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段时间，西安几家报纸围绕着陕西作家发了不少议论，看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说几句我的看法。
一
我从事文学创作25年来，一直是从文学的风风雨雨中走过的。
相当一部分作品都曾在不同时期引起过在陕西和全国范围内的争鸣。
这些基于文学视域上的批评或反批评，都令我受益匪浅，对当年的一些评论家，我至今心存感激。
但是这一场议论，我反复斟酌，总觉得是一种非文学现象。
俗话说，在什么行当说什么话，对于文学之外的事我向来是漠然的，这也是我没有及时发言的原因之一。
二
陕西文学界在新时期以来承袭了上一辈作家如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等对于文学的忠诚和执著，走出了一批在全国文坛不时被提及的作家，他们以自己的才华和劳动延续了陕西文学的辉煌，为新时期文学也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90年代以来，又涌出了一批很好的青年作家，他们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写出了备受关注的作品。
我们这支队伍后继有人。
对陕西文学的前景我是乐观的。
当然，每个作家在展示自己特点的同时也暴露着不足，从审美的角度来看，社会对作家及其作品求全求美求高求大是正常心理，但创作毕竟是个体劳动，需要广泛的生活基础和深刻的学养支持，凡有志于文学创作的同道者，我相信他们会在各自的创作中逐步克服自己的不足而成熟起来。
在这方面，不是上一两节辅导课就能解决问题的。
三
在我周围的文学朋友中，乃至整个陕西文学界，我至今还未当面听到过谁叫我“大师”，反倒是他们一见就调侃我，捉弄我，甚至编我的笑话。
我请人查了有关资料，“大师”一说最早是在1991年台湾的一位著名作家称呼的，后来国内评论界一些重要学者、专家的文章中和在北京、新疆、香港等地的演讲、座谈中以及海外有些国家的评论中也这么称谓过。对此，我一直诚惶诚恐。
我一直企望能丰富我的学识，扩大我的见识，所以这几年除写作外一直在外考察，在家读书，不敢懈怠，给自己定大的目标，盼自己有大的出息。
但这一场议论中，不时有人说我的朋友和陕西文学界首先封我为“大师”，这又使我诚惶诚恐了。
做人要有实诚，做文要有良知，咱们发议论还是实事求是为好。
四
市场经济以来，在产品推销、科研成果推广方面，人们频频使用“炒作”二字，文艺界的一些作品和艺人也时有所闻这种现象。
在文学界，一位新作者出了新作品，开个研讨会，总结成败得失，报上发个消息呀纪要呀什么的，也算不得什么怪事。
在这场议论之前，也有朋友告诉我一些评论家对一些新作家评论过高，为此我访问过几个评论家，他们说：对待新作家，我们的原则是，对长处说充分，对短处说准确，一切着眼于文学创作。鼓励而不鼓吹，批评而不打击。
这几年陕西的作品研究会，大体是循着这个路子的，所以那些评论家才赢得了全国评论界的尊重。
说我在自我炒作，我觉得这恰恰说反了，有关我的所有研讨会、座谈会、新闻发布会，我则能不开就不开，能逃避就逃避，甚至为此和一些部门和有关人红过脸，这一点人事俱在，调查起来并不困难。
从出版者的角度来说，他们出版一本书，总想尽快售出，为此各个出版社都搞过请作家签名售书等类似的促销活动，而媒体总在给予积极配合。
我每有新作出版，一些报纸的有关负责人带着摄影记者和文字记者上门请我支持他们的工作而接受采访，如果我有错，就是我诚心地接待了他们，满足了他们，怎么现在我又成了自己炒作自己？
每说到这，我就为这世道的反复忍不住要笑啊！
五
还有个别议论，说我的住宅、车辆、存款、稿费等个人生活方面的事，有些纯属无中生有，有些是不了解情况，对此我实在不愿多说。
改革开放以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受益之一就是在法律范围内的个人生活方式多元化，我没有必要、也没有时间和心思坐在家里替别人算账，对所有以自己的正当劳动获得的成果我都持平和和尊重的态度。
六、在文学批评方面，只要是实事求是的，在文学土壤上的，有学理精神的，对社会和读者持负责态度的多种批评和反批评，我都积极拥护和参与，除此之外，就是别的活动了，我可能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涉及。
我的愿望是认认真真多读几本国外的和国内的书，多走几个地方去深入生活，用文章写出我的见闻和思考，以报答我的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