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刘慈欣凭借《三体》一举拿下“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成为亚洲获此殊荣的第一人。《三体》三部曲也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科幻文学创作的里程碑，备受读者与媒体的赞誉，获得了众多奖项的肯定。在国内，其超过百万册的销量也表明它经得起市场检验，“将中国科幻文学提升至世界级水平”。2016年10月，刘慈欣带着他的英文、德文、西班牙文版《三体》，先后抵达了格拉斯哥、伦敦、巴塞罗那、法兰克福四大城市举办活动，多语种《三体》风靡欧洲。
现实中的刘慈欣是个低调、谦逊，甚至略显羞涩的工科男，似乎显得不够科幻：一如既往的平头，黑框眼镜，刚刚好的体态，多年不曾走样，这要拜他多年坚持锻炼所赐；不用微信，不开微博，与社交媒体保持着距离；精烁而从容的眸光印证着严谨缜密的思考力；谈及科幻话题滔若江河，层层道来，让你不得不惊诧他身上的富矿——这是一个偏居一隅(山西省阳泉娘子关)，内心蕴藏着浩渺宇宙的男人。
一、“科幻对我意味着爱好、事业、精神寄托”
姚利芬：先来谈谈您对科幻内涵的理解吧，怎样看待当下幻想文学类型的发展？
刘慈欣：各种类型幻想文学互相融合是发展的一个趋势。在科幻与一部分奇幻和魔幻作品融合的同时，传统意义上特点很鲜明的科幻小说仍然存在。举一个例子，《火星救援》是销量很好的一部美国科幻小说，后来拍成电影也取得了很好的票房，它是一部极其传统、十分纯正的科幻小说，也取得了成功。其他美国科幻电影，大部分好莱坞的大片里的科幻电影比如《地心引力》《星际穿越》，都没有多少魔幻的色彩，是很纯正的科幻，也取得很大的成功。我的观点是不要把科幻和其他的幻想文学对立起来，它们完全可以共存，相互吸收对方的长处，甚至相互融合。但就我自己而言，我写的肯定是那种比较传统纯正的科幻小说。我认为应该有一批人去坚持这种小说的写作，就是有科幻内核的科幻小说。有一个作者说得很好，“你不能因为黄昏和清晨不黑不白的状态就否认白天和黑夜的存在，它有相互交叠的部分，也有特别鲜明的带有自己特色的部分”。这一特点不光是在科幻小说里，在奇幻小说里也会出现，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幻想文学发展的趋势吧。
姚利芬：您觉得科幻写作的精髓是什么？就是科幻写作跟您个人生活的关系，它对您意味着什么？
刘慈欣：每个作者的创作理念和写科幻的目的都不一样，我常说假如科幻是一个广场的话，人们来到这个广场是通过不同的路来的，有人是通过文学的路来的，有人是通过科学这条路来的，有人是想来演绎和批判现实，像我就是从科幻里头来的，大家都不一样。你说科幻意味着什么，它对每个作者都不一样，对我来说刚开始意味着爱好，因为我是中国第一代科幻迷，对科幻的爱好，发展到现在仍然是一种爱好但同时它也演变成一个事业，当然它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精神寄托。至于写作科幻的精髓，对我来说是想象力，用想象力以科学原理为基础构架出一个想象中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把渺小的人类跟宏大的宇宙中联系起来，这个是我写作科幻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对于别的作家那就不一样了，有的人把科幻作为主流文学中所没有的一个角度用它来观察和批判现实，有的人可能把科幻作为一个平台来进行文学上的一些表现等。
姚利芬：您曾在一次讲座中提到美学在科学和故事资源中的地位，并指出科学美学的构成有四点：和谐、简洁、对称还有新奇，能否依此对您作品的美学风格做一个概括？
