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作为一个异常独特的物质空间与纯粹自我的心灵天地，处处折射出作者隐秘的精神世界。以书房中的一物一景起兴，冯骥才娓娓道来，串联起人生的细节，引申出不能忘却的纪念，或是人生中必须永远留住的收获，意境深邃而辽阔。正如作家在自序里所说：“对于作家，惟有在书房里才能真实地面对世界和赤裸裸地面对自己。这里是安放自己心灵的地方，是自己精神的原点，有自己的定力。”
心 居
文人的书房大都有个名字，一称斋号，我亦然。
古来一些文人作品结集时，常以自己书斋的名字为书名。如蒲松龄的聊斋、刘禹锡的陋室、纪昀的阅微草堂、陆游的老学庵、梁启超的饮冰室，等等，这例子多了。由于他们作品卓绝，书房之名随之远播，世人皆知。毛泽东的事情不在书斋，自己也很少提及，所以他的菊香书房知之者不多。张大千总把大风堂写在画上，这堂号便威风天下。我去台北大千故居看了看这大风堂，不过一间普通画室，并无异象，远不如他的后花园面山临溪，怪石奇木，意趣盎然。显然由于他的画非凡，才使得他这间普普通通的大风堂，似亦神奇。
我的书房虽有名号，最初却没有一间真正独立的书斋，写写画画一直与吃饭睡觉混同斗室一间，亦睡房，亦饭堂，亦画室，亦书斋。那时我虽然给这屋子取了“斋号”，却是假的，故作风雅，不提也罢。
后来自己有了真正的书房，渐渐还有了单独的画室，这便有了堂堂正正的斋号。然而，书房的名字与人名不同。人的名字一生很少去变，书房的名字却往往由于人生的阅历而更改。我书房的名字直到本世纪初才被自己真正认定。画室名为醒夜轩，书斋名为心居。
这由于此时的我，已开始文化抢救，镇日离家在外，各地奔波，身在田野，似与写写画画绝缘。然而，每每回到家中，进入画室，便如野鸟回巢，无限温馨。偶有情致难捺，挥毫画画。然此时此刻，多在夜间，故称自己的画室为“醒夜轩”。
至于去到书房写作，都是因为心言难抑，非写不可。那时我面对的抢救工作十分浩繁与艰辛，压力山大，个人身孤力薄，力从何来？惟有自己。
我相信，人的力量最终还要从自己的身上和心里去寻找。
故而，我要钻进书房，用一支笔在心中苦苦探寻，去拨开迷雾，穿越困惑，找出道路，找出力量，找出使自己不动摇的动力和思想支撑。
书房乃我心居之处，因称心居。
丁香尺
我书桌上有一对镇尺，长八寸，原木本色，不着漆，亦无任何雕饰，这是好友张宗泽先生送给我的。他偶得一块丁香木，质好色正，径粗且直，这么好的材料很少遇到，便特意为我做了一对镇尺。他知道我性喜自然，不爱刻意雕琢，故只把木头裁成两根尺余木条，没有任何雕工，线条却极规整。此木有香气，香味殊异，清新沁人，故不上漆，以使香气散发。每每拿它压在笺纸上，伏案写字，香气悠然入鼻，感觉有点神奇，似有仙人飘然而至。因写了两句话，请宗泽分别刻在这一双镇尺上。曰：
水墨画案丁香尺，茅草书斋月光心。
宗泽为津东芦台镇人。芦台自古为画乡，人颖悟，多才艺。宗泽是当地工艺公司一员小干部。“文革”后期，我工作的书画社恢复了仿古绘画，一时找不到手艺好的装裱师傅。后来打听到芦台有一位裱画高手，曾在北京荣宝斋干活，便跑到芦台，结识到这位管理手工艺行业的张宗泽。他人朴实厚道，腼腆缄口，喜欢书画，尤好木雕。常在一块木疙瘩上随形雕出许多奇山秀水、怪石异卉、鬼魅神灵，形象灵动又浪漫。我问他出于何种构思，他说信手拈来，一切听凭自然。他还擅长木雕书法，能将书法笔画的神韵刻出来。我喜欢这位天生有禀赋的乡间才士，因与他交往数十年，其中自有许多真情实意的小故事。比方我当时出差到芦台，夜宿一家小店，他来看我，闲话间忽跑去给我打来一盆热乎乎的洗脚水，给我解乏。这叫我至今想起心中还会再生感动。于是，这对镇尺一直放在书桌上。更多的不是应用，乃是个中的情味。
应用的东西，没有了可以再找。若是上边附着了一些故旧的情意，虽然普通，却不会丢掉。
杯中泥土
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一个华人家里做客，他柜子上放着两样东西引起我的兴趣：一只玻璃杯，里边是土；一个玻璃瓶，里边是水，瓶盖用白蜡封着，防止蒸发。我问主人这是什么。他说他是移居澳洲的台湾人，心怀故土，因带来家乡的泥土与河水。我听了很感动。
有情怀的举动，总能叫我感动。
壬申年（1992）到自己的老家宁波慈城举办画展时，受到家乡亲人真心爱惜，深感于心。特别是父亲出生的房子与院落犹然还在，叫我分外欣慰。那时正要给父亲迁坟。我忽地想起澳洲那个台湾人的举动，遂在当地的瓷器店买了两只淡茶色的杯子，与同来宁波的儿子冯宽在祖居的菜园中挖了两杯泥土，带回津门。一杯在父亲迁坟下葬时，摆放在父亲骨灰盒边，以示“入土为安”；另一杯拿到书房里，先把书架一格的图书腾出来，再将这杯老家的泥土恭恭敬敬地放上去，如同供奉。
我的生命来自这泥土，有它，我心灵的根须便有了着落。
楹 联
我书房中，第一眼看去，三样东西同时进入眼帘：一是书，二是书桌，三就是这对木制楹联。两块老木板上各写了一句话：
