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昆仑
——专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徐剑
八月中旬，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国家一级作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徐剑，从北京一路辗转来到青海，探可可西里，觅江源、访昆仑……足迹遍布青海的高山巨川、草甸河源。此行，他为青海人民出版社策划的“新山海经丛书”之《昆仑山传》的前期创作，来江河之源、昆仑之巅考察采风。在西宁休整之际，徐剑畅谈了他的高原情结。
徐剑的青藏情结
有两个故乡，一个是他出生的云贵高原，一个是他精神成长的青藏高原——他是高原的子民。正因如此，徐剑总是不自然地将自己的文学目光聚焦到高原。从《东方哈达》到《雪域飞虹》，从《坛城》到《玛吉阿米》，从《经幡》到《金青稞》，还有刚刚杀青的《西藏妈妈》，他的多部作品里都有着雪域高原的身影，以及生活和奋斗在高原上的人们。
此行，是徐剑第22次上高原，只为走进他心中的昆仑。徐剑犹记得他第一次上高原时的情形：“1990年，我随老首长阴法唐第一次前往西藏，走的路线是从敦煌穿当金山口到格尔木，跨昆仑山，过可可西里，最后进入西藏，这条路也是如今青藏铁路的主线路。在格尔木暂歇的那晚，我一夜未眠，心里充满着恐惧，真有一点‘风萧萧兮昆仑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忧虑，我特别担心自己会把命留在青藏高原上，可是一踏上昆仑，走进空阔无边的可可西里，蓦然觉得自己走进了一片如意的高原，走进了命运的福地。”
那也是徐剑第一次近距离登上昆仑山，他在《心中的昆仑》一文中写到：“黎明出发，车队朝着昆仑山驶去，一路向上，高车走过，风掠昆仑，可可西里一望无际，藏羚羊云一般落在大荒原上，风火山，刚到沱沱河，我头痛欲裂，老首长不时停车，看望道班人员，下午时分抵达唐古拉时，海拔骤升至5321米，垭口很平，摄影家老张和随行的另外一位工作人员，不知一场平地暗藏‘杀机’，给首长拍照时，跑了十几米，上车便开始高反，上吐下泻，有生不如死之感。可是阴法唐中将却一路笑傲昆仑，脚踏唐古拉……”自那以后，昆仑山便在徐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是被它的雄浑高大、苍茫旷远所震撼，二是在昆仑山巅大家的狼狈。
这次不同寻常的经历，开启了徐剑的青藏情结。此后多年，徐剑多次来往于北京和西藏，很多时候都是从格尔木进入西藏。也许是因为第一次进藏时严重高反的经历太痛苦，此后徐剑有了一个似乎是悖论的“后遗症”，那就是越到海拔高的地方，睡眠越好。到了低海拔地区，反而常常夜不能寐。此次考察，徐剑睡得最好的地方是玛多县，而玛多县是很多人都觉得最难住的地方。
昆仑山余脉年保玉则 徐剑 摄
在徐剑的生命中，有两个特别难以逾越的地理和生理坐标。其中一个就是海拔区区2900米的格尔木，每次去格尔木，徐剑常常因为异常的兴奋而睡不着觉。格尔木对徐剑来说就是一个恐惧点、情感点，是他生命之路涅槃的一个时间点。“我对它有一种昆仑般的敬畏感，深入生理和心理。”徐剑说。
从1990年至今，第一次青藏之行的经历和传奇深深地影响了徐剑，并影响了徐剑之后的写作，此后经年他为青藏高原写下了九部书。之后的《昆仑山传》很可能会是他为青藏高原写下的第十本书。
徐剑曾为自己定下“三不写”的规矩：没有用脚走到的地方不写，没有亲耳听过的故事不写，没有亲自看到的地方不写。此次考察，徐剑便是来丈量青海的山山水水，以期用文学的样式重构青藏高原上的自然、环境、生态与人类心灵互依互存、亘古演化的天地密码。
在徐剑看来，每一次采访，都像是在做一场学问，是一次对生命和情感的挑战。他说，青藏高原上遍地都是传奇，遍地都是神话，遍地都是文学，就看一个书写者能否看到、能否找到深藏在这里的、属于生活和生命的富矿，能否让当地百姓讲出他们的故事来。“我觉得每一次到青藏高原采访，都像是一场奇遇，你可能会遇到一个传奇，一个神话，或者一个陌生的文学故事。你要写好这些内容，不能只是一位行者或游者，更应该是一位发现者、观察者、记录者和融入者。每一个进入青藏高原的人，都会被高原的纯净所洗礼。”徐剑说。
作家要做高原上的“考古者”
溯一条时光隧道。徐剑从16岁参军入伍到如今64岁再上高原，在他三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从创作题材上，多为军队或国家重大宏观叙事。这些作品中，描写青海最多的是《东方哈达》，这部作品是徐剑的涅槃之作，奠定了他在中国报告文学界的地位。
