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先生晚年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我都离得很近。不论东堂子胡同还是小羊宜宾胡同，沈先生的两处居所都在我家近旁，不是紧邻，也可算作街坊。中国历史博物馆即今中国国家博物馆是我曾经并且至今亲密接触的地方，中国社会科学院则是我的供职之所，只是我进入社科院的时候，沈先生已经不在了。
无缘与沈先生结识，但他的书当然是早就读过的，不过真正有感觉的还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而自己拥有它的时候已经是一九九二年出版的增订版。原是托了老伴在香港工作的一位朋友买了来，书很贵，我们工资都不高，因此那位朋友坚持不收书款。
近年曾在不同场合回答关于如何走上问学之途的提问，即我原初是计划写一本“崇祯十六年”，设想以社会生活的细节支撑历史叙事，于是打算首先细读《金瓶梅词话》，极喜小说里关于服饰的文字，却是不能明确与文字对应的实物究竟如何，因去请教畅安先生，先生介绍我问学于孙机遇安先生。
五十年代初，遇安师供职于北京市总工会宣传处文艺科，办公室就在端门和午门之间的东朝房，与历史博物馆的办公室同在一排（总工会的人走文化宫的门进来，历史博物馆的人走天安门进来），恰好又是同沈先生所在的一间紧挨着，推开窗子就可以和走廊里的人对话。未考入北大历史系之前，遇安师的兴趣在鲁迅研究，曾发愿写一部鲁迅评传，当时已经写就“鲁迅《野草》研究”一卷。后来转向文物考古，同沈先生的相遇或是原因之一。我曾问道：“当年您也和沈先生一起去琉璃厂吗？这和您后来对文物的兴趣是不是也有关系？”“当然有关系，我在总工会的时候，本来是安排我学钢琴的。”遇安师《在纪念沈从文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一文中说道：“我是一九五一年认识沈先生的，直到一九五五年去北大读书以前，和沈先生的接触较多，我所认识的也正是一位作为文物学家的沈先生。”“在服饰史的研究上沈先生是我的启蒙老师。”“沈先生的前半生是作家，是用文学作品创造美好的人物形象。他的后半生是文物学家，是解释和重新发现那些不可再生的文物的价值。”而《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则是“中国服饰史的开山之作”。
中国的考古好像同历史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乃至很长一个时期内会认为考古是为历史服务的（早期大学里的考古专业便是从属于历史系）。考古、包括考古发现的文物，与历史的结合因此顺理成章。而文物与文学，近世却仿佛是并无交汇的两条轨道。沈从文先生的贡献，在于开启了文学与文物相互结合以至于融合的一条新路，虽然他的本意是从文学创作转向文物研究，然而这种“转身”始终未曾脱离原有的知识背景和自家的一贯兴趣。其实在古人那里也从没有所谓“文物”与“文学”之分，今呼之为“文物”者，当日不过是社会生活与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用器。文物与文学本来就是联系在一起，甚至可以说是无法分割的，那么二者的结合，就意味着一面是在社会生活史的背景下对诗文中“物”的推源溯流；一面是抉发“物”中折射出来的文心文事。关于“文物”之“文”，它是文明，也是文化，此中自然包括文学。沈从文从小说创作转向文物研究，虽然有着特殊的原因，但从文物与文学的关系来说，这种转变其实也很自然。
我曾在《物恋》一文中写道：我喜欢张爱玲对物的敏感，用她自己的话，便是“贴恋”。物是她驾驭纯熟的一种叙事语言，甚至应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种叙事语言。对《金瓶梅》《红楼梦》的借鉴，语言固然是一方面，对物的关注也是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在张爱玲的“物恋”中可以发现一种持久的古典趣味。以至于那些形容颜色的字眼儿——银红，翠蓝，油绿——也永远带着古典趣味。在我来看，那是平常叙事中时时会跳动起来的文字，有时甚至是跳出情节之外的，那也是一种好。但凡作家有这样一种对物的敏感，从“文学”到“文物”，便不是偶然。张爱玲翻译《海上花列传》，忍不住就要考证小说里的服饰。比如关于“圆领”的解释，虽然近乎空无依傍，却依然有她的悟性，教人觉得喜欢。我不想说她有什么不对，因为她并不是考据家。
沈从文先生也不是考据家，然而小说家的悟性与敏感——这里还应该包括想象力，成就了他对物的独特解读，“名物新证”的概念最早便是由沈先生提出。在《“（分瓜，音ban）瓟斝”和“点犀（上“喬”下“皿”,音qiao）”》一文中，他解释了《红楼梦》“贾宝玉品茶栊翠庵”一节中两件古器的名称与内涵，因此揭出其中文字的机锋与文物之暗喻的双重奥义。这里的功力在于，一方面有对文学作品的深透理解，一方面有古器物方面的丰富知识，以此方能参透文字中的虚与实，而虚实相间本来是古代诗歌小说一种重要的表现方法。也就是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希望有人结合文献和文物对古代名著进行研究，并且直接提出了撰写《诗经名物新证》的课题（《光明日报》一九六一年八月六日）。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我初从遇安师问学，师命我把这篇文章好好读几遍，说此文本身便是“名物新证”的范本。
“关于飞天”，是遇安师送给我的沈先生手迹，写在五百字的红格稿纸上，一共三叶。它的来历，遇安师也记不很清了，大约是当年一起聊天的时候谈到飞天，之后沈先生就以书信的形式写下了自己的若干想法。半个多世纪过去，“关于飞天”的价值，已不在于内容，而更多在于它留下了作者思考的痕迹或曰探究问题的思路，同时也是珍贵的墨迹，师曰：“那几叶字太小，沈先生的大字好看，有章草的味儿。”说到沈从文，遇安师每每赞叹：“沈先生真是个好人。”“对人说话从来是带着微笑。”很可教人想见当年所面对的长者襟怀和厚、气度宽雅的音容，我想，那必是从心底涌出的真和善，便是张充和说到的“赤子其人”。很遗憾我未曾亲承音旨，但“飞天”的传递，似乎可以成为一个小小的象征：沈从文开启的文学与文物相互结合的路，是不会寂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