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大家，来了那么多人，这个场子(注：上海友谊会堂)非常重要，我听说过去毛泽东主席演讲也在这个场子，只不过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是小孩。现在我们老了，居然在这个场子里边举行有关文化的聚会。谢谢中国出版集团的领导，谢谢东方出版中心的两位领导，更要谢谢余颖，她是从青岛特地飞过来的。
我想借余颖的朗诵告诉大家一个道理，古代最美的东西也应该变成现代汉语，古代的文本都应该可能变成当代的声音。这是中国文化现在遇到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们可以背很多很多原文，但是如果在大量的注释当中去看古代诗人非常充沛的诗情的话，那个注释就把诗情割碎了。所以有没有可能，我们有比较多的人，用现在的心去体察两千多年前的屈原、司马迁、陶渊明的心，然后让中国文化跨越时空的融合在一起。这是中国文化的强大。所以刚才余颖就做了这么个示范，很了不起，这个示范我也参与了，因为是我把它翻译成了现代美文，然后请一个我们顶级的艺术家来朗诵，大家就感觉到《离骚》我们可以仰望，但也可以把它拿过来放在心中，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一点已经证明了。
尽管我对中华文明产生了弘扬动力，但我知道不能过头
其实这已经牵涉到我今天收集到的第一个问题。在这之前首先要说明一下，最近出版的我这三本书都是我的演讲，这些演讲是从哪里来的？我需要把这个事情说一下。
上世纪最后一个夜晚，我在尼泊尔。这说起来就很有诗意了。那个地方太冷了，我屋子里边有火炉，又点上了蜡烛，正想写点什么东西的时候，由于太困了，我一口吹熄了蜡烛，我说也就一口吹熄了整整一个世纪。把二十世纪吹熄了，因为二十一世纪就要来了。
我为什么会在那里？因为我在很多很多年以前，在谁也不能理解的情况下辞去了我的职务，当时我是全国最年轻的高校校长，这个辞职的理由怎么也说不明白，因为我当时说我要去寻找千年前的脚步。大家想想看，哪一个正厅级干部辞职的理由是去寻找千年前的脚步？这很奇怪，谁也听不懂，所以我辞了二十几次都辞不掉，这个过程我不详细讲了。
后来，在甘肃高原上出现一个披着薄棉袄的男人，一个人孤独地在走，当时还没有高速公路，很差的公路也没有，所以他是一个极其孤独的步行者。那就是我。走了很长时间以后，我向大家报告，千年前的脚步找到了，这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文化。所以，这个寻找到的结果就叫《文化苦旅》，就是一种文化千年前的脚步。
找到以后我还很困惑，我真的找到了吗？必须经过对比才能知道这些脚步的分量，所以我心中一直在想，有没有可能我把这一千年前的脚步和其他地方一千年前的脚步做对比，我才知道我父母之邦一千年前的脚步，是重要还是不重要。于是我必须要到外面去走了。这很难，现在好一点了，当时是非常非常难。大家想想看，上个世纪末的时候，你要去漫游全世界，而且和我们中国千年前脚步相对的地方，现在大半是在恐怖主义的控制之下，不是很顺的。
正好当时凤凰卫视有个计划，邀请我做嘉宾主持，我就去了。这我要稍微自豪地说一下，在我之前，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文学者能够全部穿越，我是第一人，把这些和我们中华文明同步的文明全部穿越一遍——尽管他们全在恐怖主义地区，尽管一些考虑到自己命运的人文学者是走不通的。在这点上中国人胆子比较大，我的胆子特别大，我们把它走完了。我的妻子知道拉不住我，但是非常担心，所以她尽量陪着我。但是要经过两伊战争战场的时候，她未被批准，于是我们在约旦沙漠就有了一次告别。我们尽量装得轻松一点，其实心里都在想一句话——但愿我们这辈子还能见面。详细我不多讲了，反正走到二十世纪最后一天我走完了，活着回来了，终于到了尼泊尔。
第二天早晨，我眼睛刚睁开，房间里边有一点光亮，这光亮很奇怪。这个旅馆里有个小木窗，床上可以看到小木窗。我从这个小木窗一看，不得了，从来没有见过的雄伟的山壁，就在我的眼前，朝阳照着它，顶上还有白雪。我马上起身披着棉袄一看，肯定是它，喜马拉雅，就在我对面，而它的背后就是我的祖国中国。所以在那个地方我感慨万千，我告诉喜马拉雅这座山，我说：“请您记住，一个穿越了那么多地方的游子回来了。对你身后的中华文明，也就是我父母之邦的文明，我实在有点对不起它。过去我们有点瞧不起它，觉得它那么没有风度、那么疲惫、那么不会讲话，我走了和它同龄的文明，它们的荒地、墓园和墓园边的战壕、废墟，我全部看了一遍就觉得，我们祖国的文明有点了不起——它们一一都已经破败，一一都已经死亡，一一都陷入恐怖。”所以我觉得，我要改变我的立场了，我一定要好好地向全世界讲述喜马拉雅背后的这种文明。