刘慈欣：科幻小说毕竟是小说，它和科学美学还是不一样的，它和传统的文学有一定重叠的地方但也有它自己的一些特色。科幻小说的美学风格我也没有想过，里面有比较宏大的、广阔的一些东西，再将这些宏大浩渺的宇宙和渺小的人类个体相联系，我的创作都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这也是我创作努力的核心，就是将宏大与渺小联系起来，把人的个体与整个宇宙联系起来。当然这种联系不是那种哲学的形而上的联系，也不是我看到天空有什么感悟，那不是科幻小说，本质还是现实主义，我所寻找的那种宏大的宇宙与渺小的个体的联系是真正的联系、实实在在的联系。宇宙的演化真正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命运，当然找到这种联系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按照常识来说这种联系是不存在的，但是现在不存在也不等于未来不存在。我努力去想象我们个体与宏大的宇宙之间有什么联系，这就是我所有科幻小说创作的一个核心，一个最本质的东西。
姚利芬：您的作品常会表现出对现实叙事的偏爱，无论是长篇《三体》《球状闪电》，还是短篇《乡村教师》，都从现实生活徐徐铺开，再嫁接科幻想象。有一条隐约的“现实+科幻”的创作路径。同时，也表现出希望通过科幻视阈来述说一段历史的愿望与冲动。像《三体》第一部以文革开篇，试图以另外一种方式去回望历史，您对此是怎样考虑的？
刘慈欣：这个我不否认，我的小说里面有很强的现实元素，《三体》《球状闪电》均有，还有我一些短中篇，与现实都贴合得很紧，但这个都不是我写作的目的。我写作的目的不是要用科幻去反映现实去演绎实现去推翻现实，有很多的作家是这个目的，并朝这个方向去写，而且这个方向上也会产生很多经典的作品，像对我影响最大的一部科幻小说《1984》就是这样一部作品，但是我自己写作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反映现实，小说中有那么多现实可能是因为故事的需要。因为中国读者读科幻小说和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是不一样的，中国读者习惯从现实渐渐走向未来，而不像西方那样一下子把读者拎起来扔到未来。一点点的把世界设定通过情节表现出来，中国的读者是不适应这个方法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的很多小说都从现实起步，虽然是从现实起步，但最终的还是在远离现实的那个幻想世界之中，而不是在现实世界之中。当然，除极个别的小说例外，比如像《赡养人类》可能现实感就特别强，其他的小说不是这样的。当然，我只是指我自己的创作理念，科幻现实主义肯定是有自己的创作理念和方向的。
姚利芬：阅读您的作品有一个比较突出的感受，里面塑造的形象反差特别大，这也呼应了您刚才说的将个体跟宇宙做关联。具体到作品，比如像《白垩纪往事》的蚂蚁和恐龙，《乡村教师》里的外星舰队跟西北穷乡僻壤的乡村教师和几个连学都上不起的孩子的这种对比，类似可以举出很多，能否说这是您作品比较突出的一个特色？
刘慈欣：这个不能算特色，而是作品中一个很本质的东西，刨去那些细枝末节最本质的去努力的一个方向，它比特色更根本一些，是创作中奉行的最核心的理念。
姚利芬：我们通常会把一位作家在同一时期创作的作品称之为一个系列，很多系列作品有统一的风格、相近的主题。系列中的每一篇又都是完整、独立的作品，就像多胞胎兄弟。您之前在接受《异度空间》的采访的时候曾说过有地球系列、太阳系列、普通人系列、人民战争系列、大艺术系列，能谈谈您对系列创作的想法吗？
刘慈欣：你说的这些系列有的只有一篇作品，有的一篇都没有。当时我确实说过这个系列，但只是一个计划，最后没有成为现实。往往一个系列只写了一两部，整个看我以前的作品基本没有系列的特点。现在来看，除了“大艺术系列”有三篇《梦之海》《诗云》和《欢乐颂》，还有《三体》三部以外，剩下的不成系列，都很零散。
姚利芬：您怎么看作品之间拓展互补或者说是重述式的创作？例如阿西莫夫写《基地》就是这种方式。同一个科幻构思可以演绎出不同的故事，放在主流小说中这不能想象，具体到您的作品，比如说《诗云》跟《人和吞食者》，《人和吞食者》实际上是《诗云》的前传；还有《魔鬼积木》和《天使时代》，《天使时代》是减料版。
刘慈欣：在世界科幻中是有这种创作范式，像丹尼尔·凯斯写的《黄昏》后来就拓展成一个长篇，但是不多见，至少我自己不喜欢这种做法。这也不是我的创作范式，我的作品除了“魔鬼系列”之外再举不出第二个例子来。我认为把一个创意来回地用是一种懒惰的方法。我将科幻看作创意文学，我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建立在一个新的创意之上，不会用过去的创意，至少在目前阶段不会把过去的创意扩写成长的创意。
