志身体过弱，以致连日来牺牲者约百余人。经过我们目睹者均负责掩埋，在后面未掩埋的一定还有，你们出动时，请派一部携带工具前行，沿途负责掩埋。’10天后，得到周恩来同志一份电报，他说：‘据三军团收容及沿途掩埋烈士尸体统计，一军团掉队落伍与牺牲者在400以上’”。红一军、红三军均为一方面军的战斗主力部队，红一军过草地尚有400以上落伍牺牲，其他非战斗部队的减员绝不会低于战斗部队。据1986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长征在雪山草地》记载：“红二方面军1936年7月22日，一日雨雪，仅六师抵达绒玉之夜，死亡140人。许多红军战士嘴里含着野菜光荣牺牲在草地上”。
1935年8月底，彭德怀命令红3军11团政委王平带上刚刚从巴西农区筹集到的粮食，率领一个营的兵力返回班佑草地，迎接滞留在班佑热曲河岸的伤病员。当他们一行赶到班佑热曲河边用望远镜观察，发现河对岸至少700多人背靠背坐着，一动不动。过河后才发觉，这些背靠背坐着的红军全都牺牲了。还有一步之遥就走出草地去了，但他们没有能够走出去，全都牺牲在了草地上。这是记载长征过草地众多回忆录中，记载红军集中牺牲人数最多的一处。
1935年9月，巴西紧急会议后，毛泽东、党中央率红1军、红3军先行北上。右路军中四方面军的红4军、红30军和红军大学又从巴西出发，再过草地，原路走回毛尔盖。深秋的草地天气寒冷，虽然在巴西筹集了二过草地的粗杂粮食，但红军将士的心情非常郁闷。红一、四方面军的突然分离，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部队思想混乱，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当时发生在红军最高决策层的“行动方向之争”。二过草地是原路返回，沿途那些牺牲战士的新坟和未及掩埋的战友遗体历历在目，这些坟茔和遗体成了红军二过草地的路标，但也像一把把尖刀，一下又一下地刺痛红军将士的心。
红军第三次过草地是1936年6月。贺龙、关向应、萧克率领的红2军、6军（改称红二方面军）长征到达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师后，分为左中右三个纵队，分别从甘孜、炉霍等地出发进入草地。对四方面军来说这是第三次过草地了。三个纵队从出发到走出草地到达若尔盖的包座、求吉一线，历时一个多月，行程仅中纵队都在1500公里以上，其余两个纵队行程更远。由于连续行军，长期断粮，部队体力十分虚弱，沿途牺牲和掉队的红军战士难以计数。在若尔盖包座一带的百姓中，不少人亲眼目睹过包座松甘古道上的罗玛龙沟成堆成堆的红军遗骸的惨状，那些红军指战员们的遗骨三个一群，五个一堆，散布罗玛龙沟约一公里地带，其惨状目不忍睹。据考证，这些红军遗骸，正是1936年红二、四方面军过草地时留下来的。
1935年8月，走出草地的张爱萍将军感慨地写下了《过草地》：绿原无垠漫风烟，蓬蒿没膝步泥潭。野菜水煮果腹暖，干草火烧驱夜寒。随意坐地堪露宿，卧看行云逐浪翻。帐月席茵刀枪枕，谈笑低吟道明天。由此可看出红军的精神。
右路军先头部队（红四方面军30军）走出草地到达巴西农区后，立即投入了激烈的包座战役。包座战役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术，战役总指挥徐向前，参战部队由红四方面军所属陈世才、李先念之30军，许世友、王建安之4军10师共计约1万4千人。敌方部队为国民党中央军之康庄团，张莱孝游击支队，胡宗南部武成仁之49师和3000人左右的地方藏兵合计约1万4千人。包座战役是红四方面军组织实施的，包座战役击毙胡宗南部49师师长武成仁，死伤官兵4000余人，俘虏800余人，缴获长短枪1500余支，轻重机枪78挺，电台1部，以及大批粮食、牛羊和军用物资。红军伤亡也不小，年仅23岁的红4军10师师长王友均阵亡。包座战役红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包座战役的胜利，打开了红军北上的通道。
红军过草地付出了巨大代价，书写了前所未有的光荣历史。作为红军走过的地方，若尔盖也为红军，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