我走了一圈以后，决定写一本书叫《千年一叹》，就是一千年的历史变成了生生的一叹。这个一叹是中华文明对自己同龄的文明的叹息，也是中华文明对当代世界的叹息。
但是我在印度的时候，遇到一个国际传媒大佬，他是日本人，后来成了我的朋友，他对我进行拦截采访。因为我当时的日记，全世界有20几家报纸每天同时在连载，所以我当时成为全世界特别著名的一个人物。全世界大城市，只有一个城市没有连载，这个城市叫上海，上海没有连载，上海不是对我有意见，上海比较害怕，害怕你这么一个大名人，写着写着，连载下去说一些我们不爱听的话怎么办，所以没有连载。北京什么的全连载，外国也连载。日本的一个传媒大佬在新德里找到我，他听我讲了感受以后，他说余先生，你这次行程完了之后要赶快进入下一个行程。我说什么行程？他说，你赶快把你的感受向全世界演讲，你刚才给我讲你重新认识了中华文明，你刚才讲重新认识了恐怖主义多么危险，你刚才讲重新认识了文明冲突是怎么回事——其实没有文明和文明的冲突，只有文明和野蛮的冲突——这些话语你如果到全世界去演讲的话，这功劳就太大了，你必须稍稍休息就去演讲。
我觉得他的话有道理，现在这三本书里边有一些演讲因此而来。比如这三本书的第一部叫《境外演讲》，就是我要向世界报告我沿途看到的情景，要报告我作为一个中国文化学者所看到的古代世界和当代世界的图景。
但是那天我在喜马拉雅脚下，我已经产生了念头，我不能完全听这位日本朋友的。因为我这行程看来看去，我的感觉好像都是中华文明不错，其它文明都已经破落了，越是老的文明越是糟糕，因为最老的文明就是巴比伦文明，打仗打得一塌糊涂，已经很糟糕，比来比去中华文明都是好的。但是我心里很明白，我尽管对中华文明突然产生了要重新弘扬它的动力，但是我知道这个不能过头，我们不能产生盲目的民族主义倾向。我知道我们中华文明有很多毛病，否则我们后来不会变得那么落后。我们在科技上完全没有发言权，我们受到那么多国家的侵略，原因何在？尽管侵略者很糟糕，但我们为什么那么没有国力？那么不能应对？那么没有话语？我们一定有问题。所以我下决心，演讲之前我还要花很长时间去考察欧洲，因为我知道欧洲文明在好多地方是走在中华文明前面的。所以，我一定要去比较中华文明的毛病在哪里。
所以大家都知道了，我又去走了欧洲96座城市。这一点不恐怖，欧洲96座城市我走得很安全，西班牙还有一些地方有点不安全，但总归还是比较安全。我一点点认真地对比，如果说上次对比，对比来对比去都是中华文明的优点，这次对比来对比去都是中华文明的缺点。这就写成了一本书，叫《行者无疆》，《行者无疆》主要讲中华民族的毛病在哪儿、弊端在哪儿？如果把《千年一叹》和《行者无疆》加在一起，那就是《文化苦旅》的加深版。《文化苦旅》写完以后，等于是还没有能够进行国际对比，进行国际对比以后，《千年一叹》的对比看出了中华文明的好处，《行者无疆》的对比看出了中华文明的弱点。
我一方面写书，一方面演讲。中华文明的弱点我讲给谁听呢？讲给海外的华人听。他们在国外每天都在进行文明的对比、文化的冲突，他们要知道我们中华文明毛病在哪里、优点在哪里，他们有的时候一会儿激动、一会儿沮丧、一会儿愤怒、一会儿感动，需要有个学者给他们分析。所以这个也变成了我的演讲。
三次旅程，国内的《文化苦旅》，在恐怖主义地区的《千年一叹》，和在欧洲的《行者无疆》，最后都变成了我的演讲。我想告诉大家，这三本演讲录，其实是我走了很多路以后，给世界各国的朋友讲述我一路的感受，也给我们在海外的华人朋友讲述我们对中华文明看法的一种成果。所以现在终于出版了，我感到非常高兴。所以我收集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远行有什么感受？我讲那么多就回答这一个问题，这就是我远行的感受。
离开旅游队伍，离开旅游热点，多走一些地方
有一个网友问，那你有的地方为什么不去或者没讲？比如像印加文明、玛雅文明。我说要我写的，我要讲的，要能够和中华文明有实质性对照的，有一些文明来得神秘去得快速，我们不知道它从何而来，也不知道因何而走，这样和中华文明近距离地探索就很困难了。我认为这些应该让中国的考古学家、自然物理学家去认真地去对比、考察，然后写出书来，我作为一个文化学者，就是专门有文化大题目的地方，我要到达，我要考察，我要写作，我要演讲。