姚利芬：美国亚马逊网站《三体》第一部的读者评价中有一个读者写下了这样的评价：“叶文洁是一个封闭的女人，隐藏了深刻的秘密，然而我最喜欢的是大史，与科学家不同的是，他是一个不操心主义理论的实用者，他看起来如此鲜活，而他的常识是这部书最令人耳目一新的部分之一。”您在很多文章里都提到科幻小说里的人物形象跟主流文学中的人物形象并不相同，也无意于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下功夫。但是，大史这个形象在美国的阅读圈，包括在中国的科幻圈里反响都非常不错，就是实际上你在写作过程中是否突破了您无意着墨人物形象创作意图的限制，您怎么看待这种不一致？
刘慈欣：一般来说，像我这种类型的科幻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人物都是一些故事背景需要的科学家、工程师、国家元首等类型，在我们生活中不太常见的这些人物。大史这个角色是一个特例，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普通人，所以说他的性格也相应的比较接地气，有些普通人的性格，但是他这种人物在我这种题材的科幻小说里不可能很多，因为这种人物很多的话就不能讲故事了，在那样一个构架之下讲一个故事，只能从社会最底层用以小见大的方法去讲故事，那肯定不是《三体》这本书讲故事的方式了。
大史这个人物并不生动，没有多少层次，你觉得生动是因为把大史作为一个平民英雄来塑造，这种塑造可能让人感觉人物形象丰满。大史是不管好莱坞电影还是中国的通俗文学里面都常见的一个人物，这种人物常常是固定模式，多得很。大史的形象是缺乏层次和变化的，给人印象深刻只是因为在一大群科学家工程师里面突然出现这个人，就容易觉得这个人物塑造得很鲜活，其实你要真跟那些有层次的有立体感的人物相比，这个人物和其他人也没有本质的区别，也是一个二维式的人物、平面化的人物。我补充一点，短篇小说里面讲究人物的性格鲜明，长篇小说里面比较看重人物性格的变化，有些人物比如说罗辑这个人物他前后的性格是有变化的，在第二部和第三部是不一样的，他的性格肯定随着故事发生变化，但是大史这个人的性格几乎一直没变，从头到尾都是这个样子，说明他不是一个很有层次的人物。
姚利芬：您的作品里经常出现那类有点儿悲壮气的英雄形象，像《地火》里的刘欣，还有《全频带阻塞干扰》里的孤胆英雄，这一类人物身上笼罩着一层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理想化色彩；还有一类就是小人物形象的塑造，像《光荣与梦想》里跑步的那个小女孩辛妮，还有《乡村教师》这种类似的描写。您也认为这些人物形象是缺乏变化的，更多是理念的一种承载？
刘慈欣：是这样的。另外关于人物塑造，我不认为人物塑造在小说中不重要，我认为它是很重要的，但是就我自己而言，确实没有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上面，因为精力和能力是有限的，只能倾注在其中的一方面。如果科幻小说有好的故事同时又有好的人物那是最好的，它又能够和主流文学相媲美的人物又有科幻小说中最精彩最震撼的故事，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但是说句实在话，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这样的作品，有的人物形象、文学性方面很好但是科幻方面不行，有的科幻方面很好，但人物方面又不行，很难两全其美，所以说我还是期望未来的作家能够写出文学性和科幻创意都俱佳的作品。
姚利芬：您的作品里有那么一类形象有种戏耍反讽的意味，以致在阅读的过程中时时会觉得好像不是在看科幻小说，更像是在看寓言故事。尤其对话写得非常精彩，像《梦之海》的艺术家跟颜冬的对话，读的时候有种读寓言故事的感受；《太原诅咒》把潘大角这个人物植入到作品里了，还有《西洋》是架构历史的小说，《纤维》《命运》《赡养人类》这一类的作品甚至体现在人名的设计上，像大牙、滑膛等这种有点滑稽色彩的名字，不知您给小说里的人物起名字的时候有没有特殊的考虑？