1935年至1936年，近10万红军到达川甘交界的若尔盖草地边缘的巴西农区，两次秋季粮食收获，有力地支撑了三过草地的主力红军，及时有效地发挥了粮食基地中转作用。根据若尔盖县党史办主任蒋桂花收集整理，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的《走进历史现场》记载：1935年至1936年，红军在巴西地区“两年共筹集口粮237．75万公斤”。这样的数字，对于人口密集，土地肥沃的产粮区而言，不算什么，但对于人烟稀少，土地贫瘠，高寒低产，而红军人数又数倍于当地藏民的巴西地区来说，这个数目就是天大的事情了。当地百姓几乎倾其所有，致使1937年巴西地区发生了严重的饥荒…… 完全可以说，雪山草地的各族百姓与红军将士一起，共同度过了红军长征的艰苦岁月。
1936年，毛泽东在保安时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道：“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是红军拿了番（藏）民的粮食而欠的债。有一天，我们必须向番（藏）民偿还我们不得不从他们那里拿走的给养。”
三
若尔盖是红军三过草地，出川北上的主要区域，拥有众多的红军长征时留下的战场遗址、会议会址、烈士陵园和领袖、元帅们居住生活工作过的居所遗迹，成为州、省和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革命遗迹、遗址达16处。若尔盖是红军长征时期战略行动方向争论最激烈的地方，从1935年8月29日在巴西班佑寺召开的巴西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起至1935年9月9日在阿西牙弄召开的阿西牙弄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止，短短的12天时间内，在若尔盖巴西地区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及主要成员参加的中共最高会议就达5次之多。可见党内外、军内外形式的严峻程度。
遗憾的是，这些重要的革命遗迹、遗址彷佛在时光的摇篮里睡死了一样，并不为人所知。红军经过草原时正值中国乱世，他们长途跋涉，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致使他们身体虚弱、高原反应严重、生存十分艰难，长征中仅在若尔盖死亡的红军营以上干部50余人，红军普通干部战士达到1万多人。加之红军总政委、红四方面军政委张国焘和中央意见不能统一。而张国焘又密谋部署兵力，意欲抓捕最高统帅毛泽东。在这样的情形下，红军没有精力和时间去考证这里的山川地貌、历史沿革、人文风土。更糟糕的是高海拔和恶劣的气候，致使若尔盖草原给所有红军留下了深刻却非常不良的印象。这在后来许许多多描述红军与草原的文章中得到了印证。对草原恶劣气候和恐怖沼泽的描述之所以没有人提出异议，排除政治因数外，在汉文文献中找不到有关若尔盖草原的记载，没有人了解川西北草原，我以为这才是真正的原因。毕竟专制的政治只能让人不敢言语，却不能让人心里也糊涂。中国工农红军进入若尔盖，是若尔盖有史以来进入这一地区汉民族人数最多、汉民族学者最多、汉民族各类杰出人才和民族优秀分子最多、共和国元帅将领最多、共和国领袖级人物最多的第一次。后来这支军队夺取了天下，成为了中国新的统治者。这样的条件，是使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人了解若尔盖成为可能的一次绝佳机会。可惜，历史还是放弃了这个机会。
中国工农红军离开草原后，草原的天空又回复到了土官老民寺院和国民党统治的势力之下。但是那些受伤和掉队的许多红军却留了下来，融入了若尔盖草原的牧民群众之中。
罗永佑，男，江西南康人，其母是湖南湘潭人，是解放军国防部长、元帅彭德怀的堂妹。罗永佑1931年参加红军，1935年9月5日在若尔盖巴西羊依寨负枪伤，时任红一方面军三军团十三团三营三连二排排长。在当地藏族老人扎巴的精心护理下康复。1936年流浪到若尔盖阿西牙香寨落户，他学会了藏语和放牧，与当地藏族姑娘次仁卓玛结婚，更名更特尔，从此成为身着羊皮袄，头戴狐皮帽，脚穿长筒靴，胯下河曲马的若尔盖草地地道牧民更特尔了。1956年，彭德怀元帅通过信函找到了罗永佑，并希望他去北京工作。罗永佑婉言拒绝了舅舅的安排，他在若尔盖参加了工作。1977年2月，阿西供销社干部罗永佑从县城进货，再返回途中，因乘坐的手扶拖拉机翻车不幸因公殉职。他留下的两个儿子如今已长大成人，成为若尔盖草原新一代的牧民。
徐国富，男，四川广元人，1934年在四川广元三盐场许家河参加红军。1935年8月过若尔盖草地时，是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二营勤务兵。1936年初秋，第三次过草地时在若尔盖包座患脚疾掉队，之后到达甘肃过黄河加入了西路军，西路军打散后一路流落到若尔盖包座、求吉，在甲基寨落户，并与另一名流落女红军向金兰（四川宣汉人）结婚。婚后共生九子，活下来仅两个儿子。这对流落红军分别于1994年和1996年在若尔盖去世。