“我进入专业作家方阵前，先后邂逅两位导师，一位是二炮老司令李旭阁中将，一位是阴法唐中将。前者引我进入导弹系列的文学写作，后者将我带入了空阔无边的大荒原。”徐剑说。
《东方哈达》是一部热血激荡的书，书写了青藏铁路的修建过程，也展现了青藏铁路沿线特殊的历史、文化和民俗。“从2002年到2006年间，我频繁往来于青藏线上，挖掘属于青藏铁路的故事。”徐剑说。
刚接到书写青藏铁路的任务时，徐剑对如何书写这一重点工程也是茫然，不知应该如何架构文本。2004年，徐剑又一次到青藏线采访。从西宁乘火车进入柴达木盆地，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徐剑看到两列疾驰的火车在盐湖交错驶过，仿佛醍醐灌顶般地，《东方哈达》的结构在他心中瞬间成形。在《东方哈达》中，徐剑采取“上行列车”与“下行列车”交错并行的叙述结构，把历史和现实贯穿在了一起。“上行列车”从徐剑手执一张站台票走进西藏开始，经历十一站，讲述了在修建青藏铁路上的决策细节、青藏铁路修筑中的难题以及筑路人鲜为人知的故事；“下行列车”则用铁路道岔来结构，一个道岔讲述一段跟青藏铁路有关的历史。
徐剑说，他特别感谢青藏高原，青藏高原三十多年的行走，改变和充盈了他的文学之路。于徐剑而言，阴法唐老首长和青藏高原是他的救赎，影响和助推他完成了一位军旅作家的壮年涅槃。青藏高原给予了他博大的胸怀、广阔的视野与视界。此后，他的作品里多了长江黄河般的激情澎湃，也多了草原上炊烟般的烟火味……
怎样才能写好高原的故事呢？徐剑用三十多年的行走与书写，给出了一个答案。作为一个书写者，我们不能只是观察者、行者或是游者，更应该成为一名专家，让自己深扎下来，沉到底，和高原和高原上的人们融为一体。要像一名考古者一样，在高原生活和生命的夯土层中挖到人类宝藏中的古董级的精神品质和情感品质，继而才能挖到文学的宝藏。
书写昆仑是一次挑战
徐剑答应担任“新山海经丛书”的组稿人并书写《昆仑山传》，一是因为他多年的青藏高原情结，二是因为青海人民出版社领导和编辑的真诚与热情。
“此次‘新山海经丛书’的撰写，邀请了我国著名作家邱华栋、阿来、徐则臣、赵瑜、刘大先、石一枫，他们可谓是中国作家中的‘梦之队’，这是我们一次向着青藏高原的文学高峰攀登和远征。”徐剑说。
昆仑山，对中国人来说有着非同凡响的特殊意义。昆仑山，古人称之为中华“龙脉之祖”，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具有“万山之祖”的显赫地位。对如何书写《昆仑山传》，徐剑成竹在胸。
很多人说起昆仑山时，或感叹于它的摩天凌云、绵延千里，亦或沉迷于昆仑神话的神奇。“得益于多年在青藏高原的行走，我对青藏高原的历史非常熟悉，对昆仑山的历史也非常了解。昆仑，不仅有风光与神话，它还有很多很多东西可以书写。”徐剑说。在昆仑背后，隐藏着许多历史。徐剑说，唐以后的很多历史与昆仑有关，《新唐书》与《旧唐书》中都有记载，如唐蕃古道、唐蕃之间的战与和，使臣往来，文成公主进藏等等。元以后更是不少，特别是固始汗经略青藏的历史等等，还有民国时，清军最后一名管带陈渠珍带领官兵穿越可可西里的生死往事。这些历史都是与昆仑相关的、值得书写的素材。
昆仑山是昆仑神话的诞生地，神话与纪实文学之间如何才能达到一种平衡呢？徐剑说，过去很多人都认为神话是虚构的、是原始思绪的结果，但是神话考古研究证明，很多神话都有真实的依据。比如，传说中的西王母其实是母系社会部落的一位女首领。所以，神话与纪实之间并不矛盾，其实是相通的。“随着此次考察采风，随着我和赵宗福先生等人的交流，随着我研究的深入，我对写好《昆仑山传》有着极大的信心，我感觉《昆仑山传》可能会成为我一生写作的壮年变法的涅槃之作。”徐剑说。
徐剑认为，成书后的《昆仑山传》会是一本跨文体的作品，它既是写实的又不完全写实，既是小说又不完全是小说，既是散文又不完全是散文……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真实，如果没有真实，没有对青海大地的壮游，没有那种深入下去沉到底的精神内核的挖掘、追踪和溯源，就不可能有对“中华龙脉”大的把握。“我觉得这本书可能是生态的，可能是文化的，它又是历史的，也有可能是民俗的。它还有可能是地理的，但最终又是文学的。它会成为一本探究昆仑文化的重要的书。”徐剑说。
对徐剑而言，书写《昆仑山传》也是一次巨大的挑战。他希望最后呈现给大家的是一个地理的、神话的、历史的、文化的、民俗的昆仑，呈现的是在昆仑这个文化符号下，中华民族的精神史、心灵史、文化史和远古史，或者说是中华民族对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中国梦的回溯史。