刘慈欣：这个不同的作品可能不同吧，像大牙作为恐龙的名字可能比较形象，但大部分的名字取得比较随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比如说像《三体》这本书里的名字，没有太多的含义。
二、镣铐式写作与透明化语言
姚利芬：您觉得自己写作科幻的感觉是轻松愉悦还是沉重凝滞？
刘慈欣：几乎所有的评论者包括我自己都认为我的写作是相当困难的，很沉重的，以至于国内有个科幻评论家说我和别人相比，别人是在轻松地写，而我是在咬牙切齿地写。按照自己的感觉来说，写每一部作品都是很吃力很沉重的，感觉我写作很轻松肯定是错觉，除了极少数作品以外。多数情况下都像是带着镣铐前行的一种写作，是很吃力的那种写作方式。
姚利芬：您怎么看科幻小说中的对话描写？对话其实是小说里特别难写的，有时候对话嵌入的知识太多了，就容易有“用钢管倒知识”的倾向。
刘慈欣：我并不擅长写对话，我小说中的对话中并没有充分表现出人物的性格，这个不是我擅长的。至于说作品中的对话，首先我尽可能减少对话，尽可能用故事场景来推动，因为在科幻小说中用大量的对话来交代故事有一定的问题，可能这是比较省力的做法，读者是不是认同就很难说。但是也有那种做法，像阿西莫夫的《基地》就是用大量的对话推进情节，但我自己还是尽量避免那样做，尽量减少对话吧，用故事本身来讲故事。
姚利芬：王安忆曾提起阅读您的小说的感觉：刘慈欣的语言“还行”，您怎样看科幻小说的语言文笔？
刘慈欣：我本人受过的文学训练并不多，只是一个工科出身的作者，而且我写科幻是因为热爱科幻，不是因为热爱文学，所以我的文学经历并不多，这方面可能在语言文笔上会表现出来。语言可能是比较透明的那种，只是作为讲故事的一个工具，而不是作为文学本身的一种表现。尽量把语言做到透明，不让读者觉察到语言的存在，只觉察到故事的存在，这是我尽量做的，也只能做到这一步。所以说小说中的语言和文笔个人认为可能不是我所擅长的，这种语言风格就是很典型的讲故事的风格，在美国黄金时代小说作品中的语言风格，文学色彩相对较少，只是把故事讲清楚，尽量简洁、透明一些。
姚利芬：俄国形式主义文艺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将语言分为文学语言和实用语言，实用语言倾向简练、经济，而文学语言则追求“陌生化”效果，我想您说的“尽量把语言做到透明”大概是介于文学语言与实用语言之间的一种状态。
您在很多地方都提到科普型的科幻，将之形容为“消逝的溪流”，认为这种类型的科幻实际应当在中国继续发展下去。据称，您的作品《地火》就是模仿这种小说风格的作品，向那些在“消逝的溪流”上载舟前行的科幻前辈致敬的作品。但是在实际的写作过程中，一方面科普型的科幻对科学的要求可能更要严格一些，作者也在写作过程中有点儿束手束脚，不太容易出高质量的作品；另外一方面，科幻究其根本还是文学，如果将科普冠在科幻的前头，工具化的标签容易减弱它的文学性，能谈谈这方面的想法吗？
刘慈欣：其实这个讨论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一直讨论到现在，这个问题大家都有一个误区，讨论的根本前提都不存在。你说的都对，包括科幻的工具化我也是完全反对的，科普让科幻的文学性降低也是事实，但是我们在讨论这些东西的时候预设了一个前提，就是科幻只有这些选项——根本没必要这样，科幻可以有科普型的科幻，可以有文学型的科幻，也可以有科幻型的科幻同时存在，各种各样的种类都要容其发展。“科普型”只是作为科幻的一个种类，甚至是比较边缘化的一个种类，它有它存在的意义。
美国科幻有相当多的科幻小说，甚至包括美国科幻三巨头的阿瑟·克拉克和阿西莫夫的很多作品都有很强的科普色彩，也不妨碍它成为一个经典的作品。所以说，科幻如果都像20世纪50年代那种百分之百成为科普型的，就会出现你说的这种状况，但是科幻现在是丰富多彩的文学题材，各种各样的可以同时并存。所以“科普型”是科幻中的一种，它完全可以存在，不影响别的，它现在完全消失了本身是一件很遗憾的事。如果说因为科普型科幻的存在就妨碍了主流科幻小说的文学性，那我不同意，你可以表现自己的文学性，这跟科普型科幻没有什么关系。世界上有很多有名的科普型科幻一直都在流传，它并不影响现在世界主流科幻的经典作品。
姚利芬：有科幻研究者指出，中国科幻当前面临的一大问题是过于精英化，不大会通俗化叙事。日本科幻在通俗化叙事方面似乎比我们做得要好，而中国科幻生态链最缺失的也是这一环，您对此怎么看？
