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赫玛托娃一生经历的苦难，比一般诗人多，但是，她却将那些我们无法想象的苦难化为了深沉而明亮的诗。读新近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阿赫玛托娃诗集《我们不会告别》，再一次印证了我的这个看法。诗本来难写，译诗更难。不同语言系统的转换中，如花的芬芳很容易在风的传递中稀释，甚至流失殆尽。阿赫玛托娃的诗译本很多，这本新译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是我很好奇的。
这种好奇由来已久。不仅是对阿赫玛托娃诗的好奇，也是对所有现代诗的好奇。好诗是可以吟唱的，这是我国也是世界所有国家诗歌的传统，我国的《诗经》和外国的《荷马史诗》，都是吟唱的结晶。那么，什么样的现代诗，才能够在我们的心底回响？
在我有限的读诗经历和对诗浅薄的认知中，我觉得起码应该具备这样两点，一是要有诗意，二是要有音乐性。如今诗的门槛很低，早没有布罗茨基所说的“艺术就其天性，就其本质而言，是有等级划分的……在这个等级之中，诗歌是高于散文的”。如今的诗，恰恰散文化甚至口水化严重，译诗受其影响，这样的现象更为明显。也就是说，不错的诗中，能看到诗意的闪烁，但是，音乐性能感受得到就比较难了，这不能不说是现代诗的一种遗憾。作家沃尔科夫在和布罗茨基谈及阿赫玛托娃诗的时候说：“《安魂曲》是一个出色的文本，但只有一种含义。音乐能够加深这种含义，能够骤然照亮诗中的一种新的层次。”
读这本《我们不会告别》，难得让我感受到对阿赫玛托娃诗中的诗意和音乐性双重重视的层次。对于阿赫玛托娃诗作在艰难兼混乱时世中的深刻意义，一般人都很重视，愿意从诗句中感受、捕捉和开掘。但是，如果只有意义而失去诗意和音乐性，我想很难成就一个完整的阿赫玛托娃。在诗意和音乐性这两点中，诗意是人们普遍重视的。不过，如果缺少了音乐性的介入，这种诗意的表达会打折扣。这就像歌词不错，没有好的旋律相佐，也难以剑鞘相合，葡萄美酒夜光杯那样让人美不胜收。
“我再不需要我的双足，
就让它们变成一条鱼尾！
我在清凉怡人的水中游荡，
远方的栈桥泛着微茫的白光。
我再不需要驯服的灵魂，
就让它化作一缕烟，轻烟，
缭绕在黑色的堤岸上，
升腾起淡蓝色的雾岚。”
──《我再不需要我的双足》
双足/鱼尾，灵魂/轻烟，栈桥/堤岸，这样诗意的句子，相信都是原诗有的元素，关键是翻译成中文，让我能够感受到可以吟唱的韵律。那些比兴、想象和衬托，便不再单摆浮搁，而更有了诗的韵味。
在《今天没有我的信》中，用的也是这样一唱三叹的手法：
“今天没有我的信，
许是他忘写了，或是走了；
春天银铃般的笑声在啼啭，
船只在港湾里飘荡，摇晃，
今天没有我的信……
不久前他还和我在一起，
如此多情的，温柔的我的他，
可那是白色的冬季，
如今已是春，春天的忧伤有毒，
不久前他还和我在一起……”
诗中荡漾着音乐，音乐托浮起了诗，让春冬两季的炫目对比，让分别的思念，唱得那样动人心扉，才会让“春天的忧伤有毒”一句触目惊心。
再看《总有地方存在简单的生活》中的前两节：
“傍晚，那里的小伙隔着篱笆，
同邻家姑娘倾谈，只有蜜蜂
能捕捉那轻柔的话语。
而我们生活的庄重而艰难，
在苦涩的相逢里恪守礼仪，
一阵轻率的风突然掠过，
会吹断刚开始的交谈。”
多像一首叙事诗的开头，将艰难的生活化为委婉的倾谈。不知为什么，读这首诗的时候，我想起最近唱得很响的《可可托海的牧羊人》那首叙事性很强很深情的歌。
