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年度杰出作家叶兆言
叶兆言，1957年出生，南京人。1974年高中毕业，进工厂当过四年钳工。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1986年获得硕士学位。80年代初期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八卷本《叶兆言中篇小说系列》，三卷本《叶兆言短篇小说编年》，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煞》《别人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我们的心多么顽固》《驰向黑夜的女人》，散文集《流浪之夜》《旧影秦淮》《叶兆言绝妙小品文》《叶兆言散文》《杂花生树》《陈年旧事》等。
授奖辞
叶兆言的写作，大文弥朴，至言不饰，用意精深，下笔平易。他的散文，言浅可以托深，微小可以喻大，诚恳庄重而趣味横生；他的小说，叙事力求现代，细节力求实证，恍兮惚兮而真假莫辨。他出版于二〇一七年度的长篇小说《刻骨铭心》和散文集《站在金字塔尖上的人物》《乡关何处》等作品，有读书人的守旧，也有写作者的创新。尤其是《刻骨铭心》，以每个人在乱世仍倾全力而赴之的爱与痛惜，来烛照今日溃决的人心，更显个体在巨变时代里的渺小和无力。
获奖感言
大家好，很高兴能领奖。
在过去的一年里，也可以说在过去的许多年，我一直在坚持，尽量坚持天天写作。去年秋天的一段日子，为了写一本叫《南京传》的书，我每天工作十个小时，这样高强度的写作，持续了二十多天。我不得不承认筋疲力尽，大脑绝对缺氧，但是觉得很幸福、很享受、很有成就感。到这把年纪，像我这样的老家伙，天天还能这样，真的会感觉良好。每天干活结束，我会按捺不住向老伴夸口，在孩子们面前卖弄。
《刻骨铭心》是我到目前为止，最新的一部长篇。它的写作经历仍然历历在目。当然不是很轻松的活，当然会经常写不下去，有时候，我会很沮丧地对家人说，这可能是自己的最后一部小说，我可能就此不能再写长篇。实话实说吧，我从来不是个信心十足的家伙。我很容易气馁，很容易退让，很容易这样很容易那样。唯一可以庆幸的，我能够坚持写作。在写作《刻骨铭心》的日子里，有那么几天，正好在北京开作家代表大会。我庆幸自己在热闹的会议期间，还能坚持每天天不亮的时候，就爬起来写作。庆幸《刻骨铭心》竟然一点都没耽误，因为没耽误，因为能游离于热闹之外，我甚至都有些小人得志，会忍不住偷着乐。
因为写作，我常常感到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感激。我觉得人生的最大幸福，就是你喜欢什么职业，而你恰恰还能够从事这个职业。全世界的写作者，都会因为想写而不能写，感到困惑，感到痛苦。我常常是以一种惜福的态度来对待写作，我知道自己是幸运的，你能够写，你不停地在写，你还能继续写，想到这些，你就应该知足。因为还能够写作，你人生中的一些其他愿望，已经不太重要。
我清楚地知道，写作只对那些愿意读你作品的人，才会有一点点意义。我也知道，今天阅读我们作品的人，其实已经不多，已经少得可怜。正因为如此，我们要格外珍惜，要珍惜自己还能写的这个能力，还能写的这个机会。写作者永远是渺小的，很显然，在这个世界，并不是伟大的文学离开不了你，是你离开不了这个伟大的文学。
写作者很脆弱，很寂寞，他们的内心无论多么强大，还是需要鼓励和安慰。因此对于读者，对于那些还能阅读我们文字的人，我始终充满感激。
当然，也要特别感谢，感谢给了我这个奖的评委。谢谢你们，真的很感谢。
南都：散文集《乡关何处》记录了许多和故乡有关的旧事。在人人向往生活在别处、远方的今天，你的写作一直没有离开南京这座你最熟悉的城市。
叶兆言：这本书是个集子，任何集子都难免一个“凑”字，也就是把差不多意思的文章，归一个类。
我的写作确实是很难离开南京这座城市，我想自己所以会这样，不是不想离开，只是因为没有离开。
很多人都会和我一样，他们生活在一个城市里，生活久了，不知不觉地也就老了、就习惯了、就认命了。他们不是没想过要离开，然而也就是想想而已。
如果有机会，如果有可能，我完全愿意离开自己的城市。不能离开，有时候是因为宿命，有时候也是因为个人的生活能力。我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有时候，只是想，只是想象自己能够远行，不可能真正地去做。
南都：多年前，你曾经著《南京人》一书对南京人的不同性别、阶层都有详细的描述。一方面是生机勃勃的现代都市，另一方面这里俯拾皆历史，被认为是适合写作的地方，你如何评价这座城市以及这里的人？