张丽桂，女，长征中被编在红四方面军童子团。她母亲是红四方面军妇女工兵营战士，牺牲于茂县。年仅8岁的张丽桂随侦查员去松潘时不幸走失，红军过草地时她正流落松潘街头，被若尔盖多玛部落的牛帮带回若尔盖草地，落户于多玛部落。张丽桂是位不会说汉语只会说藏话的汉族人，生有一女，现在已是四个外孙的外婆了。张丽桂的藏名叫“泽仁卓玛”，当地人都习惯称她“甲泽仁卓玛”，“甲”是汉族之意。张丽桂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每天经轮不离手，经文不离口。上世纪80年代，她还用自己多年积攒下来的流落红军补助为路费，历经艰难去了拉萨朝佛。
马明春，男，云南东川人，红四方面军30军政治部通讯员。1935年8月底，他作为伤病员留在了若尔盖求吉。大部队走后，躲在山上的马明春被两个当地的藏族青年带到了求吉俄尔卡寨子，给当周家当儿子。经过当周夫妇一个多月的精心照料，他的伤病终于全好了，他感念这对老夫妇对他无微不至地照料与呵护，伤好后便安心给当周当儿子，一家三口相依为命，他也有了一个藏族名字—索朗邓真。1941年寨子失火，老阿妈死于火灾，一场火灾后当周老人一贫如洗，而索朗邓真已经25岁，到了成家的年龄，当周娶不起媳妇，决定让儿子去做上门女婿。一个风和日丽的夏日，当周老人将索朗邓真送到求吉麻藏寨上门成亲了，履行了一个父亲应尽的义务。1953年若尔盖解放了，1959年索朗邓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他当上了包座牧场的副场长。
戚永才，男，四川通江人，藏名扎西。系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七四团一营一连排长。1936年8月初，因伤流落若尔盖，落户求吉嘎哇寨，已故，留有一女。
陶秀英，女，四川苍溪人，系红四方面军妇女工兵营战士，1936年8月中旬，因护理伤员而掉队。在若尔盖求吉，当地百姓都知道她是一名红军。1975年当地政府落实有关流落红军政策时，他是流落红军第一个落实政策的。1986年因病在若尔盖去世。
……
有一个现象我不得不说出来，那就是解放过后，这些所有的流落红军，他们都先后去到老家探望家乡的亲人，但却没有一个离开若尔盖而回到故乡生活的。甚至像罗永佑那样有个国防部长的舅舅背景的红军干部，也放弃了去北京工作的机会而坚决地留在了若尔盖草原。这样奇特的现象令我们陷入深深的思索中，这种思索更多的不是欣慰，而是怅然！
四
中国历史究竟对若尔盖忽略了什么呢？
自然风光与历史文化，这是我们最容易想到的。除了普遍意义上的版土意识和民族意识光照下的堂皇说辞，诸如凡我国土，寸土必金，岂容忽略；凡我民族，大小必贵，岂能轻贱。这种大话恐难服人，穷乡僻壤被忽略一定有被忽略的理由，又何必大惊小怪呢！那么，我们不妨来看看这些被中国历史和中国人忘却的若尔盖究竟有些什么值得我们在此唠唠叨叨？
前面说过，若尔盖距成都、兰州这两个中国西南和中国西北大都会皆为五百多公里路程，而就是这五百多公里路程，竟然让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不知道四川有黄河。更令人不解的是：中国人都知道“黄河九曲”，几千年了居然没有人深入实地地探究一下黄河第一弯在哪里？历史和国人一道稀里糊涂地说着，连国家的教科书也跟着犯傻，终究成了一件中国的糊涂事。直到上世纪中叶，黄河要流经四川的地理符号才标注在成都军区的军事地图上。1950年，川西北草地局势不稳，解放军成都军区剿匪侦察员都爱国，乔装成藏族牧民潜入草地绘制军事地图。当他意外地发现四川若尔盖有黄河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他通过反复核实后确定若尔盖这条河就是黄河。都爱国迅速将这一重要情况向军区作了汇报。从此，流经若尔盖的黄河第一次标注在了中国的军事地图上。因为是军事地图，涉密，事后也没有作宣传，了解的人自然十分有限。后来，若尔盖设立了政府行政机构，移居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的人不断增多，民族间的交往融和也频繁了起来。即使如此，若尔盖依然是偏僻闭塞的。时间到了改革开放中期，旅游业在全国持续升温，若尔盖这才迎来了让世界了解的机会。算起来不过是最近十多二十年的事情。
旅游业的兴起，地方政府开始重视撰写、编辑、整理人文地理资料，出版旅游指南，印刷旅游画册，打造旅游景点。这样的一编撰一整理，就连祖祖辈辈生活在若尔盖的人阅读后也把自己吓了一跳。五百多公里路程，在黄河第一弯的问题上，让中国历史整整糊涂了五千年。细想想，这样的糊涂应该是不可原谅的。