刘慈欣：我基本同意，科幻小说从历史看是从欧洲发源的，然后流传到美国，但是美国对待科幻文学的态度和欧洲是不一样的。欧洲是将科幻作为一种精英文学来对待，而美国把它作为一种大众文学来看待，发展到今天，欧洲和美国的科幻差别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在通俗化叙事方面，真正做得好的是美国科幻。我觉得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将它和刚才我们讨论的科普型科幻一样对待。为什么要把它对立起来？精英型的科幻可以存在，同时通俗型的科幻也可以存在，不是一种有你无我的关系，它们都可以存在。美国科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美国那样一个庞大的文学体系中，各种各样品类都有，有的作品很通俗很大众化，而有的作品很精英化，这个我们都能看得到。
我认为“通俗化”是科幻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各种各样的类别百花齐放，各种风格都应该宽容，中国这么大的国家，都应该允许它们的存在。当前，国内科幻的状况有些精英化，毕竟科幻文学的这个作家群是目前国内所有文学体裁的作家群体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虽然科幻作者人数很少，但是很精英化，很多作者只考虑自己的表达而不考虑读者，这个是目前的一个倾向，当然还有相当多的作者还是考虑了读者，但是总的主流倾向确实是有一种精英化的倾向，所以我还是刚才那句话，中国科幻要真正发展起来，比较理想的状态是：作为大众文学通俗化的科幻和作为精英文学的科幻并存，都充分地发展，这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
三、通过大力发展科幻影视带动科幻文学的发展
姚利芬：韩松曾说中国科幻作家绝大多半出生在乡、镇，县级，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地域跟科幻作家的产出及成长有什么关系吗？
刘慈欣：科幻作家还是集中在大城市，韩松本人在北京，其他的作者大部分也都是在大城市里，像我在阳泉，王晋康在南阳，这是一个个例吧，这是少数，像我熟悉的大概二三十位科幻作家有百分之九十都在北上广，说到出身就复杂了。现在不光是写科幻的，其他的白领阶层出身也都是小地方，科幻作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大部分还都是在大城市，我能想出来在小城市的作家有，我是在比较小的城市，王晋康所居的城市的比较小，何夕也在比较小的城市，就这三个了，剩下的你看北京的一大批，还有上海的，广州的很少，还有在西安的，都是一线城市。
出生地就比较复杂了，这不光是科幻，任何一个部门也好一个行业也好，它的人员你要找到最初上中学的出生地那就复杂了，哪个单位的人我看大部分也都出生在小地方，这是个常识问题。而且你从科幻的出生地来说，这种趋势并不是太明显，根据我所统计的科幻小说作家大部分也都是出生在大城市，像韩松本人在重庆出生的，剩下的几位作家也都不会出生在很偏僻的地方，我本人是在北京出生的，这是大城市，我觉得这个特点不是那么明显。
姚利芬：那您觉得地域对作家的成长、写作、幻想的特质有无影响？
刘慈欣：应该会有影响的，从目前来看可能出生在大都市的作家，他的创作理念和风格和出生在比较偏僻的小城市的科幻作家是不太一样的。出生在大城市的科幻作家的写作可能更前卫更时尚一些，往往更文学，我的感觉是这样。而出生在小地方的科幻作家更接近美国黄金时代的那种比较传统的写作方式，可能和他周围的环境有关系。还有一点我想韩松想表达的意思是目前国内最有影响力的作家都是出现在小城市，王晋康、何夕，包括我自己，这三个人目前是影响力比较大的作者，确实，都是身处比较小的城市，像何夕在自贡、王晋康在南阳、我在阳泉，这都是比较小的城市。这可能有一定的内在原因，因为处在这样一个地方的话，可能正好处在中国社会不上不下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地带，这三个城市确实是中国最有代表性的城市，处在这种地方，我们作为作者可能更能理解中国最广大的读者群，他们的欣赏倾向，这样的话能使自己的作品变得更有影响力，可能会有这方面的关系。但总体觉得从地域上来考察国内的科幻作者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一个问题，现在很难看出什么明显的趋势来。
