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人竟然现在也被称为“精神矍铄”的“耄耋”老人了！每天读报，常常悲见友人、名人和亲人去世的消息出现。如今年仲春去世的台湾大作家李敖和今年荷月辞世的百多岁国学家文怀沙都引起各界不少震动和唏嘘。实际上两位国学名人都有些争议，而我认为对这些历史人物应抱一个历史唯物主义一分为二的态度吧！
不过祖国大陆各界对李敖一贯反对“台独”的坚定态度，是非常赞同的，对他治学严谨、坚守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对中国近代史的深入研究是十分赞赏的，他曾被誉为“中国人写白话文之翘楚”，其政论性散文脍炙人口。
我和这位身材修长，总爱穿浅红色夹克衫、打领带、戴黑边眼镜的专家学者也非泛泛之交。第一次是二○○五年我访问宝岛台湾，便提出约请当时这位总在香港凤凰卫视主持专栏《李敖有话要说》的大学问家。不曾料到在台湾第三天他就主动打车来到我们住的喜来登饭店了。约好上午十点钟见面，但因我们外出参观台北故宫和堵车竟晚到了二十多分钟，我十分着急。因初次见面又听说他“桀骜不驯”“目空一切”，我怕他焦躁起来拂袖而去。我们确实迟到了、不在理，无礼貌了。我们急匆匆赶到时，却见李敖独自稳坐沙发正慢慢悠悠翻看报纸呢。我忙道歉，他站起来微笑着说：“不怨你们，初来乍到台北，人生地不熟，难免难免！”会见气氛一下就轻松了。我们谈天说地，他对祖国名山大川、名人逸事记得一清二楚，如数家珍。十一点半了，他甚至说原打算请我们到他办公室食堂去吃饭呢，当然最后是我们十多位请他一人在下榻的饭店吃了日本料理。席间我们谈笑甚欢相互把盏，没有让我们感到这位国学家、中国近代史学者、专家的“高深莫测”。
二〇〇九年初夏，应台湾世新大学的邀请，我带领中国传记文学代表团一行十人访问台湾，这次又约请李敖在台北见了面。真是一回生二回熟，我们互相赠了礼物，我特别送他一幅名画家杨竹的水墨《雪竹》、一幅韩美林限量版高仿但有韩美林亲笔签名和日期的小动物画作，他懂行还笑着说：“韩先生的画如是真的就值几个子了呢！”他仍不摆大作家的架子，还手捧着我送他的《五十春秋》新著合影。因为是晚饭后的见面，谈了一两个小时，他竟然主动对我这个团长和团员孔东梅（毛泽东外孙女）说：“时间还早，到我家看看吧？用你们北京话说我也‘显摆显摆’呀！” 我们乘一辆车，也就是一支烟的工夫就到他家了。他进家前还说：“台北很小，不像北京那么大呢！”显然他家是刚搬进来不久，还有点装修的气味。是二层复式，楼上楼下客厅卧室有好几间屋子，得有二百多平方米吧，在台北算是阔气的了。我们坐在很有空间感的一楼大客厅喝咖啡、吃水果，放眼四周全是书，真是到了书的世界。我起身去了一趟卫生间，也堆满了书，还贴了不少美女照片和画报上的剪贴。对我送上的书和杂志，他很认真地看，不时掏出小本记点什么，还说：“先打个招呼，也许今后有引用的人物和地方呢。”他签名赠送给我和东梅他的著作——《北京法源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李敖就离开了北京新鲜胡同小学。巧的是一九五三年春节，父亲万里从大西南重庆被调进京城，带我们全家就住在新鲜胡同甲七号，离他的小学很近。近六十年一个甲子了，李敖第一次返回北京，新中国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沧桑巨变。改革开放后更日新月异的北京，处处使他大为惊叹。他悄悄对我直言：“我真佩服你们的毛主席和共产党呢！”二○○五年金秋，这次他也算得上是衣锦还乡了，大受首都各界群众的热情欢迎，还住进了豪华庄重的钓鱼台国宾馆。我们通了两三次电话，但我发现他这次被宠坏了，里三层外三层地被粉丝簇拥着，虽然他说：“你来吧！我们在钓鱼台聊！”我怕挤不进去，已不能像在台北时的轻松长聊了，便没有去凑这回热闹，当然他很快又飞往了上海。他在北大、清华、复旦三所中国顶尖高校发表了系列演讲。对于渴望知识、欲见名人风采的莘莘学子来说当然是一票难求。观众们包围着这位中华才子，乃至礼堂和会议室都水泄不通……
他越走越远了，我再也见不到如此风流倜傥、才高八斗的李敖了。当年国民党禁止他的九十六本“红色书籍”出版发行，他的“大全著作”达三千多万字，被西方传媒追捧为“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批判家”。他长期主持香港凤凰卫视的节目《李敖有话要说》，是那么具有历史性、知识性和趣味性，引经据典，傲视天下。
您劳苦写作，道出了历史的许多真实，却被国民党当局抓去先后坐了八年大狱，也真该好好休息了。今年三月十八日，李敖在台北荣民总医院永远闭上了他那智慧、机警又狡黠的双眼，享年八十三岁。他去世前治疗期间曾发出“与所有人友好告别”的遗言，他还说：“这一生中，骂过很多人，伤过很多人；仇敌无数，朋友不多。”安息吧，您老也是真够累、够苦、够风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