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可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少点什么呢？终于想起来了，少点酒。
对！少点酒！少点酒！
开门七件事里头的最后一件事，根本没那么重要，甚至是可有可无。只有酒，不可或缺。
开门七件事之所以无酒，说明这七件事只与家庭主妇有关，是家庭主妇每日需要面对和解决的事情。
中国人爱这一口，我说的是喝酒，全世界都有名。有的人甚至不吃饭可以，没有酒不可以。
喝酒是很私人的事，这是我对酒的理解。缘于我的理解，喝酒不存在好与不好。也就是说，你想喝就喝，不想喝，或不能喝，就不喝。
倘若喝酒如我想象的简单，喝酒兴许就不会成为问题。
喝酒之所以会成为问题，会成为一个国家的执政党都要发文件强调的问题，说明喝酒喝出了问题。但他们管的只是嘴，而非酒局文化对中国社会构成的危险与危害。
开门七件事，分明是八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酒。硬要说成七件事也可以——柴米油盐酱醋酒。少了一个茶，天塌不下来，但少了一个酒，天非塌不可。
中国人爱说：“无酒不成席”，很少听谁说：“无茶不成席”。
可见，酒比茶重要。
也正是因为酒比茶重要，中国人总喜欢请人喝酒。
请人喝酒，可以是亲人，可以是朋友，也可以什么都不是。
什么都不是，请他喝酒干嘛？需要。
在中国，喝酒是感情，是关系，更是需要。
当喝酒变成关系，变成需要，喝酒就不再是很私人的事了。而喝酒一旦变成这种性质时，喝酒也就变了味了，甚至将有意思的喝酒，变成了无意思的应酬。
不幸的是，当下，中国的酒局都是这个样子的。
事实上，一个“酒局”，就已经不只是喝酒那么简单、轻松了。
而进入酒局之后，像我这种不大遵守规则、又毫无心计的人，就要当心了。
而这正是我不大乐意参加酒局的缘故。
虽然我不乐意参加酒局，但我毕竟是一个人，一个活在社会中的人。一个人怎么能连个酒局也没有呢！偶尔遇上一次怎么办呢？当然是想方设法找理由不参加。实在不行，非去不可，我就来个一言不发。只拿眼睛看，只拿耳朵听。看他们表演、谀媚，听他们吹捧、奉承，说胡话。一般来说，一言不发的人大都不会被人们记住。因为，在他们看来，一言不发的人，一定是这张桌上地位最低的人。
虽然我不乐意参加酒局，但我乐意跟自己的二三好友聚一聚，吃两杯小酒。
二者有何不同呢？二者的区别可大了。最大的不同，前者是一个局，后者是一个场——喝酒的场所。进入前者，我一言不发，是我不想说，不敢说，不能说，没资格说。而胡言乱语，胡说八道，说明这是一个自由的场合，一个不需要伪装的场合，一个真正自在和快乐的场合。
喝酒喝的是什么呢？我看喝的是心情。但要想喝心情酒，酒局显然不是个地方。
中国人为何把酒喝到酒局里去了呢？我的意思是说，中国人为何把简单的事弄这么复杂呢？
其实，喝酒不只是简单的事，更是温情的事。而现在，我们不但把简单的事弄复杂了，更是把温情的事弄成了一个“局”，弄成了一个等级社会，弄成了一个交易场所，更是弄成了阴暗与算计，乌烟与瘴气。
喝酒，的确是一种生活，一种很美的生活。在王洛宾眼里，喝酒是好好享受、好好体会的生活，更是他人生的大快乐。
王洛宾爱酒，在他人生最艰难的时候，有一次去小酒馆喝酒，他身上的钱买不起瓶装酒，更买不起下酒的菜。
他买了三杯散酒，下酒菜是七粒花生米。
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喝这场酒的。
他先把花生米细细嚼，一点一点嚼，然后把酒慢慢喝一口，从舌根到喉部，游走整个口腔，最后才咽下去。
再看看酒下肚的神情。
眯着眼睛，张开嘴哈哈酒气，然后掀开门帘，大步走出小酒馆，心里对自己说：“今天我喝酒了！人生有快乐！我的人生应当快乐！”
这就是喝酒，是我理解的喝酒，更是我能接受的喝酒。
这酒是香的，这酒香充满了生活的滋味，这酒香是人生的享受。
对王洛宾来说，开门哪有七件事，分明就一件事：喝酒。
对王洛宾来说，开门如果有七件事，那七件事一定是柴米油盐酱醋酒，或者八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酒。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对于诗人王洛宾而言，眼前的生活如果有酒，即便苟且，也是诗意的苟且。有了这种苟且，诗和远方都他妈有多远滚多远。
在我看来，酒就应当是这种样子，王洛宾喝成的这种样子。事实上，早在王洛宾之前，酒在中国文人那里就是这个样子了。
但是，在中国发生了变化之后，酒也跟着发生变化了。怎样的一种变化呢？有人用一句话来总结这种变化：往死里喝，最丑陋的酒桌文化。
也就是说，中国人早先喝酒，那叫一个痛快。痛快着自己，也痛快着朋友。如果像王洛宾那样一个人喝呢，就只痛快着自己。而后来，自然是王洛宾之后，中国人喝酒，自己不痛快，别人也休想痛快。当然，你也可以说他一个人痛快了，因为他的痛快就是把别人往死里整。——东北话“整”，用在酒场就是喝。