姚利芬：您在《诗云》里表达了这样的一个观点，技术最终敌不过艺术。我知道您是“计算机诗人”，会编一些代码让计算机写诗，这是一个有趣的尝试。我不知道您怎么看技术时代下艺术与科学的关系？
刘慈欣：我感觉技术和艺术不是敌对的关系，无所谓谁敌得过谁，它是两个领域，所面对的使命也是不同的，相互之间并不矛盾，当然随着技术的发展可能会催生出新的艺术形式来，旧的艺术形式会被技术的发展所消灭掉的，会推出新的艺术形式，在这里不存在竞争关系，更不能把技术和艺术对立起来。现在的艺术更多关注一些传统的艺术美学，对与科学技术有关的美学因素关注度不够，但这种情况正在改变。比如纯粹的艺术，就越来越多地开始呈现科学技术中的美学元素，当然在这方面文学做得是比较差的，不光是中国文学，西方文学也一样，离现在科学还是有一定距离，除了个别例外。科幻小说承担了把文学和科学联系起来的桥梁作用，但在真正的主流文学中，对科技美学给予的注意较少。我在《诗云》里表达的观点是这样，就是说科技和艺术之间是不能互相替代的，艺术肯定代替不了科学，这是常识，同时科学也代替不了艺术。
姚利芬：在《全频带阻塞干扰》里，您写了这样一句题记：深深的敬意献给俄罗斯人民，他们的文学影响了我一生。能谈谈您接触认识俄罗斯文学的历程及喜爱作家的作家和作品有哪些吗？
刘慈欣：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尤其20世纪60年代初出生的这批人相对来说读的俄罗斯文学是比较多的，读的书基本上也都差不多，俄罗斯文学影响中国最深的也就那么几本，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等。俄罗斯文学分为三个时代，它有黄金时代、白银时代以及后来社会主义时代的俄罗斯文学。其实对我影响最深的还是被称为黄金时代的文学作品，也就是列夫·托尔斯泰那个时期的俄罗斯文学。说起影响，人们总是误会说影响都是好的影响，其实未必都是好的影响，也有可能是负面的影响，比如说俄罗斯文学的特点就是很沉重很厚实，它的语言也是那种很沉重很励志的语言，对我的语言表达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作用，它的语言不一定完全适合于科幻小说。但是总的来说，俄罗斯文学对我的影响确实是很大，这种影响不是有意而为之，而是那个时代你能看的东西很少，找到的东西就这么多。要说影响最大的三本书，第一本肯定就是《战争与和平》，第二本是《静静的顿河》，第三本就不太好举了，第三本有很多，比如像《罪与罚》对我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主要是这三本书，还有其他的一些作品，像俄罗斯社会主义时代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毁灭》等，这些都有影响。
姚利芬：您对自己作品的读者群有没有特定的预期？
刘慈欣：目前主要读者群还是学生吧，中学生、高中生和大学一年级学生，主要我觉得读者群还是这些，当然近年来有了些变化，就是我的小说读者群多少可能越出了科幻读者圈这个范围，扩散到其他行业。比如互联网IT行业和航天系统，这两个系统我的读者群比较多，但从数量上来说绝大部分还是在学校，在社会各界各个系统年纪比较大的读者数量在增多，但是总的来说比起学生读者来还是少数。但是我的书到了美国翻译成英文，他们的读者构成是怎么样的，我不太清楚，这个没有调查过。
姚利芬：《超新星纪元》开篇有一句题记，“这本书献给我的女儿”，您当时写作这本书的考虑是怎样的？
刘慈欣：一部写孩子的作品不等于就是少儿科幻。举个例子，比如像《蝇王》这本书，它完全就是孩子，一个大人都没有，但是它不是给小孩看的。我写《超新星纪元》的时候不是面对孩子的，它里面全部都是孩子只是因为它的故事走到那儿了，它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少儿科幻，因为它的叙述方式和思维方式还是面向成人读者，真正的少儿科幻是面向少儿的思维方式，说献给我的女儿只不过是因为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的女儿刚刚出生，这是唯一的原因，并不是说它就是少儿科幻，其实我觉得我的科幻小说里面其他短中篇像《球状闪电》都比《超新星纪元》更适合孩子看，当然《超新星纪元》孩子看了也行，但是总感觉没有在严格意义上面向小读者。
