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题者：童道明
提问者：木子吉
时间：2018年8月
地点：潘家园童道明住宅
简历
童道明，江苏省张家港人，戏剧家，契诃夫研究者和翻译家。著有论文集《他山集》《论契诃夫》，专著《戏剧笔记》，学术散文集《惜别樱桃园》《潘家园随笔》，剧作集《塞纳河少女的面模》《爱恋·契诃夫》以及译作几种。
手记
秋日长空，三次登门采访童先生，每次都心生惊喜和敬佩。童先生一生挚爱契诃夫，用一生研究和翻译契诃夫。他说契诃夫特别羞涩，童先生也羞涩，谈话中常常会不好意思地笑起来。他唯愿把契诃夫的善良通过自己的译作传递下去。
历经一次残酷的病痛袭击后，童先生却厚积薄发，八十年代看戏写评论、做戏剧研究，曾是活跃于戏剧评论界的大家。年近六旬时，童先生开始尝试写散文、写剧本、写诗，我想，这些年来童先生收获的不仅仅是散文集、剧本集以及剧作演出的好口碑，可能更是自身不断激发出的新的创作热情所带来的快乐，这可真是一位活力十足的年轻的“老先生”。
1.您50年代在莫斯科大学就读，留学时期您最宝贵的收获是什么？
我人生遇到的第一个重大机遇，是1959年我在莫斯科大学文学系读三年级，当时要写一篇题为《论契诃夫戏剧的现实主义象征》的学年论文。大家都认为这是一篇很难写的论文，但我还是迎难而上了。我们那一代留苏学生有一种纯真的情怀。能在外国人怀疑的目光下出色完成一项学业，看成是为祖国争了光。
这篇论文的指导教师拉克申是我的第一恩师。他对我说了一句金子般贵重的临别赠言：“童，我希望你今后不要放弃对于契诃夫和戏剧的兴趣。”我听了他的话。这让我一劳永逸地决定了日后安身立命的职业。
2.您多次提到母亲，母亲对您的成长有何特殊的意义？
我的大部分不可磨灭的童年回忆都是与对母亲的回忆分不开的。已经记不得是我几岁的时候（可能还没有上学），一次半夜醒来，发现母亲不在身边，我好害怕，但房里亮着暗淡的灯光，我从床上爬起来一看，见到妈妈正伏在书桌上写字。后来知道母亲是在写诗。她睡不着觉，就想诗，想好了诗，就立即起床写下来。
母亲常写诗的时候，我还看不懂诗，而当我能看得懂诗的时候，母亲不常写诗了。只是20世纪50年代末一次快到中秋节的时候，她从北京写了一首诗寄给在安徽工作的哥哥和远在国外求学的我，其中有“一家分三处，两地都思娘”两句，让我感动和感伤了好多时日。
我把母亲看成是我最早也是最恒久的老师，她的勤思好学宽厚善良的品性影响了我的整个人生。
3.您翻译了很多契诃夫的小说，您是如何找准契诃夫的味道的？对哪一篇印象最深？
翻译的时候，特别想捕捉契诃夫式的幽默和契诃夫式的人生哲学。在翻译契诃夫的小说《在故乡》时，遇到了一句让我感到十分亲切的话：“将自己的全部生命贡献给一项事业，从而让自己成为一个有情趣的人，也成为一个让有情趣的人喜欢的人。”它不是豪言壮语，却暖人胸怀，翻译出來后，顿时觉得这句契诃夫式的格言，是可以成为我的座右铭的。
印象最深的那应该是《带小狗的女人》吧。后来它直接影响了我的剧本《一双眼睛两条河》的创作。我也想表现一下契诃夫那篇小说的题旨：一次意外的邂逅是怎样在精神上提升了一对男女。
4.今年有两出契诃夫的新戏，严永祺导的《普拉东诺夫》和天津人艺的《樱桃园》，用的都是您的译本。您翻译契诃夫戏剧有什么心得体会？
我翻译的第一个契诃夫剧作是《海鸥》，在1991年，但译的不是契诃夫原作，而是俄罗斯导演提供给北京人艺的演出本，第一句台词就是戏剧主人公的那句宣言式的台词：“这就是我们的舞台，一个空的空间。”我很幸运，我是在英囯戏剧家彼得·布鲁克的名著《空的空间》问世之后面对这句契诃夫台词的，因此我可以很痛快地把它直译过来。
尽可能尝试直译成了我翻译契诃夫戏剧的一个追求。我翻译的契诃夫的最后一个剧本是《樱桃园》，它的最后一句台词也被我直译成“生命就要过去了，可我好像还没有生活过”。我觉得这也是契诃夫本人的一句想对世人说的话，因为他写下这句台词不到一年就与世长辞了。
直译的方法，不仅能契合契诃夫的“简洁是天才的姐妹”的名言，也能想起鲁迅先生的“直译论”的合理内核。
我最近把我的译本又重读了一遍，你看，被我改动的地方还不少，修改自己的译文，也是一种乐趣。翻译契诃夫剧作对于我更重要的意义，是让我真正感悟到了契诃夫戏剧的妙处，让我更有信心说：是契诃夫的“弱化戏剧冲突”的戏剧美学，影响了我的戏剧创作。
5.有人说您是“中国最懂契诃夫的人”，您接受吗？