五
黄河第一弯不是徒有虚名的一条大河的标志性数字概念，它的美丽同样令人震撼。黄河从青海、甘肃流到四川若尔盖，然后又折向西北，再流回甘肃、青海。在若尔盖唐克绕了个180度的大弯曲，形成黄河九曲的第一弯。唐克的黄河草原正处在这个大弯曲的顶端上。
传说黄河是为了到若尔盖朝拜东方的海螺山雪宝鼎而来。雪宝鼎是松潘境内的一座著名雪山，距若尔盖唐克还有好一、二百公里路程。唐克是一片辽阔的草原，黄河的支流白河从唐克的黄河草原汇入黄河。白河汇入黄河的地方正好是黄河九曲第一弯的弯曲处，这一片水域显得更加浩大而苍茫。
白河从草原一路流来，把草地分割成一片又一片河洲。被分割的河洲之上长满了高原柳树，柳树虽然并不巨大，却形成了无数丛林。清清亮亮的河水蜿蜒穿行于河洲之间，河中水鸟飞禽顺水而流，岸边牧人跟着牛羊随口吟唱，牧歌与鸟鸣随风而飘，天地一派祥和。黄河由这里开始就具有了磅礴的气势，而浩淼的水面竟无浪花翻涌。平坦而宽广的水域静静地流动，呈现出一种巨大的感染力和至上的气派。而更为奇特的是：当晴空万里的时候，从这里就能看见蓝天中高高耸立的宝鼎雪峰。中外科学家称这一现象为“宇宙中的庄严幻影”，实为自然界的一大奇观。
黄河第一弯的草原盛产中国名骏河曲马。河曲马体型俊美，四肢强劲，以耐力著称于世。唐代诗人杜甫诗赞河曲马“竹披双耳俊，风如四蹄轻”。如果河曲马是天下名骏，那么可以说是天然丰茂的黄河第一弯生长的河曲牧草养育了河曲马健壮的体格，辽阔美丽的黄河草原和气度非凡的黄河九曲第一弯造就了河曲马的品质。
寺院的鼓钹之声徐徐传来，将人的思绪带回现实。一座历史悠久的藏传佛教寺院“赤扎西铁钦林”（又名索克藏寺院），坐落在黄河九曲第一弯岸边草原的斜坡上。那些身披红色袈裟的僧众，吹奏着老号，念诵着经文，每日迎着东方冉冉升起的朝阳，又望着它款款西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寺院门前悠悠的黄河静静地陪伴着他们，他们也陪伴着浩浩流水，看天空云来云往，听候鸟啾啾如歌。
黄河九曲第一弯，第一弯是草原，过了第一弯，天下黄河就是九十九道弯了。
六
若尔盖的另一自然景观是花湖。
花湖在若尔盖热尔草原的中心。热尔草原是中国最大最平坦的湿地草原，其腹心地带有三个高原湖泊，以花湖为最美。花湖四周数万亩水草地是中国“高原湿地生物多样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以黑颈鹤为主，还有高原鱼类和其它珍稀动物。
每到夏日，热尔草原绿草和鲜花一直弥漫到天边。远望，兰色的花湖被绿色包裹着，像地毯上散放的宝石，十分耀眼。走近湖边，湖周的花草被满出的湖水浸泡着，湖里的野花则浮生于水面。鱼鸥、黄鸭、黑颈鹤与其它水鸟成群结队地栖息于湖畔或悠游于湖中。偶有鱼儿跃出水面，把湖中的蓝天和白云摇晃得歪歪扭扭。冬天，花湖结上厚厚的坚冰，鸟儿们都飞走了。这时的花湖，安详得像一位老人，对飞不走的鱼却呵护得如同怀中的琥珀。
花湖不仅呵护了湿地的黑颈鹤们，还喂养了草原的牛羊和牧人。在热尔草原，无论牧人把牛羊放到哪里，心中都会记挂着花湖。花湖在牧人心中就是清清亮亮的圣水。每到冬天过去夏季来临的时候，牧民们就会吆喝着自家的牛羊，驮着帐房，带上牧羊犬迁徙到热尔草原。因为这里有花湖，有不竭的水源。牧人悠闲的时候，总喜欢仰躺在草地上，哼着牧歌，或者随手扯一根青草放在嘴里，望着高高天空里的白云一片一片从眼前飘过。雪白的羊群和乌黑的牦牛在牧人的近旁，也学着天空的云片一样，在绿茵茵的草原流动。有时天空飘着几团乌云，炸雷好像从脚边滚过，牧歌就从马背躲进牛毛编织的帐房。而在草原看得见的另一端，却依然是灿烂的阳光。牧人的帐房总是不约而同地紧邻着，连绵二、三十里，像藏族姑娘织就的花腰带。于是花湖又多了一种芳香。面对花湖，他们的情绪也像花湖一样恣意而美好。
身下是绿色弥漫的草原，头顶是高远明净的天空，眼前是自然圣洁的水域，这就是若尔盖花湖。来过花湖的人，心灵都会生出香气。
七
白龙江源头是若尔盖的另一种魅力。
若尔盖一半是草原漫延的牧场，一半是森林覆盖的农区。这样的地貌不仅孕育了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还是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涵养地，成为长江、黄河上游的天然绿色屏障和成都平原的绿色“空调”。
白龙江属长江水系，它的发源地处于若尔盖草原的边缘地带。白龙江源头坐落在纳摩村的一个小山谷里。纳摩是四川与甘肃交界处的一座村庄，两省间仅有一条丈余宽的小河相隔。奇特的是在这弹丸之地，却坐落着颇具规模的两座藏传佛教寺院和两座伊斯兰清真寺,以及藏寨、回民村落。像这样不同神祇、不同教民，却又同沐一片阳光，同享一块风水的情形，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是少见的。