姚利芬：郝景芳在您斩获雨果奖之后成为第二个获得雨果奖的作家，不知您有没有考虑过获奖折射出的海外传播的危机。比如说，可能国内作家写的一些作品很不错，但实际上没有传播出去，不知您怎么看中国科幻小说海外传播的问题？
刘慈欣：首先中国科幻在写作的时候，我认为大部分的作家在写作的时候他所面向的预设读者群是中国本土的读者群，不是西方英语世界的读者群，这个作品写出来被翻译传播出去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这确实也有一个过程，因为这本身还是一个刚刚起步的过程。科幻小说的翻译要向美国输出的话和别的文学输出还不太一样，它的差别在哪呢？别的文学输出是往一个空白地带输出的，比如输出中国的乡土小说或者中国武侠小说，它面向的输出的地域几乎是空白的。而科幻小说就不同，美国本身就是世界科幻文学的中心地带，美国本身就是一个科幻小说大国，你再向它输出自己的科幻小说就增加了一层困难，就是说美国的读者也好还是科幻界也好，它肯定理所当然对非英语的科幻小说抱着一种天然的轻视，这种轻视我不是一种指责的意思，我觉得是理所当然的，现在科幻就是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它的量太大了，几乎占了世界科幻小说的百分之七八十，它理所当然对非英语世界的科幻小说不太重视。目前，非英语的科幻小说的作家能真正在美国取得地位的也就那么一个人，是波兰的莱姆，其他的还都不行，所以说在美国输出中国科幻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面临很多的困难。比如翻译问题、出版问题和宣传问题等，但是最近呈现出一个好的开端，其实目前中国科幻在美国受到重视，说句实话也不完全是科幻本身的原因，它和大的时代背景有关。一方面就是说美国科幻本身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它发展到现在可能和它各方面的原因有关，比如说读者老化的原因有关，它本土的科幻文学渐渐出现了生命力降低的迹象，所以从美国科幻文学本身发展来说，它也希望吸收其他的非西方文化的科幻小说，这个不光是中国，像如今在美国取得影响的作家除了华裔的作家以外，还有其他非英语民族的，像越南的、菲律宾的和巴基斯坦的都有它们的作家在美国取得影响，获得星云奖、雨果奖，另外像美国本土作家也把他的注意力转向东方文化，描写的文化背景不再是纯西方的了。比如像获雨果奖的一部作品，文化背景就放在东南亚泰国，这可能也是中国科幻文学这两年在美国受到注意的一个原因。所以从这个趋势上来看，我认为虽然面临很多的困难，但是中国的科幻小说向美国输出还是会进一步发展，还会有很多兴起的东西。
姚利芬：据说您经常看电影，几乎科幻电影都看完了，能谈谈科幻电影对您创作的影响吗？
刘慈欣：科幻电影我看了很多，最多的时候几乎一天看一部，科幻电影几乎我都看过了。科幻电影对我的写作影响很大，讲故事的方式和小说画面感的书写都受到了科幻电影的影响。但另一方面，科幻电影和科幻文学不是一回事，科幻电影滞后于科幻文学的发展。以美国为例，科幻电影的表现方式还处于美国科幻黄金时代时的表现方式，加上科幻电影的高成本性，对电影中出现的科幻创意会格外小心，以致不会轻易在电影中运用最前沿的创意和表现方式。而现在的科幻小说特别是我创作的这些科幻小说，则需要一些新颖的创意和表现方式，这也意味着在科幻创意和表现方式方面，科幻电影对我的创作影响又是有限度的。
姚利芬：您有没有写过完全不科幻的作品？
刘慈欣：几乎没有，因为我刚才说过我写科幻就是出于对科幻本身的兴趣和热爱，不是出于对文学的兴趣，所以我也写不了别的，我的兴趣只是在科幻上，在别的方面我没有太大的兴趣，所以在我的印象里没有写过科幻以外的东西，除了一些评论文章之类的，其他的没有写过。
姚利芬：我看就是您的作品涉及的领域特别广，能谈谈您取材领域的长处与短板吗？
