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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复兴:什么诗能在我们心底回响

发表时间:2021-01-13  热度:

 

阿赫玛托娃一生经历的苦难,比一般诗人多,但是,她却将那些我们无法想象的苦难化为了深沉而明亮的诗。读新近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阿赫玛托娃诗集《我们不会告别》,再一次印证了我的这个看法。诗本来难写,译诗更难。不同语言系统的转换中,如花的芬芳很容易在风的传递中稀释,甚至流失殆尽。阿赫玛托娃的诗译本很多,这本新译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是我很好奇的。

这种好奇由来已久。不仅是对阿赫玛托娃诗的好奇,也是对所有现代诗的好奇。好诗是可以吟唱的,这是我国也是世界所有国家诗歌的传统,我国的《诗经》和外国的《荷马史诗》,都是吟唱的结晶。那么,什么样的现代诗,才能够在我们的心底回响?

在我有限的读诗经历和对诗浅薄的认知中,我觉得起码应该具备这样两点,一是要有诗意,二是要有音乐性。如今诗的门槛很低,早没有布罗茨基所说的“艺术就其天性,就其本质而言,是有等级划分的……在这个等级之中,诗歌是高于散文的”。如今的诗,恰恰散文化甚至口水化严重,译诗受其影响,这样的现象更为明显。也就是说,不错的诗中,能看到诗意的闪烁,但是,音乐性能感受得到就比较难了,这不能不说是现代诗的一种遗憾。作家沃尔科夫在和布罗茨基谈及阿赫玛托娃诗的时候说:“《安魂曲》是一个出色的文本,但只有一种含义。音乐能够加深这种含义,能够骤然照亮诗中的一种新的层次。”

读这本《我们不会告别》,难得让我感受到对阿赫玛托娃诗中的诗意和音乐性双重重视的层次。对于阿赫玛托娃诗作在艰难兼混乱时世中的深刻意义,一般人都很重视,愿意从诗句中感受、捕捉和开掘。但是,如果只有意义而失去诗意和音乐性,我想很难成就一个完整的阿赫玛托娃。在诗意和音乐性这两点中,诗意是人们普遍重视的。不过,如果缺少了音乐性的介入,这种诗意的表达会打折扣。这就像歌词不错,没有好的旋律相佐,也难以剑鞘相合,葡萄美酒夜光杯那样让人美不胜收。

“我再不需要我的双足,

就让它们变成一条鱼尾!

我在清凉怡人的水中游荡,

远方的栈桥泛着微茫的白光。

我再不需要驯服的灵魂,

就让它化作一缕烟,轻烟,

缭绕在黑色的堤岸上,

升腾起淡蓝色的雾岚。”

──《我再不需要我的双足》

双足/鱼尾,灵魂/轻烟,栈桥/堤岸,这样诗意的句子,相信都是原诗有的元素,关键是翻译成中文,让我能够感受到可以吟唱的韵律。那些比兴、想象和衬托,便不再单摆浮搁,而更有了诗的韵味。

在《今天没有我的信》中,用的也是这样一唱三叹的手法:

“今天没有我的信,

许是他忘写了,或是走了;

春天银铃般的笑声在啼啭,

船只在港湾里飘荡,摇晃,

今天没有我的信……

不久前他还和我在一起,

如此多情的,温柔的我的他,

可那是白色的冬季,

如今已是春,春天的忧伤有毒,

不久前他还和我在一起……”

诗中荡漾着音乐,音乐托浮起了诗,让春冬两季的炫目对比,让分别的思念,唱得那样动人心扉,才会让“春天的忧伤有毒”一句触目惊心。

再看《总有地方存在简单的生活》中的前两节:

“傍晚,那里的小伙隔着篱笆,

同邻家姑娘倾谈,只有蜜蜂

能捕捉那轻柔的话语。

而我们生活的庄重而艰难,

在苦涩的相逢里恪守礼仪,

一阵轻率的风突然掠过,

会吹断刚开始的交谈。”