年轻的朋友说，这些路都被你们走完了，我们要不要走呢？我们多走走吧，可以多走走路。我想告诉大家，我过去看到的书籍有非常严重的局限性，我们这个书展有好多书也有一个大问题。我为什么出走？我觉得书很多都是抄来抄去，这和论文的抄袭不太一样，他基本上就是没有到达过。
比如我在上海戏剧学院读书教书做院长时，听过好多老师讲古希腊剧场的情景，但是我知道他没到过希腊，我更知道他的老师也没到过，还知道他看的那本书的作者也没到过。大家能设想这个情景吧？你没到过，我也没到过，但是一代代都传了五六代了，我们都在读这样的书。在这样的情况下，现场抵达我觉得是学术研究一个起码的功夫。没到过，那个事情就有点不太对了。
我们生活当中也有很多这样的情景，你没到过很多地方却写过很多散文，或者匆匆到了、感觉一下就写了。这感觉不对。所以我们文化研究一个东西的时候，尽量能够多走一点，趁你们年纪还轻。你想，我在走那么远的地方，那么恐怖的地方，我年纪已经不小了，我已经做过大学校长了，还能够去走，你们现在年纪那么轻，精力那么好，身体那么健康，能多走就多走一点，这会留下一些脑子当中的图像记忆，一辈子有用。尽量避开旅游队伍，尽量避开旅游点。有朋友说老师您能不能推荐几个地方我们去，不，每个人要去的地方其实不一样，就像医生要对症下药一样，你不能要医生随便开点药物我们大家一起来吃，那是不可以的。我也不能开书单，我也不能开旅游点。但是有一点我希望大家参考：离开旅游队伍，离开旅游热点，多走一些地方。
经常有一些阶段，孤独地在海边看着云、看着浪，然后今天晚上住在哪里还不知道，这感觉非常好。你不要老是排队听着哨子、拿着小旗走来走去，那就不太合适了。这是我要回答的几个网友有关走路的问题连在一起了。
把年轻生命耗在古诗词里太可惜了，创造更重要
接着第二个的问题，很多网友问我，你把古文化努力地说得大家都能听得懂，我们现在到处都在兴起背古书、背古诗、寻找古代哲学家，所以网友当中有好多家长来问，我们的孩子到底读古代的多一点好，还是现代的多一点好？网友当中有好多90后的青年问，我们90后到底是以古文化为根底，还是以现代文化为根底？我明确地告诉大家，你是现代人，当然是以现代文化为根底。背诵和创造哪个重要？当然是创造重要，文化的本质就是往前走，就是创造，离开了创造怎么可以。
我们很尊重我们优秀的古代文化，这一点不错。但是更尊重你年轻的生命，年轻的生命是创造的生命，是充满活力的生命。如果把你年轻的生命都在古诗词里耗掉了，我觉得那就太可惜了。
我们家长要明白，那些诗已经过去了好几千年，而你身边的这个孩子是活生生地生长在21世纪的土地上，他马上就要投入21世纪的生活，你这样完全颠倒历史，把他的生命拉回到遥远的古代去，偶尔拉拉可以，如果长时间地拉，那么他会缺少现代生活，缺少现代思考能力。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满口古诗词，满口古文，当时鲁迅就写了一个孔乙己的人，告诉大家，这个活不下去。
上次北京有一个作家朋友说，他搞了一个国学班，都穿着古代的服装，小孩都在那读古文。我就问他，以后他们找工作怎么办？他们做什么工作？他说不要紧，好多企业家都说要这样的人。但是我对企业和单位都很了解，我还做过院长，我就很难想象，哪一个部门能收留这样的人？我觉得可以有一个部门，古籍出版社校对。但是古籍出版社校对的名额就两三个人，早就满了。他们到哪里去呢？这是个现实问题。他们需要寻找工作，他们需要和国际打交道，他们需要和企业打交道，他们需要和商业打交道，他们需要寻找自己当代的爱人，他们要过今天的生活。如果他和他女朋友聊天的时候，讲的全是古诗，我觉得这个谈恋爱非常奇怪。
这个由我来讲，我觉得是合格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很懂得古代，也写了很多古代文章的解释，现在在讲中国古代文化史，是讲给我们博士听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来讲是有资格的，我不是抛弃古代讨厌古代文化的人，我是非常热爱古代文化的人。由于我热爱古代文化，我可以在几十年前，把最年轻的大学校长都辞掉，照着千年前那条道路的脚印去寻找。既然是这样的话，我现在也要讲，我们一定要培养一个现代人，只有真正的现代人才有能力去分析古代、把握古代、朗诵古代。如果不是个现代人，那像我这样去寻找这个、寻找那个，怎么可能？