我当然不敢这么说，我只能说契诃夫是被我非常之牵挂的人，是一个我可以与之隔空对话的人。迄今为止，我写了12个剧本，其中四个是向契诃夫致敬的。从去年开始我写公号“童道明札记”已经写了250篇，其中有一半的内容是围绕着契诃夫展开的。懂得契诃夫的妙处之后，我是给自己下了决心的，一定要简短，不超过400字，一个一个点，不能超。
我写的文章和翻译的作品，也有一半以上与契诃夫有关。今年7月出版了我翻译的爱伦堡写的《阅读契诃夫》，我在译文前写了句感言“把契诃夫给予我的感动，通过我的写作与译作传递给别人，使其他人也有了走近契诃夫的兴趣，这也是我的一大人生快事”。所以，当有陌生的年轻人对我说：“童老师，我喜欢契诃夫。”我心里就特别高兴。
6.契诃夫对您的最大感动是什么？
是他的善良，他也许是十九世纪俄国作家中最善良的一位。爱伦堡说：“如果没有契诃夫那少有的善良，他就写不出他后来的这些作品。”我非常认同他这句话。我记得在《契诃夫戏剧全集》的新书发布会上，我曾借题发挥说：对于文学创作而言，“善良也是生产力”。由此我更加相信：要写出好的作品，就要做个好人。
7.从八十年代您大量看戏，是如何开始戏剧评论的？
1972年从干校回来便天天去北图看书，看的都是俄文的戏剧书，连英囯导演的代表作《空的空间》，我都是在北图读到的该书俄译本。从1972年起，我在北图读了五年书，北图就是“我的大学”，而1979年在《外国戏剧》发表的两万四千字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是非谈》，便是我五年苦读的第一个学习成果。
1980年的一天，《中国戏剧》的编辑凌霄来我家约稿，我就成了这家杂志的撰稿人，便自然而然地成了个戏剧评论圈的熟人。1989年参加南京小剧场戏剧节，我与《中国戏剧》副主编王育生先生住一室，我问：“老王，你们那时怎么想到向我约稿的？”他答：“是老于和刘厚生，于是之有一次来编辑部，他说，有一个叫童道明的，你们不妨让他给你们写写文章。”
这让我记起中国剧协老领导厚生老师的儒雅风度，他一见我总会笑眯眯地叫我“道明”，而由于得到于是之老师的眷顾，我一步步地走近了这位真正的大师，成了他的一个学生和朋友，这是命运给予我的恩赐。
我戏看得最多的，剧评写得最多的，还是北京人艺的戏，我评论过林兆华导演、锦云编剧的《狗儿爷涅槃》，苏民导演、郭启宏编剧的《李白》，也评论过任鸣导演的《北京大爷》、李六乙导演的《北京人》……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话剧的创新思维非常活跃的黄金时代，也产生了几出所谓“有争议的剧目”，如林兆华导演的《绝对信号》、王贵导演的《WM》、陈颙导演的《街上流行红裙子》。在激烈的论争中，我写过剧评，盛赞过这些充满创新精神的演出。
我记得最令我难忘的演出，是在1992年7月16日这一天，于是之等人艺第一代演员作《茶馆》告别演出。有感于这场演出催人泪下的悲壮谢幕，我写了篇题为《这可能是绝唱》的文章，《北京晚报》把它当做散文发表，由此我也开始了散文创作。1996年，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惜别樱桃园》问世。这一年我59岁。后来我还出了两本散文集：《潘家园随笔》（2011）和《一只大雁飞过去了》（2017）。
8.您是如何想要开始创作剧本的，甚至在80多岁时创作了多达12部剧本？
这与我的一直想开发自己潜能的意识有关，但也让我想起和于是之老师有一次刻骨铭心的交谈：那次在紫竹院公园的湖边，时间不是1994年就是1995年。他与我说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作为一个戏剧人，他以为“最大的遗憾，是很少有真正为知识分子说话的戏”。我顿时感到了这句话的千斤重量，这也是他说过的对我产生了直接影响的话。
后来我写了篇论文《知识分子与戏剧》，发在《剧本》月刊上，而在写这篇文章时，我的戏剧处女作——向契诃夫致敬的《我是海鸥》已经成形，然后写了向冯至致敬的《塞纳河少女的面模》。
9.您认为戏剧是一种什么样的文体？
我认为戏剧乃是文学与艺术的有机结合，但不可否认，近年来的中国话剧有文学性被弱化的倾向。我从事戏剧创作的一个初衷，就是试图把更多的文学元素注入到戏剧的机体中去。2012年我的第一个剧本集《塞纳河少女的面模》出版，在书勒上我写下了这样几句话：戏剧像个女人，她有两个家，一个是娘家——文学，一个是婆家——艺术。这本戏剧集恰似戏剧回趟娘家。我有一个奢望：但愿明敏的读者从我五个剧本的一些片段里，能见到散文、诗和戏剧的合流。
10.您认为当下的中国话剧欠缺什么？
欠缺悲剧意识。这就决定了当我自己执笔写戏的时候，必定会张扬起我的悲悯情怀。我写的第一个剧本《我是海鸥》就是一出现代悲剧。
