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听见“嗡儿，嗡儿”的声音，脑子里便显出一弯残月来，黄黄的，像一瓣香蕉似的吊在那棵榆树梢上；
院子里是朦朦胧胧的，露水正顺着草根往上爬；
—个灰发的老人在那里摇纺车，身下垫一块蒲团，一条腿屈着，一条腿压在纺车底杆上，那车轮儿转得像一片雾，又像一团梦，分明又是一盘磁音带了，唱着低低的，无穷无尽的乡曲……
这老人，就是我的母亲，一个没有文化的，普普通通的山地小脚女人。
那年月，正是“文化大革命”中期，我刚刚上了中学，当校长的父亲就定为“走资派”，拉到远远的大深山里“改造”去了。
那是一座原始森林林场，方圆百里是高山，山上是莽林，穿着“黑帮”字样衣服的“改造”者，在刺刀的监督下，伐木，运木，运木，伐木；即便是偶尔逃跑出来了，也走不出这林海就会饿死的。
这是后话，都是父亲后来告诉我的；他在那里“改造”了七年。
七年里，家里只有母亲，我，和一个弟弟、两个妹妹。
没有了父亲的工资，我们兄妹又都上学，家里就苦了母亲。
她是个小脚，身子骨又不硬朗，平日里只是洗、缝、纺、浆，干一些针线活计。现在就只有没黑没明地替人纺线赚钱了。
家里吃的，穿的，烧的，用的，我们兄妹的书钱，一应大小开支，先是还将就着应付，麦里遭旱后，粮食没打下，日子就越发一日不济一日了。
我瞧了母亲一天一天头发灰白起来，心里很疼，每天放学回来，就帮她干些活：她让我双手扩起线股，她拉着线头缠团儿；
一看见她那凸起的颧骨，就觉得那线是从她身上抽出来的，才抽得她这么般的瘦；
尤其不忍看那跳动的线团儿，那似乎是一颗碎了的母亲的心在颤抖啊！
我说：“妈，你歇会儿吧。”
她总给我笑笑，骂我一声：“傻话！”
夜里，我们兄妹一觉睡醒来，总听见那“嗡儿，嗡儿”的声音，先觉得倒中听，低低的，像窗外的风里竹叶，又像院内的花间蜂群，后来，就听着难受了，像无数的毛毛虫在心上蠕动。
我就爬起来，说：“妈，鸡叫二遍了，你还不睡？”
她还是给我笑笑，说：“棉花才下来，正是纺线的时候，前日买了五十斤苞谷，吃的能接上秋了，可秋天过去，你们又是—个新的学期呀……”
我想起上一学期，我们兄妹一共是二十元学费，母亲东借西凑，到底还缺五元；
学校里硬是不让我报名，母亲急得发疯似的，嘴里起了火泡，热饭吃不下去，后来变卖了家里一只铜洗脸盆，我才上了学，已经是迟了一星期的了。
现在，她早早就做起了准备……我就说：“妈，我不念了，回来挣工分吧！”
她好像吃了一惊，纺车弦一紧，正抽出的棉线“嘣”的一声断了，说：“胡说！起了这个念头，书还能念好？快别胡说！”
我却坐起来，再说：“念下去有什么用呢？毕了业还不是回来当农民？早早回来挣工分，我还能养活你们哩！”
母亲呆呆地瓷在那里了，好久才说：“你说这话，刀子扎妈的心。你不念书了，叫我怎么向你爸交代呀？”
一提起爸爸，她就伤心了，大颗大颗的眼泪滚下来。我看得害怕了，就再不敢说下去，赶忙向她求饶：“妈，我再不敢说这话了，我念，我一定好好念。”
她却扑过来，紧紧地搂住了我，搂得那么紧，好像我是一块冰，她要用身子暖化成水儿似的。油灯芯跳了几下，发出了土红色，我要爬过去添油，她说：“孩子，别添了；妈听你的，妈要睡呀。”
这一夜，她一直搂着我。
秋里雨水很旺，庄稼难得的好长势，可谁也没有料到，谷子饱仁的节候，突然一场冰雹，把庄稼全都砸趴到泥里去了。
收成没了指望，母亲做饭更难了。
一天三顿，半锅水下一小瓢儿米面，再煮一把豆子。