所以一定要让你的孩子和你自己成为一个能够站在现代立场上，处理古代文本的人，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不太主张现在年轻人当中掀起一个非理性的民族文化的狂热。我看到网友当中有这样的提问，问我怎么能够增加中华文化的出口量？什么时候能让我们中华文化在什么地方落地？现在障碍到底在哪里？我说障碍就是我们的文化不应该在非我们文化的土地上落地，如果是这样落地的话，这叫文化侵略，是完全错误的。我不相信在任何一个奇奇怪怪的和我们文化不一样的地方，他们也在背《离骚》，他们也在背《逍遥游》，你会觉得非常开心，那非常奇怪。哪个地方都应该有文化创造的权利，中华文化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大量地落地在不同的地方呢？何苦呢？他们能够欣赏我们就可以了，我们也欣赏他们，这是互相欣赏的过程，互相融接的过程，融接过程主体不能失去。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一部分网友受到民族主义豪情壮志的鼓动以后有一个想法，是不是有一天全世界都在用中文讲话、全世界都在做中国古典。不对的，如果这一天来到的话，人类文化的前景非常暗淡。我们主张的是文化多元，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根底，这点我们千万注意。我们在国破家亡的时候要讲讲国学，但是现在情况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要非常谨慎。
特别是现在倡导文化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真的要看看我们的孩子，他是不是由衷地喜爱？孩子喜爱不喜爱非常重要，中国古代的文化有很多层次，有的是作为知识存在，有的是作为历史存在，有的成为我们敬仰目标，但也有少少的几篇我们喜爱了。我们每个人的喜爱不太一样，像我做了多年老师，我的喜爱能代表好多学生和老师，但是范围也不会太大。
比如去年中国美术馆书法大展以后，好多人对我的经验很感兴趣，希望我好好地译一本。在中国全部古代文化里边我找来找去，大家看我那本书，辛辛苦苦找了十篇。其实找了十篇我喜欢的文章，当然别人的可能多一点，我喜欢的文章就是十篇。我相信如果找诗的话，也不会多。我在北京大学讲中国文化史的时候，我叫北京大学各个系的学生，把你最喜欢的唐诗用一个排行榜，排出来的是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四个人，每个人里边如果选几首的话，我限定每个人选五首，这样四个人就是二十首。其实背背就可以了，有的就稍微浏览一下，我看到有一些老师家长让很多学生能够背几百首甚至上千首的诗，我就很担忧，因为你背这首古诗的时候就等于提醒你，这样的写法你不能写了，因为你这样写等于抄袭了。所以背古诗实际上是背你不能再用的文本，你让年轻人找了那么多不能再用的文本，那他就手足无措了。你稍稍背几首可以，古人说读唐诗三百首怎么也能吟了吗，但是这样能出来的肯定不是好诗，关键在于新的创造。
你要记住，或者你自己或者你的孩子或者你的学生，他们的天性和李白、杜甫差别不大，只不过他们被很多很多的污浊困住了，李白、杜甫把这些污浊去掉了，表现了他们内在的诗性感。污浊当中有一个就是以前太多的文化压力，如果把它去掉，要相信你、你的孩子、你的学生，也可能成为新一代的文化创造者。这点很重要，你不要把文化创造的时间放到后面。好多家长说，我从他16岁到26岁就背了，然后这段时间背古文，这段时间背古诗。大家知道，创造的时间不多的，他能够为创造打基础的时间是不多的，那个最美好的最有可塑性的时间都被占用了，他以后怎么办？以后就成了一个老是听命于古代文化的人，这个是没有什么出息的人，这我们看到太多太多的了。所以我的感觉，一定要做减法，一定要为文化做减法。
有一段时间，台湾出了很多我的书，所以台湾有的报纸曾经写，在华人世界里边，哪个人最有学问，居然评出来第一名是我。但是我就很惊讶，你们认为最有学问的人，他其实早年都是失学，没有读过什么书。我一直在农村，农村里边小的时候没有电灯，油灯又节约油，晚上是一片黑夜，没有家庭作业，也没有人看书；到了上海的时候整天劳动，工业劳动、农业劳动。没能读什么书的人，怎么可能成为最有学问的人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人的脑子没有被过多的陈旧文化所充斥，他脑子里面没有充斥那个东西，他一直保持着空灵的状态，保持着感觉，保持着自己的创造力，这就比较厉害了。我不是说我自己非常厉害，如果有一个人这样那就非常厉害了。你看看，我反复讲的禅宗，佛教里面最好的禅宗，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慧能，居然一个字也不认识，他从来没想过给自己扫盲，他觉得文字不重要。