11.您认为优秀知识分子该具备哪些品质？
我认为知识分子不仅有深沉的家国情怀和独立思考的精神，他们还应该有“矜而不争”的修养。如果读书人也争名于朝，争利于市，那就是“斯文扫地”了。有一次有人问我知识分子的性格特征是什么？我就回答说是“羞涩”。
12.您和戏剧圈的很多人士交往，能说说有哪些感受吗？
我觉得凡是真正的戏剧家都有人格的魅力。知名的剧作家也让人敬仰。像我认识的已故剧作家黄宗江、王正、李龙云都是心肠柔软而骨头坚硬的好人。我最早认识的前辈演员是董行佶，从他身上我知道了“戏比天大”的道理，我写过一篇纪念他的文章——《最后一个牧羊人》，痛感像他那样为戏“而生、而狂、而死”的演员此后再也不会有了。
在新一代的演员中，我接触较多的是濮存昕。在与濮存昕的多年接触与数次长谈之后，我们在2002年合作出版了《演员濮存昕》。后来联合记者孙小宁，三人一起写了《我知道光在哪里》（2008）。我曾把我认得的黄佐临、徐晓钟导演称作“戏剧的良知”，我与八十年代的戏剧革新家王贵、林兆华、胡伟民有真诚的友谊，我与新一代的导演王晓鹰、李六乙等也成了朋友。
我与查明哲导演也有过愉快的合作，2003年我们一起把《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改编成了话剧，后来由查导将它作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开幕戏搬上了舞台。这个剧本，我最多只有四分之一的贡献，但明哲却在编剧一栏里，把我的名字放在他前头，害得我常要作出更正声明，不敢掠人之美。
13.在您的学术研究、戏剧创作中，感受到的最大快乐是？
一到70岁，我已经老态毕露，但我戏剧创作的高潮又恰好是70岁后开始的，这个时候的精神状态，借用契诃夫的话来说，就是“生命的脉搏跳动得更加有力了”。2012年我75岁，我的第一个剧本集出版，在它的首发式上，我第五个剧本《蓦然回首》的导演任明炀发言说：“童先生是个苍老的年轻人”。2010年，《我是海鸥》到南京大学演出，演出完毕，南大俄语系的于一中教授对我的博士生苏玲说：“童先生很年轻。”
关于“老”，我有这样的看法：如果一个老人，即使他学富五车，但如果他脱离现代生活，无法与青年人交流，他就当真老了。
14.您认为这些年来观众有哪些变化，您经常与观众互动吗？
观众带给我的信息，常有知音天降的意外。我就讲这样一个与观众互动的故事吧。2012年5月的一天，演完《歌声从哪里来？》后，一位姑娘走过来对我说，她是从台湾来的，所以听到剧中“歌声來自外婆的澎湖湾”这句唱词特别感到亲切。后来我知道她叫龙缘之，在清华大学读博，这之前她已看过《塞纳河少女的面模》，今年7月15日我的新剧《契诃夫四则》作纪念演出，她也带了三位同学一起来看了，看过后还发微博谈了观感，结尾一句是：“意外地和喜欢契诃夫和冯至的童老师结缘。”
15.自小离开故乡，您年纪大了又回过故乡吗？您怎么看故乡？
小学毕业后，我就离开了江南故乡，去了祖国的北方，后来又到了遥远的俄罗斯。离开家乡之后，我常常独自哼唱《我家在江南》这首在小学时代学会的歌。它最后两句是：“別你时，我们都还青青年少，再见时，你又将是何等模样？”我是一个早早就懂得乡愁的人。
上世纪80年代后，我回过几次故乡。新世纪初，我妻子付同和也随我去了家乡，随后又去常熟给母亲扫了墓。
外孙吴童2013年高中毕业，就要出国上大学了。在他远离祖国之前，我女儿童宁带他作了一次“寻根之旅”。8月份，乘女婿吴琪去上海开会之便，他们三人到我故乡走了一趟。先到常熟，去虞山公墓给我母亲扫墓，他们知道母亲对于我的意义。然后去了张家港。我的小学同学张兆祥先生把他们领到我念初中的母校张家港市一中。徐耀明校长亲自接待了他们，母校把我当作一个值得记住的校友，这让我感到意外，当然也受到感动。
16.您平时会关注哪些热点话题？
前两天在你们报纸看到一个关于交大博士生写了几百段相声的报道，勾起了我一个藏于内心的愿望，大的剧本写不动了，那我是否也可以写点幽默小品，要知道我是一个喜欢幽默的人。
17.假如可以“生活在别处”，您希望生活在什么时代什么地方？
我就想生活在当下。在契诃夫的《三姐妹》里，有个名叫屠森巴赫的剧中人物预言：再过一千年，人们照样会唉声叹气地说：“唉，活着真沉重啊！”我相信这个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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