司马文章辋川画，右军书法少陵诗。
这副联是名联，被人常用，并不新鲜，但它以司马迁、王维、王羲之、杜甫这四位旷古绝今的大家，把诗文书画全放进去，也将书斋里文人的全部事情明明白白全说出来，构思够巧，也大气。尤其这四样——诗文书画我全做，于我再合适不过。
可是，我这楹联并不讲究，不过两片松木板，浅刻涂漆，朱底墨字，既无名款，也无年号；由于历经久远，漆皮皆已无光，还大多脱落，许多地方尽显木头本色。挂楹联的铁环，式样古朴，却缺失左边一只，勉强用一团铁丝替代。显然它绝非出自高贵门庭，乃来自一位乡野寒士之茅草书斋是也。
我却喜欢它字写得圆厚饱满，有大明气象，故一切遵从老楹联的原本模样，连代替挂环的烂铁丝也照旧未动。于是，一种草莽间悠远的历史气息就来到我的书房了。
架上的书
我要我的书房“四壁皆书”。故而房中除去门窗，凡墙壁处，皆造架放书。书架由地面直通屋顶。我喜欢被书埋起来的感觉。
书是我的另一个世界。世界有的一切在书里，世界没有的一切也在书里。
过往的几十年里，图书与我，搅在一起。读书写书，买书存书，爱书惜书，贯穿了我的一生。我与书缘分太深，虽多经磨难，焚书毁书，最终还是积书成山。我把绝大部分图书搬到学院，建一个图书馆，给学生们看，叫作大树书屋；还有一部分捐到宁波慈城的祖居博物馆。我已弄不清自己到底有多少书了。留在家里和书房里的只是极少一部分，至少也有数千册。应该说，能被我“留下”的书，总有道理。比如常用的书、工具书、怕丢的书，还有一组组不能失群的书，比如敦煌图书、地方史籍，还有“劫后余书”和自己喜欢的中文名篇的选本和外文名著的译本。其中一架子书，全是自己作品的各种版本。背靠南墙的书架格距较大，用来放开型较大的图典、画集和线装古本。
文人的书架与图书馆不同，大多分类不清，五花八门，相互参错。我对自己不同种类的书，只是大致有个“区划”而已。写作的人都随性，各类图书信手堆放，还有大量的资料、报刊和有用没用的稿子混杂其间。
然而书房不怕乱，只要自己心里清楚，找什么不大费劲就好。
书房正是这样乱糟糟，才觉丰盈。像一个世界那样驳杂、深厚，乃至神秘。
书房里的快乐，除去写作，就是翻书了。只有在翻书时才会有一种富有感。书架上的书并非全看过，有的只有略略翻一下，有的得到之后，顺手放在架上，过后就忘了，有的即便翻过也记不起来。惟其这样，每每翻书都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感受，甚至新的惊喜。哎哟，我还有这么一本好书呢！这便从书架抽出来看。
老书如老友，重新邂逅，会有新得。经多世事，再看唐诗，总会从原先忽略的诗句中找到一些动心的感受或触动时弊的启示。
我的书不只在书房。任何房间，到处皆书，图书在我家纷纷扬扬，通行无阻。它们爱在哪儿，就在哪儿；我随手放在哪儿，它们就在哪儿。但只要被我喜欢上的书，最终一定被我收藏到书房里，并安放在一个妥当的地方。如果不喜欢了，便会在哪一天清理出去。逢到此时，便要暗暗嘱告自己：写作不可轻率，小心被后人从书房里清理出来。
我的书架上有一类书很特殊，它们在我心中地位特殊。它们属我个人藏书史的第一代，与我相伴至少五十年。
书有两种年龄，一种是它的出版时间，还有一种从它进入我的书房算起，这种书应是我青少年的朋友；凡我经过的，它们也全经过。从“文革”毁书到地震埋书，它们和我一起从中幸存下来，也称得上是一种奇迹。
然而如今书房中，这两种年龄的书早已混杂一起了。惟有一种书可以从书架一眼看到。大多十分老旧，自制的封皮，有的用各色的纸，有的用的是蓝布。这些书在“文革”时，怕被焚烧掉，故意撕毁封皮或拆散，扔在地上，好似废书，过后急忙捡拾起来，重新装订。比方查良铮所译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被我自己扯去了封皮，过后则用一个结实的纸夹板，特制一个“精装”，还自绘了封皮，蛮漂亮。至于巴尔扎克的一些小说，采用穿坏的衣服裤子，裁下一些布块，制成看似挺讲究、深蓝色、布面的“冯氏版本”。这些书一直立在我的书架上。由于当年书荒，分外爱惜，这些书都是读又再读，以至书中一些好的句子与段落都会背了。它们在我心里的分量远远超过了书的本身。
这类“劫后余生”者，还有两本尤为我珍重。此乃我青年时与妻子同昭交友时相互第一本赠书。那时我们一起学画。我送她一本书是朱铸禹编著的《唐前画家人名辞典》，扉页上至今还保留当时写的几个字：“昭，熟读它！”这行字留下当时我们对绘画的热爱与勤奋之心。她送我的则是叶尔米洛夫的《契诃夫传》。那时我迷契诃夫，没钱买下这本书，她悄悄买了。她来我家时，趁我没注意，悄悄放在我的桌上，她走后我才发现。她喜欢做一件使你高兴事时，却不声张，而是放在那里，让你自己发现和惊喜。这本书还留下了她的性格。
有了这些书，我的书房自然与他人不同。
（《书房一世界》冯骥才/著，作家出版社2020年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