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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鲁迅，学习鲁迅，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向鲁迅学习真正切实的自信。如果每个人都有这一份自信，汇聚起来，就将是民族复兴的磅礴之力。
上世纪30年代中期流行一句话，“人谁不爱先生？”鲁迅的学生、朋友和读者，整个进步文化界都崇敬爱戴鲁迅，这很好理解。有趣的是，鲁迅的对手和敌人，也往往转变了态度。大量纪念鲁迅的文章，有许多就是被鲁迅骂过的人写的。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当有人对鲁迅小说《明天》进行不甚妥当的分析时，站出来为鲁迅说话的，居然就有陈西滢。
当然不排除投机者，迫于鲁迅的盛名，违心地恭维鲁迅。但更多的无疑是真心折服于鲁迅的道德文章。日本鲁迅研究者竹内好说，1936年因鲁迅逝世，基本消弭了文坛的分裂；越来越多的人团结在鲁迅的旗帜下。
鲁迅能赢得整个文化界长久而一致的崇敬，真是现代的圣人。毛泽东主席给予鲁迅的评价至今仍然悬诸日月而不刊，是经典之论，权威之论。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为有鲁迅这样优秀的儿子而自豪，世界各国文化界也因为鲁迅而向中国投来赞许钦佩的目光。
疫情以前，“国际鲁迅研究会”每年都在世界某个文化地标性城市开会，纪念和研究鲁迅。疫情以后，我在线上也参加了好几场以鲁迅为主题的国际会议。许多国际友人在具体学术观点上可能要我们商榷，但他们崇敬爱戴鲁迅的心与我们并无不同。他们谈起鲁迅，目光中的兴奋和喜悦，常令我有一种莫名的感动。“五四”以来，真正用文学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赢得国内外、海内外一致认可的，鲁迅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现代中国人拥有文化自信，不仅因为我们在历史上有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曹雪芹，也因为“五四”以后我们有鲁迅。鲁迅既是传统文化最杰出的继承者与整理者，更是新文化最伟大的开创者和建设者。今天讲文化自信，不仅要讲伟大的古典文化，也要（或更要）讲鲁迅所代表的这一百年来中国的新文化。
众所周知，鲁迅的谦虚低调是出了名的。他不喜欢“故作豪语的脾气”也是出了名的。鲁迅主张对许多“豪语”要预先打折扣，才不会上当。翻开《鲁迅全集》，确实找不到有什么自吹自擂“故作豪语”的地方，不得不说到自己，更多倒是自我解剖和自我批判。实在必须从正面肯定自己的工作，他宁可使用虚拟语态。比如说“要让中国好起来”，我们应该如何如何。这种虚拟语态在《全集》中只出现过两次。只有内心足够强大、足够充实的人，才会表现出如此彻底的谦虚。谦虚，其实就是文化上的自信。
但也有两次破例。一次是1935年3月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鲁迅说“五四”前后“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就是他本人。另一次是1936年7月，鲁迅的学生冯雪峰在给捷克友人撰写的文章中，把鲁迅和屈原、陶渊明、杜甫排在一起，认为鲁迅跟这些作家一样，都“显示了中国民族与文化的可尊敬的一方面”。鲁迅担心捷克人可能不知道屈原杜甫，也担心自己因此会被某些敌人所嘲笑，但他并没有把冯雪峰这句话给删掉。
第一次破例，是因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乃文学史叙述，必须实事求是。“五四”前后显示“文学革命”实绩的确实是鲁迅。鲁迅不可能虚构一个谁来代替自己，他只能秉笔直书。第二次破例，是面对国际友人，鲁迅代表着整个中国新文化，他不可能对国际友人说，中国新文学断送了古典文学的伟大传统。这不是事实。事实是中国新文学在许多积极方面都跟古典文学一脉相承。鲁迅本人就是最好的证明。
上述两个场合，都是客观情势让鲁迅不得不如实道来。这就叫该出手时便出手。自信满满，当仁不让。谦逊是自信，如实道来也是自信。这是显示自信的两种形态。但毫无疑问，鲁迅更多还是采取第一种形态，也就是以足够的谦逊显示足够的自信。
鲁迅晚年有一篇著名文章《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他认为中国人有充分的理由自信，但这绝不是躺在土谷寺里浮想联翩的阿Q式的盲目而可笑的自信，乃是“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由此培养起来的切实的自信。
鲁迅晚年还有一篇文章《立此存照（三）》，讲中国人应该怎样对待外国人的评价。他认为如果外国人说对了，那就引以为戒；如果外国人说错了，那么一笑了之足矣。他最后说，“看了这些（指外国人怎样说我们），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这意思很清楚：第一要“自做工夫”，把自己的事做好；第二自己心里要明白，“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这里说的还是自信，即什么是真正切实的自信，如何才能做到真正切实的自信。从这个角度看，鲁迅一生在文学上的奋斗，就是从批判阿Q式的没有脊梁的盲目狂妄的自信开始，最终过渡到“中国的脊梁”的真正切实的自信。
纪念鲁迅，学习鲁迅，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向鲁迅学习真正切实的自信。
我们不是鲁迅，不必强求像鲁迅那样自信。但任何一个普通中国人都应该、也可以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努力培养符合自己实际情况的自信。如果每个人都有这一份自信，汇聚起来，就将是民族复兴的磅礴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