界河两岸，分别建有川甘两省各自的佛教寺院和清真寺。四川寺院（当地人习惯称呼），全称为“达仓纳摩格尔底寺院”，简称“格尔底寺”，是四川阿坝地区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格鲁派寺院，辖有18座分寺。1958年这座寺院就已经有1200多位和尚在这里住寺修行了。西北寺院（当地人对甘肃寺院的俗称），全名为“达仓郎木赛赤寺院”，简称“赛赤寺”，是西藏拉萨哲蚌寺的子寺，亦属藏传佛教中的格鲁派寺院。四川清真寺和西北清真寺所在的村落互称“四川甲科村”、“西北甲科村”。村民由回族、东乡族、撒拉族和保安族等组成，约1100多人。四川清真寺属中国伊斯兰教派中的“格的目”，西北清真寺属“伊和瓦呢”。在这里，界河、界线仅仅是政府的行政区划而已，与当地的民俗生活、教民构成与行政区划没有太大的关系。甘肃省甘南州七个县的藏族群众修行礼佛于四川格尔底寺，四川甲科村的相当一部分穆斯林教众也去西北清真寺做礼拜。在这里，无论是藏传佛教寺院，还是伊斯兰清真寺，都没有习惯上的围墙、门户。寺院之间相距咫尺，人界、神界、自然界，没有任何的阻隔。
一年四季河谷佛号长鸣，祈祷颂经之声不绝于耳，恢宏的寺院建筑与肃穆的清真寺宣礼塔共立于纳摩河谷，让人感悟宗教文化的包容与世俗生活的和谐。
格尔底寺五世活佛的肉身灵体堪称小镇奇观。五世格尔底活佛出生于1681年，1775年圆寂。五世格尔底活佛圆寂近200年后，爆发了让世界瞠目结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浪涛渗透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边远偏僻的纳摩也未能幸免。当时，五世格尔底活佛的灵体被造反派运到若尔盖县城，几个信教群众发现后，趁夜把活佛灵体偷走，然后悄悄掩埋在县城附近的达龙沟山坡上。当1981年格尔底寺院将五世活佛灵体从泥土里起出时，灵体竟然丝毫无损，目睹者尽皆称奇。寺院将活佛灵体重新请回格尔底寺院，供奉于金殿的灵塔之中。金粉抹面的五世格尔底活佛肉体真身历经两百多年的风雨，至今仍然栩栩如生，令信众和游人叹为观止。
纳摩不仅是宗教圣地，也是回归自然、回归天界的通道。郎木寺天葬台位于赛赤寺西北300多米处，是安多藏区最大的天葬台之一，已有400多年历史。在这里，飘动的各色嘛呢经幡是野风念动的超度经文，是逝者走向天国的背景图文。山顶成群的秃鹫眨动着机灵的眼睛盘旋着，它们是天国的使者，它们是天葬台的主角。百灵鸟鸣唱的天葬场，没有想象中的那种阴森与恐怖。在这里，死亡不仅仅意味着结束，也意味着开始，意味着重生与超脱。天葬是藏区群众对生命终结的达观态度，是对新生寄托的最后回归。眉山汉族女诗人棱子在游历纳摩后写到：如果我的生命/终结在草原/那就天葬吧/让我的躯体/喂养鹰鹫/让我的灵魂/随风飘散// 诗人在阅读天葬这部神秘的天书后，给她的诗歌加上了“一个外乡人看见了草原”的标题。这是诗人在草原感悟到的自由和自由灵魂的选择归途。天葬是生活，是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升华，天葬不是风景。
距格尔底寺不远就是白龙江源头。
茂密的森林覆盖着峡谷，祥和而宁静。纳摩峡谷的山底，清澈明净的泉水汩汩地从石缝中涌出地面，总也涌不停涌不尽，好象白龙江所有的水都藏在这座大山下面一样。冬天地面零下20、30度不结冰，夏天山洪季节暴雨不涨水，白龙江源头的水就是如此具有活力。
白龙江源头的泉水从寺院流过，从村庄流过，从城市流过，然后归入大海。由平平静静地流淌，而浩浩荡荡地一泻千里，最后在海洋复归平静。白龙江、嘉陵江、长江、大海，这是水从若尔盖出发一路交汇一路奔腾的流向，这是水的追求。饱经沧桑的人，则从海洋彼岸的都城闹市纸醉金迷中逆流而上寻根溯源，走回江河的的源头，这是人性的回归。
有人说，纳摩是“佛的村庄”，此话是有几分道理的。
八
若尔盖还有降扎温泉、铁布梅花鹿自然保护区、包座原始森林、紫果云杉保护区等等迷人的自然风光。但最值得一说的还是独居一隅形成的自由、善良、朴实的民族性格。这种民族性格是千百年来形成的文化精髓，比之偷奸耍滑，投机取巧来说不知要高贵、高尚多少。有人将这种性格称为愚昧、落后，有人将这种性格称为本真、善良。显然后者才是客观的，公正的。我一直认为，文化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文化不需要时尚，文化是民族生存过程的真实记忆和痕迹。
