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深处的冬天
文/红 雪
随着村子里此起彼伏的猪叫声，孩子们的心早已痒痒得不行，那躁动的馋虫，也开始越出嗓子眼，向仓房爬去……
我是多么期待打开那个小小的、黑黑的仓房的门呀。那里，有父亲拉着爬犁用猪鬃猪毛在两公里外的供销社换回的冻鸭梨、有妈妈用工分买回的五颜六色的糖球，还有一家人蒸了好几天才蒸出的粘豆包……这些好嚼喝，全装在仓房的一口大缸里。那甜甜的、酸酸的、粘粘的鸭梨呀、糖球呀、豆包呀，把我的童趣逗拾得心猿意马，只恨那把大铁锁，总是死死地守着大门，让我不知多少次眼巴巴往仓房里偷看。只有母亲掏出拴在裤腰上的钥匙，我们才知道好事来临……好像母亲随手向大缸里一掏，就掏出了一把一把的甜蜜、一捧一捧的幸福……
我家的年猪已经长到二百多斤了，好不容易熬到腊月，该杀了。家里实在没有喂猪的粮食了，清汤寡水，不杀不仅不会再长膘了，还会渐渐瘦下来，掉秤。妈妈心疼，父亲着急，就把村里杀猪匠请来，大清早就结束了那口猪的命，临近傍晚，我家就飘出了肉香，弥漫了半个村子。父亲请来村中所有亲戚，还有队长会计猪倌，坐满了三桌，大伙甩开腮帮子，大快朵颐。
第二天，剩下的猪肉、猪头、猪蹄和下水，被父亲用冰块浇水冻在园子一角，等待着春节临近，再刨出来食用。那隆起的小冰包，也就成了我们的念想和诱惑。杀猪前，妈妈为了我们能吃的荤腥多几天，就起早贪黑多切了一两盆酸菜，然后一股脑倒到煮肉的大锅里，油脂和碎肉，就渗进酸菜里，成了一道百吃不厌的主菜，在腊月到除夕这段时间，每天的饭桌上，都能有一盘子荤菜，来慰藉我们缺少油水的肚子。看到荤菜逐渐减少，母亲还会再切一些酸菜，掺进去，以延续这种美味时间。
还有，就是焅油梭子了。夜里，母亲在油灯的暗影里忙碌，她把杀猪匠剃下的板油，和猪肚子的肥肉，一刀刀切成小块，放到铁锅里熬。熬一阵，就掀开锅盖，用一把铁勺子，撇锅里的油，一勺一勺地倒进那只口小肚大酱紫色的坛子里。坛子里的荤油，有年会满，有年会不满。而遇到杀不起猪的年头，坛子就干脆空置着。坛子里的猪油，一般是要吃一年的。母亲熟稔地控制着每天该消化掉多少猪油。这只荤油坛子，只有到了每年杀猪的时候，才会被母亲从角落捧出来，舀尽底部的陈油，再一点一点装上新油，回到那个角落。
几个小时过去了，我们本来是等着吃油梭子，可困意袭来，都坚持不住了，就趴在炕上睡着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母亲突然把我们扒拉醒，睁眼一看，是一碗泛着油光、飘着香气的油梭子。
我们不顾一切地开始享受着……碗，很快空了，一抬头，母亲正坐在炕沿上，一口一口地抽着叶子烟，慈祥地看着我们，她的脸颊挂着黑黑的灰，头发好像白了一绺……过年是不能少了鞭炮的。父亲会给我们几角钱，让我们到供销社或镇上买小鞭了；姐姐、妹妹和村里的女孩子，都要买头绫子。头绫子五颜六色，戴在她们的头上就有了生气和芬芳。
忙着忙着，就到了腊月三十。一早，父亲紧锁的眉头舒展，母亲为他放好八仙桌，他盘腿坐在炕上，一管毛笔开始在红纸上龙飞凤舞，“金鸡满架”、“肥猪满圈”顷刻之间在整个屯子房前屋后发表出来；我和大哥也不闲着，用土方土法刻起挂钱，和父亲的对联搭配着，粘满门楣和土墙……过年，灯笼是不能少的。除了冻冰灯，还做玻璃灯。简单的，就用麻皮蘸上煤油，拴在罐头瓶靠近底部位置，然后点燃，罐头瓶底就会齐刷刷炸掉，配个木头做的灯座就成了灯笼;为了得到罐头瓶，我就装病，躺在床上不起来，不吃饭。妈摸了摸我的头，就邪乎大涨地说：“有些低烧，快给他买瓶罐头吧……”要知道，那时能吃上罐头的都是老人，是亲戚间走动串门的“四合礼”中一礼儿。而买这瓶罐头，就要少买父亲喝的烧酒。吃罐头时，妈妈分给了围上来的弟弟妹妹一些，剩下几块留给我，还有罐头汤……一小口一小口慢慢品、一小勺一小勺慢慢喝，再倒进热水，把罐头瓶里的甜味一点不剩地涮下来，喝了，病好了……我乐颠颠地拿着罐头跑了，找要好的小伙伴去做灯笼。
灯笼还有用五彩纸糊的，虽透亮度不好，可也十分招摇;最高级的当属隔壁住的表哥做的玻璃灯笼了。当民办教师的表哥用玻璃刀割出一条一条的玻璃，再用黑胶布往一起沾……我是相当羡慕表哥做的灯笼的，只可惜我拿不出玻璃和黑胶布，玻璃灯笼也就成了梦……年三十晚上，小伙伴们冒着严寒，仨一群俩一伙拎着各式各样的灯笼，出没在村东村西的夜色中，老远一瞅，仿佛地上的星群。小伙伴们比试着、疯闹着，成为除夕之夜高潮的前奏！
（原载于《黑龙江日报》2018年2月2日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