多像一首叙事诗的开头,将艰难的生活化为委婉的倾谈。不知为什么,读这首诗的时候,我想起最近唱得很响的《可可托海的牧羊人》那首叙事性很强很深情的歌。

在《我学会简单、明智的生活》后两节中,有着类似的抒情叙事的调性:

我回到家,毛茸茸的小猫舔舐

我的手掌,更惹人怜爱的啼叫。

湖畔木材厂的塔楼上,

燃起明亮夺目的灯光。

只是偶尔有鹳雀飞落房顶,

叫声划破周身的寂静。

而倘若你来敲叩我的门扉,

我感觉,我甚至不会听见。”

那种深沉感情诗意的表达,那样生活化,却不琐碎。周身那样寂静,却听不见渴望相逢中的敲门声,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和情境!读这首诗,真的像是听一首动人的民谣。我们也有民谣,我们也唱相逢,但我们只会这样直白地表达──“他不再和谁谈论相逢的孤岛,因为心里早已荒无人烟”。我们便不会有“倘若你来敲叩我的门扉,我感觉,我甚至不会听见”那样让人心痛的感觉。诗意是诗的第一道门槛,音乐性是诗的第二道门槛。我们愿意在门外蹒跚。

年轻的译者董树丛,在她翻译的这本《我们不会告别》中,认真而倾心注重阿赫玛托娃这样诗意与音乐性的表达。我以为是难得的,也是与有些译作相区别的重要一点。可以看这样的例子,比如《海滨公园的小路渐渐变暗》中一句有名的诗,有的翻译为“清淡的月光像雪花的星星,就在我的头顶上飞跑”。董译为“轻盈的月亮在我们头上渐次飞旋,宛如缀满雪花的星辰”。孰优孰劣,一目了然。仅看“轻盈”与“清淡”,“飞旋”和“飞跑”,就可以看出翻译的水平与功力,字面的横移,只要会外语,不难做到,但是,好的翻译,需要拥有文学修养以及诗意的敏感的感受和干净而蕴藉的表达。

再举一例,《我们不会告别》,这也是这本新书的书名。只看前后各一节,有的翻译是──

“我们俩不会道别,

──肩并肩走个没完。

已经到了黄昏时分,

你沉思我默默无语。

我们俩来到坟地,

坐在雪地上轻轻叹息,

你用木棍画着宫殿,

将来我们俩永远住在那里。”

董译是──

“我们不会告别,

不停地肩并肩徘徊。

天色已近黄昏,

你在沉思,而我无言。

或许我们坐在揉皱的雪地

在墓旁,发出轻轻叹息。

你用木棍描画着宫殿,

我们将永远栖居那里。”

仔细比较,“告别”和“道别”,“坟地”和“墓旁”,意思一样,意味却不尽相同。显然,“坟地”说得太随意,缺少了感情,相信不会是阿赫玛托娃的本意。“画着宫殿”和“描画着宫殿”,虽然只是多了一个“描”字,其中的心境和心情差别很大。“我们”,去掉了“我们俩”的“俩”字,则多了分别之前的庄重感。而雪地前多了“揉皱”拟人化的定语,不仅让雪地有了形象,也道出分别之际时间长久中的不舍和难言。

可见得董译是经过认真推敲过的。中国古诗,讲究炼字;布罗茨基讲过诗中“一个词在上下文中特殊的重力”关系。这样字与字、词和词之间的推敲斟酌,是应该得到赞许的。

我们如今的译作繁盛,不仅在时间上和世界同步,而且数量惊人,远超过其他国家。这样的速度与数量(且重复甚多),很容易泥沙俱下,萝卜快了不洗泥,不仅新译者容易如此,就是老译者也时而见之。遥想当年傅雷译《约翰·克利斯朵夫》,在克利斯朵夫刚降生时那一句“江声浩荡,自屋后升起”,陡然而起画外的空镜头一般,言简意深,可谓经典,已是阔别久远。因此,乱花迷眼之中,在选择译本时,一定要小心。在这样译林丛生繁荣与泛滥并存的背景之下,董树丛为这本《我们不会告别》付出的努力,值得肯定和信任。因为只道当时是寻常,如今真正做到,是不那么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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