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的新诗研究格局中，学者对1917—1949年间的白话新诗和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朦胧诗讨论较多，而对“90年代诗歌”则关注不够。90年代的诗歌由于其 “晦涩”“深奥”“繁复”的风格，很多时候未能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但其在新诗发展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90年代诗歌”前承80年代的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歌，后启21世纪诗歌的个人化写作，本身包含着十分丰富的诗学潜能，具有极为广阔的研究空间。比如白话新诗如何扬弃西方自波德莱尔以来的现代诗写作经验、如何发掘现代汉语的美学因素等，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学术课题。
命名合法性需进一步明确
“90年代诗歌”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命题被使用，最早出现在20世纪 90年代初。当时的《现代汉诗》《南方诗志》《90年代》《今天》等杂志上经常有相关的讨论文章，例如臧棣的《后朦胧诗：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就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篇。不过，这篇文章并未使用“90年代诗歌”这样的概念，而是用“后朦胧诗”来指称。1997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90年代诗歌丛书”，程光炜发表了一系列关于90年代诗歌的批评文章，如《90年代诗歌：另一意义的命名》《90年代诗歌：叙事策略及其他》《不知所终的旅行：90年代诗歌综论》等，“90年代诗歌”作为一个专门的诗歌史概念在文学研究中正式出现，并在《1998中国新诗年鉴》和《中国诗歌：90年代备忘录》等著作中得到广泛运用，随后衍生出一系列具有家族相似性的诗学特征，比如“个人化写作”“中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叙事性”“戏剧化”“中国话语场”，等等。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在使用“90年代诗歌”这个概念的时候，越来越表现出一种中性化、时间化的趋势，即不是把它理解为一个包含着丰富的学术矿藏、有待深入阐释、需要不断去激活的特殊的诗学命题，而是把它看成一个与80年代诗歌相区别甚至相对立的、不言自明的文学史描述，从而变异为一个“空洞的能指”。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与这一概念的出场方式有关。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构建者、命名者和使用者那里，“90年代诗歌”是以其区别于80年代诗歌的独特性而获得其自身合法性的，它的边界来自于它不同于80年代诗歌的特征，而不是它本质的规定性。它的内涵来自于与80年代诗歌的比较，而不是自身的积淀和生成。一旦与“80年代诗歌”渐行渐远，它原来的那些特殊性也就不容易凸显出来。要想走出这种命名的困境，释放出它的诗学内核，进而勘定它的文学史坐标，那么，对其命名的重新探究则是最为基础性的工作。
“90年代诗歌”作为一个文学史分期和断代的概念，其创作语境确实不同于80年代诗歌，与21世纪诗歌的网络狂欢化特征也大相径庭。因此，在外延上，“90年代诗歌”确实构成了一个相对特殊的文学史时段。从 “知识型构”和话语方式来看，80年代诗歌与90年代诗歌分属两种完全不同的写作范式：从情感到意识，从激昂的青春写作到冷静的中年写作，从浪漫主义的感伤到现实主义的自嘲，这些构成了这两个时代诗歌创作的不同特征。如果人们承认瓦雷里、穆木天关于“纯诗”的定义，承认俄国形式主义关于“诗学”的定义，承认诗歌是高度社会化的艺术形式，那么，把“90年代诗歌”视为相对独立的文学史分期，就不是文学进化论意义上的描述，而是尊重历史与事实、合乎学理与逻辑的建构和命名。
诗学价值有待深入挖掘
“90年代诗歌”本身蕴含着复杂而深刻的诗学命题。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文化变迁使得诗歌越来越 “边缘化”，因而 “90年代诗歌”是一种在“非诗”的时代展开的 “不合时宜的写作”，但它是90年代文学中仅有的先锋文学存在 （从事先锋小说实验的韩东、朱文等人本身即是诗人），也是30年代现代派诗歌和40年代“九叶派”诗歌在世纪末的回响与延续。身处这样特殊的时代语境中，它的内部不可避免地会面临不少问题，比如在后工业社会，诗人何为、诗人的存在方式是什么、转型期的诗人如何跳出历史命运与写作伦理之间顾此失彼的两难处境，诗人如何挣脱日益同质化的经验之网，去穿透和敞开那“隐形的现实”等。凡此种种，都是“90年代诗歌”遗留下来，至今尚未从学术史层面展开深度反思和有效讨论的命题。
关于90年代的诗人、作品和诗歌现象的研究仍是新诗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既没有连贯系统的“诗人论”，也缺少令人信服的诗歌作品分析。如果说90年代的学者和批评家在描述当时的诗歌创作状况时，还存在“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的限制，多宏观判断、缺个案透视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已经拉开20多年时间距离的当下，再满足于那种浮光掠影的简单概括或似是而非的价值评判，而不深入到它的诗歌现场，挖掘出它根本的诗学价值和局限，就显出新诗研究界的某种盲视了。
90年代有西川、欧阳江河、王家新、臧棣、陈东东、韩东、于坚、杨炼、张枣、杨克等众多诗人，这些诗人及其作品共同勾画出了这一时期的诗歌地图。这一时期有《他们》《现代汉诗》《倾斜》《象罔》《南方诗志》《葵》《声音》等一批民间刊物，这些刊物在 《诗刊》《星星》《诗林》《诗选刊》《诗歌月刊》《诗潮》等专门诗歌刊物之外，支持着90年代诗歌的思想艺术探索和调整。同时，“诗歌朗诵”“网络诗歌”以及“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论争等，也构成了90年代重要的诗歌现象。
这些诗人、诗刊、诗歌现象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但在当下的新诗研究中，研究者多秉持一种“回到历史现场”“恢复历史真相”的研究取向，对挖掘新诗史上的某个不知名的诗人和作品，或是钩沉某个重要诗人的佚作，或是清理某个重要文学现象的“周边”，表示出很大的兴趣和耐心，而对“近在眼前”的诗人、作品、思潮和现象却常常视而不见、见而不议，这反映了新诗研究中的盲点和短板，不仅不利于对“90年代诗歌”作出公允、恰切的评价，同时也妨碍了学界对百年新诗史的整体把握，因而需要对这种研究倾向进行必要的调整和修正。
“90年代诗歌”写作，以其对词语和技艺的打磨，表达了复杂的现代经验，把汉语新诗引向了一个更沉潜、更厚实的境界。重新认识和评价“90年代诗歌”，首先要反思我们对这些诗歌的刻板印象，检讨我们据以评判这些诗歌的理论、方法的合理性与有效性，突破当时那些策略性的 “诗学语词”和“诗论诗观”。同时要发掘和整理“90年代诗歌”的史料，考察90年代的诗人们写出了哪些作品并通过对具体诗歌文本的细读和对诗歌创作现象的分析，来评判这些诗歌的艺术成就。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互相关联的问题域，提炼出更具普遍性的诗学命题，从而真正揭示出“90年代诗歌”的文学史意义，并提升当代新诗研究的水平，使其具备更为开阔的视野，形成与不同时期新诗创作状况相符合的研究局面。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