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记者：金力维
对谈嘉宾：阿来（作家）
“有很多人说它是中国版的‘权力的游戏’，在环环相扣、惊心动魄的氛围中，通过一个家族的更替，反映‘战争与和平’‘聪明与愚蠢’等议题，展开一部史诗。”
这是文化综艺节目《一本好书》给作家阿来代表作《尘埃落定》写下的推荐词。在影视化的舞台上，“吕秀才”喻恩泰演绎既愚钝又聪明的土司家二少爷，而舞台经验丰富的徐帆变身“傻儿子”的母亲，两人的对戏颇为精彩。
舞台下，阿来在现场全程观看录制，思绪回到20多年前，《一本好书》的总导演关正文曾对他有知遇之恩。1997年，他们一个是《科幻杂志》的编辑，一个是《小说选刊》的编辑，两人相识于湖南张家界的某个文学杂志活动，相谈甚欢，于文学，于小说，两人观念相近。阿来说起自己有一个大家都不看好的小说叫《尘埃落定》，已经完成三年，还没有人愿意出版，关正文就要拿去看看。次年，《尘埃落定》在关正文主持的《小说选刊》上第一次发表，他也为小说的出版和推广助力。此后二十年，这本小说影响力非凡，在50多个国家出版了20多个语种的译本。
接受采访时，阿来说：“有人说，《尘埃落定》更重要的是一个关于权力的预言，（节目组）把这条最重要的线索拎出来呈现，我觉得是很恰当的。”《尘埃落定》曾被改编成电视剧、川剧、歌剧等不同版本，阿来对改编一贯报以轻松的态度，都很欣赏，他说：“我不会对二度创作表示什么意见，正是不一样才产生了新的意思。每一个改编都有自己的发现和创造，这是最好的价值。”
还原对人的理解，可以跨越差异
记者：《一本好书》是一个引子，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将一本有价值的书推广到更广大的人群中去，希望人们翻开原作。那么身为作者，您希望大众从阅读《尘埃落定》这本书中获得什么呢？或者说您觉得《尘埃落定》的阅读价值是什么？
阿来：我想不光是《尘埃落定》，每本书，其实都有非常丰富的含义，都有很多不同的意义指向。因为在我的心目当中，只有这样丰富的书，才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书吧。所以读者从中会得到什么，我并不知道。我相信他们自己各有喜欢一本书的不同理由。
记者：现在市场上出一本爆火的畅销书很容易，但常销书不容易。
阿来：很多做书的人都在想要做一本畅销书，写书的人也一样。但是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一个作家的目标，就是写一本好书。至于说畅不畅销，我没有仔细分析过。但是很显然有更多很复杂的原因，因为我们会看到，有些畅销书未必是好书，有些好书也未必就畅销。所以，畅销，不是我们判断一本书好不好的最终的标准，对我来讲，还是力争写好书。
记者：二十年后再看《尘埃落定》，您自己的感受会有什么变化呢？
阿来：二十年前《尘埃落定》刚出来的时候，在畅销书的排行榜上跟另外的两三本书一起相继领跑。当时就有媒体问过，说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说我对这件事情其实并不关心。好书有它的持久力，不相信明年看。当时跟《尘埃落定》在一起领跑的书，多后年甚至一年后，它们就不在了。但我相信我的书十年以后还能在比较重要的位置。
十几天前，《尘埃落定》的8位外国译者提出要求说想去《尘埃落定》《格萨尔王》《空山》我这几部作品的故事发生地去看一看。然后我们从成都开了几个小时车过去，路上他们就看到那些山水，那些建筑，一下车有两个翻译就流泪了，说：“哦，原来一个虚构的小说写这些地域、写这些山川、写这些人，写得如此真实。”
记者：我们对于藏族文学的了解其实是比较有限的，尤其是年轻一代，如何能更好地去了解藏族或者其他民族的文学？
阿来：怎么理解别的民族、别的文化，别的国家的文学其实很简单，文学是写人的。人同此心，人同此理，人同此情，只要是还原到我们对人的理解，那么，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从大的方面讲，都是一样的，比如说生老病死。当然，也有一些差异，生活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饮食、不同的宗教、不同的习惯，这也就是文化差异。所以有了那个共同点，我们回头再来跨越这些文化差异，其实是非常容易的。
不喜欢去推荐书单
记者：您最近在看什么书？
阿来：我看书分两类，一类是我几十年来自己一直有一个长期的读书规划，我会沿着这种规划读。当然可能集中读的书，还是传统的文史哲方面的经典要多一些，这是一种系统。第二类就是，跟正在写作的题材有关的，需要读各种各样的材料。
记者：那么您心中的好书有什么标准呢？