吃饭时，她总是拿勺捞着豆子倒在我们碗里，自己却撇上边的汤喝；
我们都夹着豆子要让她吃，她显得很快活，却总是说：“我是嫌那有豆腥气，吃了反胃的。”
母亲那时是真有胃病的；可我们却傻，还以为她说的是实情哩。
日子是苦焦的，母亲出门，手就总是不闲，常常回来口袋里装些野菜，胳肘下夹一把两把柴禾。
我们也就学着她的样，一放学回来，沿路见柴禾就捡，见野菜就挑，从那时起，我才知道能吃的菜很多：麦瓜龙呀，芨芨草呀，灰条，水蒿的。
这一天傍晚，我和弟弟挑了一篮子灰条，高高兴兴地回来，心想母亲一定要表扬我们了，会给我们做一顿菜团团吃了，可一进门，母亲却趴在炕上呜呜地哭。
我们全都吓慌了，跪在她的身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突然一下子把我们全搂在怀里，问：“孩子，想爸爸吗？”
“想。”我们说，心里咚咚直跳。
“爸爸好吗？”
“好。”我们都哭开了。
“你们不能离开爸爸，我们都不能离开爸爸啊！”她突然大声地说，并拿出一封信来。
我一看，是爸爸寄来的，我多么熟悉爸爸的字呀，多少天来，一直盼着爸爸能寄来信，可是这时，我却害怕了，怕打开那封信。
母亲说：“你五叔已经给我念过了，你再念一遍吧。”
我念起来：
“龙儿妈：我是多么想你们啊！我写给你们几封信，全让扣压了，亏得一位好心的看守答应把这封信给你们寄去……接到信后，不要为我难过，我一切都好。
“算起来，夫妻三十年了，谁也没料到这晚年还有那么大的风波！我能顶住，我相信党，也相信我个人。活着，我还是共产党人，就是死了，历史也会证明我是共产党的鬼。可是现在，我却坑害了你们。我知道你和孩子正受苦，这是使我常常感到悲痛的事，但你们要活下去，而且要活得好！所以，我求你们忘掉我，龙儿妈，还是咱们离了婚好……”
我哇的一声哭了，弟弟妹妹也哭了起来，母亲却一个一个地拉起我们说：“孩子，不要哭，咱信得过你爸爸，他就是坐个十年八年牢，咱等着他！龙儿，你给你爸爸回封信吧，你就说：咱们能活下去，黄连再苦，咱们能咽下！”
母亲牙齿咬着，大睁着两眼，我们都吓得不敢哭了，看着她的脸，像读着一本宣言。母亲的那眼睛，那眉峰，那嘴角，从那以后，就永生永世地刻在我的心上了。
这天夜里，天很黑，半夜里乌云吞了月亮，半空中响着雷，电也在闪，像魔爪一样在撕抓着，是在试天牢不牢吗？
母亲安顿我们睡下了，她又坐在灯下纺起线来。那纺车摇得生欢，手里的棉花无穷无尽地抽线……鸡叫二遍的时候，又一阵炸雷，她爬过来，就悄悄地坐在我们身边，借着电光，端详起我们每一张脸，替我们揩去脸上的泪痕，当她给我揩泪的时候，我终忍不住，眼泪从闭着的眼皮下簌簌流下来，她说：“你还没睡着？”
我爬起来，和母亲一块坐在那里；母亲突然流下泪来，说：“咳，孩子，你还不该这么懂事的呀！”
我说：“妈，你儿子已经长大了哩！”
母亲赶忙擦了擦眼泪说：“孩子，我有一件想给你说，我作难了半夜，实在不忍心，可也只有这样了。今年年景不好，吃的、烧的艰难，我到底是妇道人家，拿不来多少；你爸不在，弟弟妹妹都小，现在只能靠得上你了，你把书拿回来抽空自学吧，好赖一天挣些工分，帮我一把力吧。”
我说：“我早该回来了，你别担心，我挣工分了，咱日子会好过哩。”
此次，我就退学务农了。
生产队给我每天记四分工，算起来，每天不过挣了二角钱，但我总不白叫母亲养活了！
母亲照样给人纺线，又养了猪，油、盐、酱、醋，总算还没断过顿的。
但是，这年冬天，母亲的纺车却坏了。