若尔盖虽是以游牧文化为主体的地区，但生活在这里的民族并没有草原民族那种善于掠夺，弱肉强食的生活习性。谁都知道，强者生存，弱者灭亡的道理。草原人以游牧为生，草原地势平坦辽阔，胯下骏马来去如风，为偷牛盗马、掠夺财富创造了条件，所以草原民族身上容易滋生并传承掠夺的性格。
人口稀少，居住分散，没有政治集团，也非政治中心，自然就没有政治利益，没有政治野心。1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到今天为止，包括建县后大量迁徙而来的外来人口在内，也才区区6万余人，而在1955年以前仅仅只有3万余人而已。他们的力量太脆弱了，太不堪一击了。敌人不会将它们放在眼里，他们也深知自己不可能去逞强逞能。安居乐业，在政治的夹缝中求生存，这是他们的生存之道。但这不等于说他们没有血性，他们也是敢于担当，顶天立地的不怕牺牲的草原汉子。只是从大的部落利益而言，他们必须考虑部落的生存。从历史上若尔盖被反复分割，反复隶属于不同的政治集团辖地，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所以若尔盖和若尔盖人能够被忽略，没有能够放在别人的眼里，使部落没有遭受灭顶之灾，也是他们这种处世态度的胜利。顾全大局，安份守己，勤俭持家，忠厚善良是若尔盖人的德操。
培育若尔盖人德操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宗教。若尔盖的宗教主要是本教、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
自公元7世纪至12世纪初，本教，继而藏传佛教，先后派僧人进入若尔盖的包座、占哇、热尔、苟哇等地，以修炼功法、祭祀布道等形式传播该教思想文化。当时若尔盖尚无寺庙，皆为游方传教。本教思想文化传入若尔盖历史悠久，也是最早进入若尔盖的宗教。本教发源于西藏阿里地区（古称象雄），汉代由青海传入若尔盖。公元12世纪初，本教创始人东巴桑吉辛饶弥倭的传承人象帕为复兴本教，在若尔盖苟哇建立苟象寺。这是阿坝地区第一座本教寺院，后来本教寺院遍布阿坝地区。公元13世纪中、下叶，始有藏传佛教的萨迦派文化传入。公元1413年，藏传佛教格鲁派文化传入。至此，若尔盖境内本教、宁玛、萨迦、格鲁等教派并立并存，竞相传播各派思想文化。诸派相互影响，兴建庙宇，争取信众，寺院由此逐渐兴盛起来。
各寺院同部落之间逐渐形成了“喇嘛神民”、“寺院教民”关系，也就是说寺院隶辖有供施关系等寨落部众，这些部众同时也是所属寺院的学僧僧源。由此形成了若尔盖全民信教的历史习惯。
佛教寺院不仅仅是传播佛教的场所，还是藏族文化的学习、传播、保存的重要地方。在若尔盖，寺院教育不仅是社会教育的基本形式，也是学校教育的唯一形式。除了寺院，没有任何学习文化的专业机构，当然也不可能有学校。可以这样说，在若尔盖，哪里有人哪里就有寺院。到20世纪50年代，若尔盖共有寺院32座，其中教育结构健全的就有24座，而1955年若尔盖进行的人口调查结果是全县5900户，共计32415人，其中僧侣占4300多人。足见寺院的密度和僧俗的比例都是非常大的。各寺院在教育问题上制定了相应的教学计划、任务，形成了一整套教学、考核及学位考评方式等制度。入寺为僧者必须身体健康、智力正常，经家庭申请或寺院指定，本人自愿并有托管僧人，方可入寺。招收年龄一般为7至10岁，新入寺僧童必须由托管僧人带领，参拜亲教师、掌堂师等僧官，并举行剃度仪式后才可获得学籍。在寺院里，可以学到天文、地理、历算、医学、文学、哲学、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一般情况下，无论是牧区还是农区的普通藏民家庭，如有三个儿子，会送一个到寺院去做和尚；如有五个儿子，会送两个到寺院去做和尚；如果是独子，那就不用到寺院去出家修行，可在家里做俗家和尚，接妻生子，延续香火。在若尔盖，所有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都来自于寺院，他们既是藏文化的继承者又是传播者。
部落里的红白喜事、修房造屋、生子动土，所有的事务都有寺院参与，家家户户都与寺院血肉相连。他们历经千辛万苦，穷其一生挣下的钱财，宁愿自己与家人穿得破烂，住在不能遮风挡雨的破屋子里，也会毫不犹豫地将所有钱财捐献给寺院。他们也会一路磕着长头去参拜一座心中崇敬的寺院，沿路乞讨，花上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也在所不惜。他们甚至还会用蘸满酥油的纱布裹住自己的手指在佛前点灯，将自己的手指在佛前一点一点烧尽，只剩下一个无指的手掌。由是可见若尔盖人对佛是何等的虔诚，是何等地看重宗教，以及寺院与百姓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