刘慈欣：我比较熟悉的领域在物理、宇宙学这方面，比较生的领域在生物学和经济学，知道的很少，所以我的小说里面涉及的很少也不敢涉及这两方面的东西，我不是知识面很广的人，比如说历史吧，我对西方的历史比较熟悉，但中国历史碰都不敢碰。
姚利芬：您有没有想过将科幻和中国文化做一个融合？
刘慈欣：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方向，但我没有这个能力，中国历史我知道的不多，也不敢去写，我的小说中基本上不涉及中国的历史。
姚利芬：您在写作过程中遇到困惑的时候会跟别人交流吗？
刘慈欣：完全不交流。我很忌讳那种把自己正在思考的作品拿出来让别人提意见，绝对不会做这种事的，可能把自己的构思给别人讲一讲，但是这个是很有保留的，而且那个构思绝对不是我目前正在写的。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太清楚，总的来说在科幻创作这个领域我不太喜欢跟人交流，跟人交流也很少，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领域，仅限科幻创作这个领域本身，我不太习惯跟别人交流，也没有交流的需要。
姚利芬：您对中国科幻产业的发展，包括出版，从杂志到图书到电影到海外传播这些产业链的发展有什么具体的看法和建议？
刘慈欣：中国科幻近两年来正受到媒体的广泛注意，也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这个都是很明显的趋势，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科幻文学本身并没有在受到注意和得到政府大力支持的情况下快速发展起来。在很热闹的表象背后，其实中国科幻文学的状况和前几年相比，差别也不是太大，可能有所进步，但这种进步和它所受到的注意和它所受到的支持相比是不成比例的，这是科幻文学的状况。另一个科幻电影和科幻影视的状况还不好说，因为在这方面有大量的资金在投入，也运作很多年了，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第一批的成品出现，而且第一批的成品比如科幻电影进入院线会得到中国观众和中国市场什么反映目前还是未知数，所以说这个领域的前景确实不好说。
至于对科幻文学的建议，我个人认为科幻产业的出路还是在于科幻影视的发展，通过科幻影视大力的发展来带动科幻文学的发展，而不是说反过来像这样，指望着从科幻小说中去改编电影来带动科幻影视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比较困难。目前，科幻影视的发展还需要一定的储备，包括科幻编剧的储备，新一代的科幻导演和制片人应给他们足够的机会，加强国内科幻影视界和国外科幻影视界的合作，这些都是我们迫切需要去做的。
科幻文学出版方面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科幻作家的数量太少，写的就那么二三十个人，应该扩大中国科幻作家的基数，当然，方方面面也都在努力，但怎么做到这一点确实不易。各部门像出版系统需要他们去做这些事情，总的来说，国内科幻发展出现了一个很好的势头和局面，但如何利用这个局面让中国的科幻真正地发展起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编后记
刘慈欣冷静睿智，思维缜密，对很多问题都有深刻的见解。言谈之中，他直述对科幻本身的热爱，可能与文学无关，与语言技巧无关，与批判现实无关，他更关心科技层面上的可能性。“好的科幻就是能让你在下夜班的途中仰望星空”。刘慈欣帮助读者打开了别有洞天的世界，而在此之前的世界，于你、我、他而言，常显得过为局促、逼仄和狭小。文学评论界常将科幻作为一种类型文学与“主流文学”相提，何谓主流与支流？在当今这样一个跨界的时代，诚如各类幻想文学边界渐趋模糊，主流文学也应当广开怀抱，将科学的视阈容纳进来，而这种融合，也必将为主流文学打开另一扇窗，就像“眼睛被施过了魔法一般”，会觉得世界陡然变得大而新奇。对于刘慈欣接下来的创作，借用一位科幻迷的话来做结：希望你能继续拉着我们的手在太空中飞行，在时间中看未来和过去，带着我们仰望星空，带我们聆听宇宙中最深邃的思想。
(姚利芬：文学博士，博士后，中国科普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