在《我学会简单、明智的生活》后两节中，有着类似的抒情叙事的调性：
“我回到家，毛茸茸的小猫舔舐
我的手掌，更惹人怜爱的啼叫。
湖畔木材厂的塔楼上，
燃起明亮夺目的灯光。
只是偶尔有鹳雀飞落房顶，
叫声划破周身的寂静。
而倘若你来敲叩我的门扉，
我感觉，我甚至不会听见。”
那种深沉感情诗意的表达，那样生活化，却不琐碎。周身那样寂静，却听不见渴望相逢中的敲门声，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和情境！读这首诗，真的像是听一首动人的民谣。我们也有民谣，我们也唱相逢，但我们只会这样直白地表达──“他不再和谁谈论相逢的孤岛，因为心里早已荒无人烟”。我们便不会有“倘若你来敲叩我的门扉，我感觉，我甚至不会听见”那样让人心痛的感觉。诗意是诗的第一道门槛，音乐性是诗的第二道门槛。我们愿意在门外蹒跚。
年轻的译者董树丛，在她翻译的这本《我们不会告别》中，认真而倾心注重阿赫玛托娃这样诗意与音乐性的表达。我以为是难得的，也是与有些译作相区别的重要一点。可以看这样的例子，比如《海滨公园的小路渐渐变暗》中一句有名的诗，有的翻译为“清淡的月光像雪花的星星，就在我的头顶上飞跑”。董译为“轻盈的月亮在我们头上渐次飞旋，宛如缀满雪花的星辰”。孰优孰劣，一目了然。仅看“轻盈”与“清淡”，“飞旋”和“飞跑”，就可以看出翻译的水平与功力，字面的横移，只要会外语，不难做到，但是，好的翻译，需要拥有文学修养以及诗意的敏感的感受和干净而蕴藉的表达。
再举一例，《我们不会告别》，这也是这本新书的书名。只看前后各一节，有的翻译是──
“我们俩不会道别，
──肩并肩走个没完。
已经到了黄昏时分，
你沉思我默默无语。
我们俩来到坟地，
坐在雪地上轻轻叹息，
你用木棍画着宫殿，
将来我们俩永远住在那里。”
董译是──
“我们不会告别，
不停地肩并肩徘徊。
天色已近黄昏，
你在沉思，而我无言。
或许我们坐在揉皱的雪地
在墓旁，发出轻轻叹息。
你用木棍描画着宫殿，
我们将永远栖居那里。”
仔细比较，“告别”和“道别”，“坟地”和“墓旁”，意思一样，意味却不尽相同。显然，“坟地”说得太随意，缺少了感情，相信不会是阿赫玛托娃的本意。“画着宫殿”和“描画着宫殿”，虽然只是多了一个“描”字，其中的心境和心情差别很大。“我们”，去掉了“我们俩”的“俩”字，则多了分别之前的庄重感。而雪地前多了“揉皱”拟人化的定语，不仅让雪地有了形象，也道出分别之际时间长久中的不舍和难言。
可见得董译是经过认真推敲过的。中国古诗，讲究炼字；布罗茨基讲过诗中“一个词在上下文中特殊的重力”关系。这样字与字、词和词之间的推敲斟酌，是应该得到赞许的。
我们如今的译作繁盛，不仅在时间上和世界同步，而且数量惊人，远超过其他国家。这样的速度与数量（且重复甚多），很容易泥沙俱下，萝卜快了不洗泥，不仅新译者容易如此，就是老译者也时而见之。遥想当年傅雷译《约翰·克利斯朵夫》，在克利斯朵夫刚降生时那一句“江声浩荡，自屋后升起”，陡然而起画外的空镜头一般，言简意深，可谓经典，已是阔别久远。因此，乱花迷眼之中，在选择译本时，一定要小心。在这样译林丛生繁荣与泛滥并存的背景之下，董树丛为这本《我们不会告别》付出的努力，值得肯定和信任。因为只道当时是寻常，如今真正做到，是不那么容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