如此的背景，如此的生存状态，若尔盖人接受宗教文化的自觉性就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了，要想在他们身上消除佛教文化都是不可能的了。而佛教无论是文化还是教义，自始至终都是讲的“善”。到此，我们终于找到了若尔盖人的民族性格形成的缘由所在了。
九
1949年以后，许许多多的“危险人物”在若尔盖躲过了自己的劫难，靠的就是若尔盖人本朴、善良的民族性格。
中国工农红军25000里长征经过草地时，三过若尔盖。浩浩荡荡一支饥饿的队伍，数倍于若尔盖土著居民，他们在阿坝境内停留时间长达16个月。寺院里囤积的粮食和草原上成群的牛羊有力地支援了这支疲惫不堪的穷人队伍。解放后将爬雪山、过草地列为长征途中最艰难的路段，表现了红军英勇顽强、战无不胜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若尔盖人拍手称好。为中国革命做过重要贡献的若尔盖，他们收留了大量流落红军，没有顾忌那些流落红军是来自于强大的异族人群，他们也不怕随后而来的作为敌人的国民党军队问罪杀头，他们让流落红军成为了新的若尔盖人，他们让流落红军在草原成家生子，这不是他们对革命有感情，这是若尔盖人善良的本性。当胜利者庆祝胜利时未能将若尔盖列为革命根据地，还向全世界说他们的家乡是环境最恶劣的地方，若尔盖人没有怨言，没有一个人向上级组织提出过若尔盖也是革命老区，也是革命根据地，也应该得到国家的格外扶持的要求，他们依然乐呵呵地在山谷里种植青稞蚕豆，依然在草原上放牧牛羊。因为他们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过来的，他们习惯于这样的生存方式。这样的时候，他们的民族性格体现得特别充分。谁如果还要说这些善良的人是愚蠢，他们不仅残忍，而且连人性也要让人怀疑了。
我有很多朋友，他们的父辈或本人都是旧社会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或地主富农，或军警参议。新政权建立之初，他们都是专政的对象。
黄吟秋，1930年出生于四川武胜县，画家。1955年西南民族学院毕业，1958年下放西昌反右“消毒”，1959年进入若尔盖，1966年因受李秉中反革命集团案牵连定性为“外围组织成员”，下放若尔盖班佑公社班佑大队小学教书。小学远离集镇，交通闭塞，学校里的老师只有他们夫妻。善良朴实的村民给他们送去奶渣、酥油、糌粑和牛羊肉。他们这两个异乡的回族人受到了当地藏族人的特别礼遇，他们在这里充分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亲和友善，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安宁和幸福。他们在班佑度过了人生中本应是最艰难却反而是最快乐幸福的日子。黄吟秋后来成了大学教师，四川著名画家。
雷守立，1941年出生于四川理县，画家。父亲是国民政府参议员，解放后在监狱关押20年后释放。雷守立1958年威州师范毕业后到若尔盖麦溪乡幕村小学教书，后与幕村藏族女子结婚。如今儿孙满堂，其中大儿子雷勇现为阿坝州藏医院副院长、若尔盖藏医院院长，著名藏医专家。雷守立先生上世纪80年代中期调任若尔盖县教育工会主席，1993年担任若尔盖县文联常务副主席，1997年退休后定居若尔盖县城。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均未受到冲击，在幕村安然度过难关。
欧成铭，1926年出生于四川茂县，学者、书法家、金石家，国民党三青团团员，旧政府茂县一小学校长。解放后参加茂县行署文秘工作，后遣送刷金寺学习班学习并解雇。1968年进入若尔盖从事漆工工作，为自己挣下著名外号欧漆匠。穷困潦倒但自在快活一生，所幸躲过政治劫难，从未接受过任何批斗、惩罚和歧视性劳动。1999年病故，葬于县城后的峨尼山山坡上。
胡本英，1940年出生于四川名山县，书法家。祖父是清朝光绪年间著名书法家，父亲是黄埔军校14期毕业生。在若尔盖生活、工作几十年，退休后定居郫县犀浦镇。
……
这些“有问题”的人，如果不是身处若尔盖这样的人文环境里，在那样严酷的政治运动岁月里，恐怕都不会轻松过关，不死也会脱层皮吧！多少地富反坏右分子，多少牛鬼蛇神在那个人妖颠倒的岁月里，得到了若尔盖人善良的庇护，得到了做人的最起码的尊严。甚至是钱财他们也不贪图。比如他们以谁养的牛羊多为富裕标志，家家户户都努力发展牛羊，政府想了很多办法企图说服他们变卖牛羊，可他们一如既往，谁也不听，只是一味地占有资源，却坚拒不将资源变为商品，变为钱财。若尔盖人固执地按着自己的人生价值观生活。他们支持支援红军，他们也保护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他们没有要求，也没有觉得自己是谁的恩人，这就是他们真实的人生。