所以，不是说我们塞啊塞啊塞啊，这是中国教育的一大问题，填鸭式的塞塞塞。我们要尽量地减少一点。特别是我们最近以来有一段时间，认为老的都是好的，古代的都是好的，这是大错特错。怎么老的都是好的呢，这不可能的，古代的怎么可能都是好的，连梁漱溟先生都说，如果按照中国古代发展下去，那到现在为止还不会有电，因为思路不在这，中国文化主要的兴趣都放在人际关系上了，不在研究科学。所以不是古代的一切都是好的，也更不是老人都是好的。任何人都会老，有时候我看到电视里出现一些老人在讲传统文化，我就笑了，我讲你的年龄打出来就知道，你曾经是红卫兵，你怎么现在在讲什么古代的传统，那都是自己想出来的。我们家里有一个人，家属朋友里边婚丧喜事该做什么仪式，都是他想出来的，人家都以为他是老八代，但我知道他的年纪比我还小得多，他怎么知道，他全是乱想想出来的，但是周围的人都把他当作是传统礼仪的最高代表。我们不要玩这样的东西。
有一段时间我们不是产生了对民国时代的崇拜吗？我后来给台湾专门写了一个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的序言，我就觉得非常好玩。有几个大问题肯定是的，就是当时他们对基本的一些学问没有可能认真研究，因为还没有发生。譬如他们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很多大学者比我们现在在座的人还少，理由是我们重要的考古发现都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考古发现才确定了中国历史的基本格局，他们完全不知道。第二，欧洲真正的艺术大突破是在20世纪后半期，我们的民国学者没赶上，他们不知道，不仅是艺术大突破，还有学术大突破，而没赶上的话，严格讲起来，他们对西方文化的潮流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崇拜就变得非常盲目了。我们很尊重这些老人，但是也知道他们的这些缺陷，他们真的不知道，他们不可能知道，时代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知道。他们有一些了不起的记忆，但是在电脑普及的时代，靠记忆组成的学问，那一定有麻烦了。所以我建议大家，听了我的演讲，有一部分人如果同意的话，立足今天，面向未来，这是我们做文化、做学问的积淀。
上次我到湖畔大学讲课，我说在我看来，20世纪哲学的起点是量子卫星加区块链。现在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可能有点陌生了，什么量子卫星，什么区块链？对，在这开始的，老概念不对了，老概念过去了，因为时代发生巨大的变化，人工智能就在我们眼前。量子卫星所发现的宇宙各种各样复杂的气场，包括黑洞、包括纠缠，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原来天文学不知道的，但是它就在我们头顶，我们的哲学、我们的理性思考都要站在这一点上。可能马上人工智能就会出现人类无法控制的情景，而在天体上将会出现所有复杂的东西，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大多数年轻人还在背古诗，这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了。一定要往前走来研究这些新的东西。好多人问我有什么突破，我说新的突破就是研究新的东西，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的时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将会出现新的情景。
我看到欧洲建立了一个控制人工智能的道德委员会，我很尊重。他们说人工智能和人类相比，最大的缺点是它们没有羞耻感。这点我非常赞同，人工智能没有羞耻感，如何建立羞耻感，因为人最后还有一个阀门叫羞耻感，做事有羞耻感，所以他做坏事还有一个底线，它现在缺少底线，怎么给它底线？这就是现在要突破、要研究的问题。