先是一个轮齿裂了，母亲用铁丝缠了几道箍，后来就是杆子也炸了缝，一摇起来，就呱啦呱啦响，纺线没有先前那么顺手了：往日一天纺五两，现在只能纺三两。
母亲很是发愁，我也愁，想买一辆新的，可去木匠铺打问过了，—辆新纺车得十五元。
这十五元在哪儿呢？
这一天，我偷偷跑上楼，将爸爸藏在楼角的几大包书提了下来，准备拿到废纸收购店去卖了。
正提着要出门，母亲回来了，问我去干啥，我说卖书去，她脸变了，我赶忙说：“卖了，能凑着给你买一辆新纺车啊……”
母亲一个巴掌就打在我的脸上，骂道：“给我买纺车？我那么想买纺车的？！咹！”
“不买新的，纺不出线，咱们怎么活下去呀？”我再说。
“活？活？那么贱着活？为啥全都不死了？！”她更加气得浑身发抖，嘴唇乌青，一只手死死抓着心口，我知道她胃疼又犯了，忙近去劝她，她却抓起一根推磨棍，向我身上打来，我一低头，忙从门道里跑出来，她在后边骂道：“你爸一辈子，还有什么家当？就这一堆书，他看得命样重，我跟了他三十年，跑这调那，我带什么过？就这一包袱一包袱背了书走！如今又为这书，你爸被人绳捆索绑，我把它藏这藏那，好不容易留下来，你却要卖？你爸回来了还用不用？你是要杀你爸嘛！”
听了母亲的话，我才知道自己错了。我不敢回去，跑到生产队大场上，钻在麦秸堆中呜呜地哭了一场。哭着哭着，便睡着了，一觉醒来，竟是第二天早上了，拍打着头上的麦草，就往回走。
才进巷口，弟弟在那里嘤嘤泣哭，一见我，就喜得不哭了，给我笑笑，却又哭开了，说：昨天晚上，全家人到处找你，崖沟里看了，水塘里看了，全没个影子，母亲差不多快要急疯了，直着声哭了一夜，头在墙上都撞烂了。
“哥哥，你快回去吧，你一定要回去！”
我撒脚就往回跑，跪在母亲面前，让她狠狠骂一顿，打一顿，但是，母亲却死死搂住我，让我原谅她，说她做妈的不好。
中午，隔壁刘五叔到家里来，给我们送了半口袋苞谷面，他是一位老实庄稼人，常常来家里走动，说他历史清白，世代贫农，到“黑帮”家里来，不怕被开除了农民籍。
他问了父亲的近况，叹息了一番，就和母亲唠叨起家常，说到今年的收成，说到柴禾茶饭，末了，就说起买纺车的事，他便出了主意：让我进山砍柴去卖吧。
柴价上涨，一次砍五六十斤吧，也可以卖到二元钱哩。
母亲先是不同意，我在旁紧紧撺掇，她沉吟了一会儿，说：“他五叔，这行吗？孩子太嫩啊，有个三长两短，我对得起他爸吗？”
五叔说：“这有什么办法呢？总要活呀！你放心吧，孩子交给我，我护着他，包没甚事的。”
母亲总算同意了，就帮我收拾了背笼、砍刀，天一黑，早早催我去睡了。
半夜里，她摇我醒来，炕头上已放了碗热腾腾的糊涂饭，说是吃早饭。
我怨她做饭做得稠，她说这是去出力呀，可不比平日。
我给她盛了一碗，她硬不吃；逼紧了，扒拉两口，却把弟弟妹妹全摇醒，分给他们吃了。
末了，我和五叔出门，她给我装了一手巾烤洋芋，一直送着出了村，千叮咛万叮咛了一番，方才抹着泪回去了。
在山上砍柴，实在不是件轻松事，我们弯弯曲曲地在河沟钻了半夜，天放亮的时候，才赶到砍柴地方。
我们将干粮压在石板底下，五叔说，这样才不会让老鸹叼走的；就爬上崖上去砍那些枯蒿野棘的。崖很陡，我总是爬不上去，五叔拉我上去了，却害怕地挪不开脚来。
一棵野棘没有砍倒，手上就打了血泡，衣服也划破了，五叔就让我别砍了，他身子贴在崖壁上，砍得很是凶，满山满谷都是回音。
我帮他整理柴堆，整到一块了，他捆成捆儿，就从山上推下沟去了。
中午的时候，我们便溜下沟，拾掇了背笼，吃了干粮，欢天喜地地往回赶了。