青海作家：“只缘身在此山中”
前不久，徐剑在云南举办的一个文学笔会上说，云南的作家是幸福的，他们生活在一个文化、文学，或者说民俗学、人类学非常多样性的文学厚土上。徐剑同样想把这句话赠予青海的作家。
在徐剑看来，青海这片土地可不是一块文学的贫瘠之地、文化的沙漠戈壁，青海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宝藏之地、文学宝藏之地。“为什么青海会有昌耀这样能被历史记住的大诗人，这与他生活在青海大地有关，他把自己的精神与这片大地融在了一起，用自己的苦难与灵魂的涅槃来爱这片土地，书写这片莽原。”徐剑说。所以，徐剑认为，生活在青海这片土地上的作家是幸福的，他们身边有着许多得天独厚的素材，如青海的山川、河流、民族、民俗等等。生活在青海，站在世界屋脊上，就是伫立在中国山坳上，会让人产生一种博大的胸怀，而这种胸怀会融化很多作家的小城格局、边缘格局或山野格局。可能很多青海的作家还没有意识到，将这种山水给予的元气和江河给予的浩气沉淀下来，便会触动文人的感应，创作出优秀的作品。
“在我国，有不少作家安居于一个小城，这样的蛰伏很大程度上会限制作家的眼界。青海，我也有作家朋友，很遗憾，他们或蛰伏于西宁，或安居在湟水岸边，他们缺少远游，甚至连玉树、果洛都没有远足，更遑论可可西里、三江源头、昆仑山。因为只有去过的人才知道，那里是多么的壮美、多么的震撼人心。这也是为什么每年会有那么多的‘驴友’，前赴后继地前往三江源，他们其实是在寻找一种精神的高度。”徐剑说。
在徐剑书写高原的文字中，人们能读到他对青藏高原的敬畏之情。“书写好高原，需要一个过程，从融入了解到膜拜和敬畏，从膜拜和敬畏再拉开距离，思考如何书写。这个过程有时候宛如炼狱，昌耀便是如此。青海作家或诗人如果要分析青海现象或青海作家的成长轨迹，昌耀是无法避让的一个完整的解剖文本。以昌耀为例，以昌耀的书写为证，可以洞察出我们中国作家的高大与渺小、博大与狭隘、坚硬与柔软。”徐剑说。
青海是一处文学创作的高地、精神的宝藏之地，这是徐剑一直秉持的看法。他说，可能青海的不少作家存在一种“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迷茫，这是一种极大的遗憾。生于宝山而不知宝，生于富矿区却不知道身下有宝藏，生活在这片高地上，却孜孜以求地仰望北京、仰望上海，仰望江南。“我觉得，身在青海的作家，目前最重要的是把生活的这片土地了解透，就像青海作家古岳，他也是继昌耀之外的另外一个范本，他也是走遍了青海山山水水，创作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所以我建议很多青海的作家，应该实实在在地来一次果洛行、玉树行、可可西里行、昆仑行、唐古拉行。每次出发前，我相信很多人便会像我一样激情澎湃，热血激荡，会充满无限的期望——前面又是一片新的景观，前方又有昌耀所说的‘黄铜茶饮’‘青海高车’。”徐剑说。
青藏高原不仅是徐剑心中的文学高地，也是他精神的、生命的疗养地。“每一次离开青藏高原，到了北京的万家灯火处，我总感觉将自己的魂丢在了青藏高原。我觉得，青海作家最重要的，是要热爱脚下这片土地，了解脚下这片土地，发现脚下这片土地，然后再书写脚下这片土地，这样肯定能出大作。当然，青海作家一定要有一个世界眼光，你要知道，在人类文学、东方文学或中国文学的坐标谱系中，别人写到了什么位置，你要写到什么位置。任何一个作家的书写，都要走出地域格局、小城格局、村庄格局，不要以为我站在这座小城上、这片城市上、这片土地上，我站在了青藏高原上，我就站在了世界文学的高地上。不是的。而是要看作家是否发现了一些新的东西、新的书写，是否发现了新的文学的感觉和新的陌生感，是不是挖掘到了新的文学的神话和史诗。可能这些都是一个作家必须具备的文学眼光。”徐剑说。
因为疫情缘故，八月下旬徐剑离开了青海。这次十几天的考察对徐剑而言是远远不够的。“我特别不能理解有些作家匆匆的、宛如游客般的一次考察后便写出一本书。对于我来说，那是远远不够的，对读不透、想不透、了解不透的内容我往往是不敢下笔的。《东方哈达》我用了四年的时间完成采访，《麦克马洪线》用了八年的时间采访。《昆仑山传》可能不允许我用这么久的时间来采访，但好在我有近四十年高原行走的经历。”徐剑说。
离开青海时，徐剑既是惆怅的，又是留恋的；既是难舍的，也是期待的。今年冬天，他希望再来青海，去一趟他向往已久的囊谦、曲麻莱，以及卓乃湖、太阳湖，还有格拉丹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