一定要将理性和善良相比，我最终选择的还是善良
另外网上有几个朋友还问了这样的问题。我曾经对人格有个排列，我希望一个好的人格——第一善良、第二快乐——不仅自己快乐，让别人也快乐，然后健康、行动、决断，一位网友问这个排列有没有改变？可能我当时随口说的，但是有一点肯定，善良放在第一，快乐放在第二，健康放在第三。我给我所有的学生都是这六个字：善良、快乐、健康，你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了，至于学问什么的都不太重要。如果你真是一个要干事的人，按照我家乡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那就要做到一定要行动，而且一定要有决断力。家长对自己孩子要求也是这个，不是说一定要读多少书，善良、快乐、健康、行动，然后有决断力。
这就牵涉到另外一位网友跟我提问，我做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一年以后就被文化部评为最有管理能力的院长，管理能力怎么办？可能这位提问的网友也在管理一个部门，这个很难说清楚，因为我不知道你们那发生了什么问题，但是有一点可以供参考。我听说了一个医生做领导的经验，完全符合我的意思，就是你到任何单位，你首先要看它的整体气貌，然后找出它的病灶。你不要一大堆病灶，不，你一定要找到主要病症是什么，然后开一个药方。你不要扯来扯去，没有工作能力的人能有一大堆问题，药方也乱开。你去了以后，要快速地找到最重要的病根在哪里，这个容易找到的，你找一条，一条以后再两条，然后找到药方。药方也不能多、不能复杂，这是一个人管理能力的强大与否的标志。这件事情解决了，你开始再找第二个问题，再找第二个药方，一件一件解决，这就是非常重要的管理能力上的东西。
还有人问我一个问题，说你的人格排列当中总是把善良放在第一，但是在他看来，在失去理性控制情况下的善良和仁爱，有的时候是贻害无穷。这个话我也在很多地方看到过，我也知道很多缺少控制的善良经常会做坏事。但是我今天要慎重地告诉大家，我年纪也不小了，如果一定要将理性和善良相比，我最终选择的还是善良。
理性被曲解的可能性更多。理性指的是什么，指的是逻辑性？指的是真实性？这个太容易偷换了。善良不是口号，善良是具体的一个本能的冲动，你看到一个老大爷摔倒了，你马上第一件事就是把他扶起来，你看到那个小孩在哭了，好像是丢了什么东西，马上上前询问，善良是非常具体的。譬如汶川大地震发生的时候，我当时在香港讲课，第一时间就赶过去，这是善良所必须的，善良有一些人的起码的动力，有这个动力，人不管遇到多大的麻烦，善良放在第一的人多一点，这个社会会好一点。
你说理性最重要，不要一般的善良。我想告诉你，让善良的口号叫得更响，这是非常好的，让德叫得更响，这是很好的。
我希望大家能更多了解现代思维的佛家和道家
还有几个问题，希望我在这讲讲佛教，因为现在喜欢佛教的人多，于是也出现了“佛系”。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没法讲太多。
我们讲国学的人老是在讲儒家，我非常希望大家能够更多地了解现代思维的佛家和道家，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佛家告诉我们，不要太多地执着于那些名利物质的诉求，这些东西都是空的，空是悲剧，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个“空”多好，因为肩头空，你可以挑任何担子，因为房子空，可以住任何人，因为天上空，所以天高云淡，空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我们搞艺术的人就要求台上和我们文章当中，有空灵之气，话也是空灵之气的话特别好。所以佛教有的时候被人家叫做佛门、空门，孙悟空他是悟了空，了解空是怎么回事。
道家也很重要，正反相依、物极必反、韬光养晦、上善若水，这些思维都是老子的思维，这在我们今天非常重要。我就是提一提，因为大家网上提了这个问题，我就提一提。
谢谢大家在那么热的天来到这里，坐了满满一屋子，还听我讲了那么多话，还听了余颖的朗诵，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