叶兆言：每座城市的人，当然会有些不一样。不过说穿了，差别也不会太大。天下乌鸦一般黑，我只是把南京人写得美好了一些。文学嘛，总是要有些理想，我写的是理想中的南京人，只要一有机会，我就会和大家说，我的南京的人优秀品质，有许多都是我所希望的，它们未必就全是真相。
南都：但是，从这些抒写乡愁的文字里，总能感受到你对旧时南京深深的眷念。或许中国绝大多数的城市都在面临相似的问题，即不可抗拒的城市扩张和同质化，你是不是也有感到一个慢慢老去或正在消失的老南京？
叶兆言：“不可抗拒的城市扩张和同质化”，本身就不可抗拒，它也未必就完全是坏事。一方面，我是个坚定不移的保守主义者，反对乱拆乱建，同时也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就和乡愁一样，弄不好它就是个伪文化。过去并没有那么美好，并没有那么漂亮。大家看看老照片就知道了，过去的城市破烂不堪，以南京为例，一到冬天，光秃秃的，树都被老百姓砍回家当柴禾了。破坏环境，没有公共意识，这几乎就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坏传统。现代化永远不应该轻易否定，应该越来越现代，应该越来越文明，这才是最重要的。我喜欢文明，我经常怀旧，我的怀旧只是在抗议今天的不够文明，并不是说过去有多好，中国的过去其实是很不好的，这才是最真实的一个现实。我们要做的是改变这些不好，而不是为了像过去一样不好，或者说更不好。
南都：乡愁是中国文学最古老的主题之一，但说起“乡愁”往往带有离散意味，是远离故土的人对自己过去的回溯，你又如何理解“乡愁”呢？
叶兆言：乡愁是一种文化病，有文化的人，才有所谓乡愁。走遍天下，过年回家，这是人生比较好的一种境界。走遍天下，本来就有一种人生的得意在里面，乡愁的愁，有时候就是过年回家时的一种谈资，乡愁弄不好就是文化人的装腔作势。不妨想象一下古人吧，在外面做了大官，混阔了，然后心里有了一点什么小小的不痛快，于是便有了“莼鲈之思”，《世说新语》上说张翰，说他因为看见刮秋风了，于是便想到了南方的莼菜和鲈鱼，便说：“人生贵在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
因此乡愁其实是那些在资格去乡愁。
当然不是说民工就没有乡愁，就不思念故乡，但是，但是怎么说呢，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狗窝。故乡真要是那么美好、真要那么纯朴，大家也就用不着背井离乡了。
算了，我也说不好这个话题，反正我们用不着因为现实太不好、周围环境有些恶劣，就把自己的故乡想得太美好。现实所以不好，与故乡本来就不好，或许就是因果关系。
南都：在结集散文的同时，你近年来在小说上也著述丰盛。继《一号命令》《驰向黑夜的女人》之后，又推出了长篇小说新作《刻骨铭心》，能谈谈这部作品的创作始末吗？最近几年，你是否选择了“重回起点”，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重写新历史小说上？
叶兆言：我几乎一直都在写作，一直都处在写作的状态中，老牛破车，坚持不懈而已。《刻骨铭心》只是计划中的一部分，是我一直想写的一本书。我的心目中，并没有历史小说这个概念，历史和现实，它们就像一对夫妻，就像鸟的两个翅膀。我没办法把它们分裂开来，对于我来说，《刻骨铭心》就是想说一堆让我觉得“刻骨铭心”的事，它可以是历史，当然也可以是现实，可以从历史开始，也可以从现实开始。
南都：《刻骨铭心》是一个大的历史全景式的小说，但写法上跟你以往那种娓娓道来的小说写作还略有不同，第一章出现一个闲笔，写了两个毫不相干的故事，一个写女郎游娜，一个写哈萨克斯坦，然后戛然而止，第二章开始则是这本小说本身文本全部的呈现，这样安排有什么用意？
叶兆言：契诃夫写完剧本《海鸥》，一直为这个剧本“冗长的开头，仓促的结尾”感到担心。他知道心急的观众总想尽快，尽可能轻松地知道究竟说了些什么。说老实话，对自己的新长篇《刻骨铭心》也有同样担心。有许多读者提问，问为什么要这样开头，问这样要想表达什么。首先我所思考的，是读者会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进入小说，从现实开始，还是从历史开始。介绍说这是一本历史小说，如果读者仅仅想看些历史，不妨从小说第二章开始，对于许多读者来说，第一章确实“冗长的”，完全可以不去阅读。问题在于，我为什么非要执着地保留着这个“冗长的开头”呢？
可能有一个信念支撑着我，那就是读者无论怎么喜欢历史，恐怕都会与现实有关。历史小说仅仅是历史，好像真没有什么意思，小说必须要像小说，小说不仅包含了历史，它更是一门艺术。也就是 说 ，阅 读 活动，就是在回味历史的同时，还要能够品尝到艺术。因此，我希望在一开始，以展示现实的方式，引起大家的注意力。换句说话，我更希望大家是从现实生活的角度，进入我的小说。