阿来：至于说好书的标准，我想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吧。我自己关于好书的标准，既有一个共同的标准，就是被文学史、思想史确定为经典的那些书。这些大部分应该都是经过时间淘洗，显示出它的精神、审美、思想价值的东西。但是每个人都会面临一些独特的问题，比如说我在写作当中，从年轻时代开始，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尤其是技巧性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总是有一些作家比我们解决得更好，古往今来的这些著名作家都值得我们学习。
记者：您提倡的其实是经典阅读，但是现在流行的更多是鸡汤，实用，消遣类图书，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阿来：人生苦短，我们就只活这几十年时间，还得掐头去尾，前面读不懂，老了读不动。读得动的时候，这个时间这么宝贵，还是读一点更经典的东西。
记者：如果让您做总导演，会推荐哪些“好书”？
阿来：其实，我不愿意推荐书。第一个是真正的推荐已经完成了，比如说文学来讲，文学史就是一个最好的书单。第二呢，我们人生阶段会面临不同的问题，那么哪些书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肯定因人而异。我注意到过去鲁迅先生也不愿意给人推荐书，我觉得我也不愿意。其实读书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读，第二个寻找书也是一个寻找解决方案的过程。如果一经推荐，寻找书的过程也就消失了，而这其实是与阅读乐趣相似的一个方面吧。
写作是值得做一辈子的事
记者：对您影响最大的作家和作品是什么？
阿来：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到今天为止都是两个诗人，是我年轻时代就受他们影响的诗人。一位是美国的惠特曼，还有一位是智利的聂鲁达。我现在还是会经常拿出他们的作品来读一读。而且为此去年我专门去了一趟智利，聂鲁达写过最多的两个国家就是智利和秘鲁。
记者：为什么是两位诗人？
阿来：首先我是从诗歌开始写作的，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文学创作不论诗歌、小说还是戏剧，更取决于写作者的一种立场，一种方式，一种态度。他们两位作家的这种立场、方式、态度，是我自己非常赞成的。
记者：有人说您的写作有三种姿态：一是扎进历史的深处，寻矿脉的写作；二是痴迷神话的力量，飞上天的写作；三是回归地表，悲悯众生的写作。您认可这样的说法吗？您觉得哪种写作姿态更能体现文学的价值？
阿来：我的写作姿态，我更愿意说是态度吧。这三个方面说得很好，一是扎进历史深处，因为我们的文化形成，我们民族的文化品格的形成，都跟历史有很深的关系。所以我即便写一个非常现实的题材，也会找一找它的前世。第二个也是，但不是痴迷神话的力量，应该是痴迷美的力量。因为现在我们写作品，中国的作品和外国作品相比，我们就缺乏一点审美的意识。而只有审美意识才能把我们的作品提升得更高一些。第三就是回归地表，要回到现实，因为我们写的毕竟是当下，现实当中的人。所以写现实当中的人，我觉得我们会抱着一种同情的、怜悯的姿态，这个不是居高临下的，有时候我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我自己，也是抱着一种同情、怜悯的姿态。至于说哪个更好，我觉得还是把三者联系在一起更好，融通在一起，而不是把他们解散分成三种不同的姿态。我正确的姿态应该是这几种姿态混用在一起的。
记者：您是怎么保持创作激情的？写了几十年有厌倦的时候吗？
阿来：写作会不会厌倦？不会！因为从写作两三年以后，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值得一辈子都做，保持充分热情去做的一件事。我到现在为止，除了写作以外，干过至少六七种不同的工作。确实做到一段时间以后，尤其是相当熟悉以后，就会产生一种倦怠，慢慢它就提供不了我所需要的那种新意。但是写作不会，每写一本新书，它都打开一个新的领域，新的世界。在这个领域中需要新的想象，新的感受，更重要的是，在准备写作之前，需要一段漫长的准备。
记者：您觉得，写作这事更依赖天分，还是后天的勤奋坚持？
阿来：天分多少都需要一些吧。但是，至少刚开始的时候，不能太相信天分这个东西，而应该更相信勤奋。因为天分也是在这种写作过程当中逐渐显现出来的，而不是从一开始，就进入了一个脱离了勤奋，脱离了具体劳动的那个单独的天分，他能够凭空就给你什么。所以还是相信勤劳，更可靠，更稳妥一些。
记者：您现在创作的重心是什么？目前有正在创作的作品或者计划吗？
阿来：今年是我最累的一年。因为，我在写一个长篇小说，是跟一个西方探险家的经历有关的一个长篇小说。但写到一半的时候，我突然又想写另外一个长篇，然后就停下来，从5·12纪念地震十周年那天开始写，一个以十年前的5·12地震为背景的新的长篇小说。目前刚写完。等于今年花了一年的时间写了一部半小说，这在我的创作当中，是空前的，所以人也很疲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