回来的路显得比去时更长，走不到几程，小腿就哗哗直抖，稍不留神，就会跪倒下去了。
路是顺河绕的，时不时还要过河面上的列石：走一步，心就在喉咙处跳一下；我—步一颠地，好容易过了最后一块列石，使劲往岸下一蹲，没想一步没踩稳，便“扑”地倒下了。
五叔忙过来拉我，好容易从柴堆下爬起来，腿却碰破了，血水往外流。
五叔就在山上撕一把蓖蓖芽草，在嘴里嚼烂了，敷在上面。血是不流了，但疼得厉害，五叔就让我只身走，他将两个背笼来回转背着。
我看着心里不安，硬嚷着要背，他便让我背了在后边慢慢走，他将他的背笼背一程了，回来再接我。
这样一直到了太阳西下，我们总算钻出了山沟，离家只有八里路了吧。我心里很高兴，时不时抬头看看前边：过了这个村，到了哪个庄呢？
离家还能有多远呢？
这一次刚一抬头，就看见前边走来一个人，背着一个空背笼，头发被风刮披在后肩，样子很是单薄。
啊，这不是母亲吗？我大声叫道：“妈！妈——”
果然是母亲！她是来接我的。
一看见我背了这么多的柴，喜欢得什么样的；再一见我腿上的伤，眼泪就流了下来，我说：“妈，这一定有六十斤哩，可以卖二元钱哩，再去砍上五六次，就可以买个新纺车了哩！妈，你也应该高兴呀！”
母亲就对我努力地笑笑，分了一半柴背了，娘儿俩一路说不完的话。
这背笼柴，第三天的集市上便卖了，果然卖了二元钱。
一家人捏着那票子，一张一张蘸着唾沫数了，又用红布包了，压在箱子底里。
打这以后，打柴给了我希望和力量，差不多隔三天就进一次山。
头几次倒要五叔照顾，后来自己也练出来了。
柴打回来，是我最有兴致的时候，总是不歇，借杆秤称了，一根一根在门前垒齐了，就给母亲和弟妹讲山上的故事；我讲多长，他们就听多久。
就在那月底，我们全家人都到木匠铺去，买回来了一辆新的纺车。
最高兴的莫过于母亲了，她显得很年轻，脸上始终在笑着，把那纺车一会儿放在中堂上，一会儿又搬到炕角上，末了，又移到院中的榆树下去纺。
她让我给爸爸写信，告诉他这是我的功劳，说孩子长大了，真的长大了，让他什么也别操心，好好珍重身子，将来回来了，儿子还可以买个眼镜给他，晚上备课就不眼花了。
最后，硬要弟弟、妹妹都来填名，还让我握着她手在信上画了字。
这一次，她在新纺车上纺了六两线，那“嗡儿，嗡儿”的声音，响了一天半夜，好像那是一架歌子，摇摇任何地方，都能发出音乐来的。
母亲的线越纺越多，家里开始有了些积攒，母亲就心大起来，她从邻居借了一架织布机，织起布来卖了。
终日里，小院子里一道一道的绳子上，挂满了各色二浆线；太阳泛红的时候，就喜欢经线、线筒儿一摆儿插在那里，她牵着几十个线头，魔术似的来回拉着跑，那小脚踮踮地，像小姑娘一样的快活了。
晚上，机子就在门道里安好了，她坐上去，脚一踏，手一搬，哐哩哐当，满机动弹：家里就又增加起一种音乐了。
母亲织的布，密、光，白的像一张纸，花的像画一样艳，街坊四邻看见了，没有—个不夸的。
布落了机，就拿到集市去卖，每集都能买回来米呀，面呀，盐呀，醋呀，竟还给我们兄妹买了东西：妹妹是一人一面小圆镜；我和弟弟是一支钢笔，说以后还要再买些书，让我们好好自学些文化。
我照例还去砍柴。
没想有一次砍了漆树，竟中了毒，满脸满身上长出红疹子，又肿起来，眼睛都几乎看不见了。不几天，弟弟妹妹和母亲也中毒，脸都肿得发亮。
听人说，用韭菜水洗能洗好，母亲就到处找韭菜，熬了水一天三次给我们洗。
可她，还是照样纺线，照样织布，当织完一个布下来，她眼睛快肿成一个烂桃儿样了。
我拿了这布去卖，没想，那集上来了民兵小分队，说是要刹资本主义妖风，就开始包围了集市检查。