南都：“如果我有两颗钉子的话，第一颗钉子的故事写的是一个人没有性的那种痛；第二颗钉子就是强调人失去语言的痛。”从大的结构的角度来看，这部分跟后面的整个小说的主体是如何衔接起来的呢？
叶兆言：《刻骨铭心》的第一章看似冗长，其实很简单，它就是说了两件让当事者可以“刻骨铭心”的故事：一个美丽的女孩子，不仅失去了心爱男人的心爱，还失去了心爱男人的性爱，结果便在冲动之下，采取了一个最极端的处理方式，将那个男人的生殖器给剪了；一个喜欢写作的男人，突然失去了他的母语，也就是说失去了用文字表达的能力和机会，他于是有了一种前途渺茫的感觉。在我看来，这些都足以让人刻骨铭心。
第二个故事，我想谈一谈失去母语的可怕。一个靠写作为生的作家，有一天，他使用的语言文字，被完全废弃，这就好像一个人突然变成了哑巴。仿佛我们今天的汉字，全部因为行政命令，全部变成拼音符号。不管这种改变正确与否，是否符合世界发展潮流，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在上个世纪，很多仁人志士，曾为汉字的完全拼音化，做过很多努力和探索。事实上，我们的方块汉字确实差一点完全拼音化，因此，我虽然用一种看似平常的语调，在描述这样一个故事，内心其实非常恐惧，如果失去了母语，就像失去了“性”一样，注定是一场可怕的灾难。
我喜欢说自己在《刻骨铭心》中，写了一堆刻骨铭心的事。这句话本身就是小说，我们都是旁观者，都是在街头看热闹。毫无疑问，刻骨铭心的应该是当事者，痛在别人心里，我们能不能感觉这种痛苦，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心情，取决于阅读态度。我们都是局外人，都在欣赏别人的痛苦，我们可以报以同情，可以怜悯，可以置身事外，然而，这显然不是我要写小说的本义。我真心地希望能够既痛在别人身上，也痛在我们的心里。就好像我们看鲁迅的《阿Q正传》，不仅觉得阿Q可笑，而且会想到，我们自己也很可笑，我们自己常常就是阿Q。
南都：你是否有思考过自己的作品中外部环境的重要性？比如《没有玻璃的花房》《一号命令》的“文革”、《1937年的爱情》《刻骨铭心》里的民国，它们分别对小说有多大的重要性？
叶兆言：这个我说不好，写作就是尽可能地努力去写好，说句最基本的话，写什么总得像什么了，这其实是并不太高的要求，也是最基本的要求。如果不像，说明你这活没做好。
南都：但“过去”似乎是你作品中一个固有的主题？
叶兆言：可能是过去更容易把握，温故为了知新，写过去，当然还是为了现在，为了将来。
南都：1980年代末，你以《枣树的故事》和“夜泊秦淮”系列一鸣惊人，某种程度上它们算不算你的“代表作”？
叶兆言：我的作品都应该是我的代表作，一滴水也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芒，那么你留下的每一个故事，每一段文字，甚至那些错别字，都应该是你文学生命的一部分。一个真正的作家，其实毕其一生，都在完成一部大的作品，他的一生，他的全部作品，就是一部长篇。
南都：这些早期作品中往往有游戏的一面，这是你当时有意对传统历史叙事，或是经典小说语体的颠覆吗？
叶兆言：游戏只是一种比喻，写作者都应该有一种游戏精神，过去是这样，现在仍然是这样。
写作永远要有一种颠覆前人的精神，不仅年轻时应该这样，你只要还在写，就应该一直这样下去。所谓传统，就是一个不断被颠覆的历史，唐宋元明皆不问，入我眼里都好诗，写作者在文学上，应该永远是个革命者。
南都：长期以来，你一直被视为先锋写作的代表人物。今天来看，“先锋”似乎被固定在上世纪80年代，你认为在当下语境里，“先锋”话语和姿态在今天还有回响吗？
叶兆言：“先锋”如果被固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文学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先锋不是专利，不能够仅仅属于谁。先锋是一种精神，代表着一种不妥协，代表着与众不同，代表着孤独，代表着失败，这就是先锋的全部意义。先锋就是殉道者，先锋的成功之日，就是先锋的灭亡之时。“先锋”话语和姿态在今天当然还有回响，只要还有不妥协，有孤独，有失败，就一定有先锋。先锋的精神，永远都不会死，先锋注定了会前仆后继，只是大家没有注意到而已。
南都：就你个人而言，阅读和写作的关系是什么？
叶兆言：这两样都重要，但是对于一个优秀的作家来说，想象力可能更重要，没有想象力的人，当不了好作家。
南都：在外界看来，你是一位非常高产的作家，你的日常写作习惯是怎样的？如何保持对写作的热情与旺盛的精力？
叶兆言：也就是天天写，就是坚持，没什么别的可说，坚持坚持再坚持，习惯了就好。其实我写得很慢，老话说“不怕慢，就怕站”，我不过是没停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