这种丑陋的酒桌文化，多在世俗层面，仍算不上酒局。真正可怕的，是酒局。
但是，如果世俗的酒桌是丑陋的，那“高雅”的酒局又是怎样的呢？只能说，酒局彰显的是人性之恶。
中国的很多事情，公事和私事，都成在一场酒局中，这是最令人惊恐的事情。这就意味着，有人将公事变成私事，将人民的权力变成他一己的权力。执政党拿酒局开刀，就日下来看效果不错，但未来如何，没人知道。
我说了，喝酒是极为私人的事情。可中国人硬是把这种极为私人的事情弄成一个局，在这个局里交朋友，拉关系，办事情。弄成一个局也可以，交交朋友有什么不可以呢！可在这个局里拉关系，办事情，这局就不那么好玩了，这酒就不那么好喝了。至少这酒有了目的性，有了功利性。这样的酒局，无非是我花钱请客，你必须给我办事。
这样的酒，即便酒再好，喝着也不舒服啊！像王洛宾那样的享受，他们怎么会有呢！
在中国，如果你参加不了酒局，说明你没有地位，说明你没有权力，说明你混得不好。
在中国，一个人如果连一个酒局也组织不起来，那是很没面子的事。一个连酒局也组织不起来的人，他无法帮人办事，他自己的事也办不了。假使他有求于人的话。
所以，在中国，小老百姓最可怜。
同为喝酒，我觉得中国人的智慧极大地退化了。
今天酒鬼还大有人在，无论哪个圈子。但我们再也出不了李白了，再也出不了陶潜了，再也出不了刘伶了，再也出不了阮籍了，再也出不了王勃了，再也出不了苏轼了，再也出不了曹雪芹了。为什么呢？这个问题其实是别人问我的。
问题的由来是这样的：
有次几个朋友小聚，席间自然少不了酒。他们都喝了不少，只有我清醒着。我清醒着，不是因为我有海量，恰恰相反，是因为我没有量，喝不了几口酒。
他们中有一人就问我：“你知道中国的古人为什么能写出好诗好词好文章吗？”
我说：“不知道。”
他说：“因为他们能喝酒。”
又问：“知道你为何写不出好文章吗？”
我睁大眼睛，等待他给出答案。
“我告诉你，”他醉眼迷离，“因为你不会喝酒。”
他说得对！说得非常正确！可是我一个人不喝酒，写不出好文章来，代表不了整个中国文坛呀！中国文坛不是也没几个李白，没几个陶潜，没几个刘伶，没几个阮籍，没几个王勃，没几个苏轼，没几个曹雪芹吗？难道中国文坛的作家们都不喝酒？据我所知，不少作家都是好酒量啊！
我的朋友们问我，这是咋回事呢？
我对他们说，这是因为那一帮伟大人物喝的酒不是酒局的酒。即便他们也参加酒局，也不是今天这样的酒局。把他们放到今天，如果让他们成天出席这样的酒局，我估计要么他们不参加，要么参加。参加了会怎样呢？会跟今天的作家们一个样。
可见，今天中国人的这种酒局，多么地害人。
我始终认为，喝酒是一种心情，一种好心情。也就是说，我只在这种心情下喝酒。但中国人喝酒，显然比我想象得要复杂。据说酒这东西无孔不入：欢乐时要它，忧愁时要它，孤独者要它，群体也要它；天气好了要它，风霜雨雪天也要它。我们这里就有这么一句话：“下雨天，喝酒天！”
有了爱情要它，没了爱情失恋了也要它；出生时要它（我们这里的风俗，孩子满月要喝满月酒），死亡时也要它；好人要它，坏人、恶人也要它；当官的要它，不当官的老百姓也要它；有文化的人要它，没文化的大老粗也要它。在杜月笙眼里，不喝酒不抽烟的男人，他都不信任。
由是观之，开门七件事，少了酒，委实是一个疏漏，而且是一个极严重的疏漏。
开门七件事，其实就是生活七件事。生活怎么能没有酒呢！生活怎么能离得开酒呢！可酒为何没能进入开门七件事呢？我猜想，这七件事可能是男人搞的，让女人去做的。男人认为，酒属于他们，酒不属于女人。还有一种可能，女人讨厌酒，尤其讨厌酒鬼，哪个女人愿意看见自己的男人成天醉醺醺的？所以，主妇们把酒未列入开门七件事。
但令主妇们始料不及的是，开门七件事，尽管不见酒，可丝毫也影响不到男人们喝酒。家里不让喝，就去外面喝；没人请，就自个儿喝。许多男人仍旧天天醉醺醺的，躺在主妇们的身边呼呼大睡，酒气弥漫整个卧室。
我主张将开门七件事，改成开门八件事。这主意想必是要令主妇们反感的。因为那样一来，男人们似乎就会认为，喝酒乃天经地义了。这样的担心一点必要也没有。中国男人什么德性，主妇们难道还不知晓？对一些男人来说，宁愿不要女人，他也要酒。
我主张将酒排进开门七件事，不是要男人们都去喝酒（都去喝酒也没关系，只要不做酒鬼就成），而是因为酒之于中国人，真的比吃饭重要多了。
我不担心酒会毁掉这个民族，我不担心酒会毁了中国男人的阳刚之气。我只有一个担心，我担心中国式的酒局。
听过一首歌，记得一句歌词：爱情这杯酒，谁喝都得醉。由爱情这杯酒，我想到了人生，想到了人生这杯酒。人生是一杯酒吗？谁喝都会醉吗？醉了好呢，还是清醒着好呢？世人皆醉我独醒好呢？还是世人皆醒我独醉好呢？抑或一半清醒一半醉？
人最痛苦时，亦是最清醒时，而借酒浇愁愁更愁。人生是一杯酒吗？尽管我活在酒气中，但我感触最深的，还是“无奈”这两个字。也许人生乃是一杯无奈的酒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