十
那么，若尔盖为什么几千年来不被中国所认识呢？这道历史的墙壁为什么立了几千年没有倒塌？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不妨来查查原因。
若尔盖，说到底就是少数民族地区，地道的藏族人聚居区。直到公元1995年前，牧民们依然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1995年后，政府推行人草畜三配套建设工程，搞草场承包责任制，牧民们才开始单家独户地定居下来，从而结束了几千年的游牧生活。今天的若尔盖，依旧有许许多多的藏族人不会说汉话，汉族人与藏族人的交往仍然是十分有限的。这就是说：民族问题才是形成几千年不倒的历史墙壁的真正原因。
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制造了太多的民族矛盾。虽然，我们有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商道；我们还有出使西域的张骞、牧羊的苏武、出塞的昭君、远嫁的文成、七下西洋的郑和…… 这些杰出的外交家，这些精彩的外交历史，并不能掩盖长期持续的民族矛盾。秦始皇统一了度量衡，却没有能够统一中国各民族的语言文字，不仅没有统一，还修了一道万里长城。这道万里长城，就是民族间的墙壁，不知有多少统治者在这道墙壁上添砖加石，让长城越来越长，越来越厚，最后成为一种文化筑在了每个民族的心里。在北魏、元朝、清朝这样的少数民族做皇帝的时期，统治者们也没有好好想想民族团结的问题。康熙、乾隆那样的圣君，所谓的太平盛世也只是流于表面，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就连汉族圣人诸葛亮，在治理少数民族的问题上，所采取的策略也是：以夷治夷。他不惜花费时间和精力，对少数民族领袖孟获七擒七纵，最后终于使孟获心悦诚服，投靠了蜀国。但是，诸葛孔明并没有在孟获的领地上设立衙署，也不派谴蜀国的官员或兵将驻守，依然使用孟获统领治理。蜀国人与夷人仍然保持了地域距离和感情距离。
天若有情天亦老，星转斗移到今天，民族大融和是历史的必然。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民族文化保持相对独立，也是必然和必要的。然而，历史的发展却是艰难而不可阻挡的。几十万阿坝藏区离退休人员已经定居成都辖区的都江堰、郫县、崇州，还有许多阿坝的生意人、读书郎、打工崽，也奔走、居住于成都平原。内地的干部职工、自由民也大量地居住于西藏、新疆、内蒙…… 在成都靠向阿坝方向的羊西线大街上，有一家著名大饭店叫大蓉（融）和，这个“大融合”不仅是东西南北菜系的大融合，也是各民族、种族东西南北人的大融合。如果说处在西南大都会成都西门上的“大蓉和”这家饭店名称是巧合，我以为也是冥冥中某种必然联系的巧合。特别是它源于民间的这一点，弥足珍贵地反映了历史的墙壁已经倒塌，民族间的文化、感情正在沟通和交融。
随着交通的高速发展和信息化的高度发达，地球成了人类的村庄，所有的民族都是这个村庄里的村民、家庭成员，其独立个性就显得十分有限了。虽然如此，我们对那道已经倒塌的历史墙壁仍然万分畏惧，站在它的废墟上，还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它倒塌时所弥漫的呛人烟尘，屹立的废墟残墙坚硬逼人。
作者简介：牛放，本名贾志刚，1963年5月出生，四川平武人。中国作协会员，文学创作一级，中国作协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四川省作协第5、6、7、8届全委会委员、第7、8届主席团委员。散文、诗歌入编《中国散文年选》《中国诗歌年选》《中国散文诗年选》《中国诗歌白皮书》《中国诗歌排行榜》等数十种选本。著有诗歌、散文集《诗藏》《落叶成土》等5部。获冰心散文奖、四川文学奖、首届中国西部散文奖等。多次担任四川文学奖等奖项评委，系四川省专家库专家。历任四川阿坝州作协主席、阿坝州文联专职副主席兼秘书长、《草地》主编、《四川文学》主编等职。现为中国西部散文学会副主席、四川省诗歌学会副会长、四川省作协散文专委会副主任、互联星空中国书画院四川分院院长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