集市炸了，人们没命地惊跑，我抱了布慌慌张张跑进一个巷去，那巷却是条死巷，就叫小分队将布收走了。我哭着回来，又不敢回家，只坐在村口哭。
母亲知道了，把我拉了回去，弟弟妹妹在家里也哭作一团，眼看太阳压山了，中午饭也没心思去做。
母亲让弟弟做，弟弟说他不饿，让我去做，我说肚子发鼓胀，母亲叹了一口气，自己去舀水起火，但很快又从厨房出来，端了一盆韭菜水放在我们面前，说：“不许哭！都洗洗脸！”
我们都止了哭，洗了脸。
母亲就拉了我们向镇子上走去，一直走到镇中一家饭馆里，让我们坐了，买了五碗粘饭，一盘大肉，一盘豆腐，一盘粉条，说：“吃吧，孩子，这饭可香哩！”
我们都不吃，她就先吃起来，大口大口的，吃得很香；我们也就都吃起来，但觉得并不香。
母亲问：“香吗？”
弟弟摇摇头，我赶忙递过一个眼色，于是我们都齐声说：“好香。”
吃罢饭，母亲说她到民兵小分队部去一趟，让我把弟弟妹妹领回去，再好好洗洗韭菜水。这一夜，她便没有回来，我们都提心吊胆的。
第二天一早，她回来了，满脸的高兴，说她把布要回来了，可走到半路，就又出售，接着就手揣在怀里，说：“你猜，我给你买了什么？”
“烧饼！”我说。
“再猜。”她笑着说。
“帽子！”我想这一下一定猜对了。
母亲还是摇摇头，突然一亮手，原来是一本语文课本。她喜欢地说：
“孩子，日子能过得去了，就要把学习捡起来，要不爸爸回来了，看见一个校长的儿子是文盲，他会怎么个伤心呢？”
我说：“学那有什么用场！”
她生气了：“再不准你说这没出息的话！文化还有瞎的地方？”
我问起布是怎么还给的，她只笑笑，说句“我要的”，就罢了。
后来我才打听到，原来母亲去要布时，人家百般训斥，拿难听的话骂她，她只是不走，人家就下令：要取回布，必须把分队部门前的一条排水沟挖通。
她咬了咬牙，整整在那里挖了一夜……可她，我的好母亲，至今没有给我们说过这一段辛酸事儿。
有了笔，又有了书，一抽空，我就狠命地学习起来。
每天晚上了，我要是看书，母亲就纺着线陪我；她要是纺线，我就看着书陪她。
这样，分两处点油灯，煤油用得很费，母亲就把纺车搬到我的房间来纺，可那纺车“嗡儿，嗡儿”的响，她怕影响我，就又把纺车搬到院里的月光下去纺了。
每当我看书看得身疲意懒，就走出门来，站在台阶上看母亲纺线，那“嗡儿，嗡儿”的响声，立刻给我浑身一震，脑子也就清醒多了，返身又去看书。
几乎就从那时起，我便坚持自学，读完了初中课程，又读完了高中课程，还将楼上爸爸的那几大包书也读了一半。
“四人帮”一粉碎，爸爸“解放”回来了，那时他的问题才着手平反，我就报考了大学，竟被录取了。
从此，我就带着母亲为我做的那套土布印花被子，来到了大城市，开始了新的生活；几年间，再没有见到我的母亲。
后来，父亲给我来了信，信上说：“我的问题彻底落实了，组织上给平了反，恢复了职务，又补发了二千元工资。但你母亲要求我将一千元交了党费，另一千元买了一担粮食，给救济过咱家的街坊四邻每家十元，剩下的五百元，全借给生产队买了一台粉碎机。她身体似乎比以前还好，这是眼睛渐渐不济了，但每天每晚还要织布、纺线……”
读着父亲的信，我脑子里就又响起那“嗡儿，嗡儿”的声音了。
啊，母亲，你还是坐在那院中的月光底下，摇着那辆纺车吗？
那榆树梢上的月亮该是满圆了吧？那无穷无尽的棉线，又抽出了你多少幸福的心绪啊，那辆纺车又陪伴着你会唱出什么新的生活之歌呢？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