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过年的时候，就能想起贫穷年代的一段苦难乡愁。
我有个没出五服的本家弟兄，小名叫田子，因为他长得慢，长的小，未老先衰，父亲就管他叫老田子。老田子是先天性的气喘病，从小就嘿喽气喘的上不来气，人长得不丑不俊没有貌相，弓弓腰，鼓鼓嘴，缩脖儿，鸡胸脯，走道鸭子步，有点往外撇，慢点走还能上来点气儿，要是走快了跑起来就吼喽吼喽上不来气儿，脸蛋子憋得通红确紫，他得倚着墙根喘一会儿才能缓过劲来。这个本家弟弟特老实，从小就熊熊的谁都怕，从来不跟别人吵架，一直长到二十多岁了，也没人给媳妇。他念过几年书，心眼一点不笨，内心世界很通灵，眼目前的事情他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他自己知道自己的身体情况，他更知道自己的家庭情况，好像他压根就没想过娶媳妇。他有个姐姐很晚才出嫁，二大娘死后，剩下个二大爷领着三个光棍儿子。老田子的身上还有个哥哥，我们都管他叫老心子，身下还有个小弟弟，家里穷的屋外没有柴草垛，屋内没有柴火堆，仓子里溜光，囤子里溜空，空洞洞的两间土房，房薄确黑，四壁皆空。不知道那个年月二大爷家的日子是咋过的，无论冬夏，屋子里没有热乎气儿，总是清冷清冷的，总是肃肃煞煞的。
我记事儿的时候他们家就穷，快到文革后期的七十年代了还是穷。小时候我们两家住在辽宁山区的一个小山沟的时候，他家住在我家后院，过年的时候，别人家都点灯过年，他们家不点灯，一家人黑着屋子，没有一点过年的气氛。来到年跟前了，有天晚上，父亲让我和姐姐俩用小盆端点好吃的东西给他们家送去，我和姐姐俩站在他们的家门口，望着黑洞洞的窗口不敢进屋。那时二大娘还活着，家里的那个姐姐还没出嫁，炕上还有个老奶奶，我们也看不清老奶奶长得什么样，躺在炕上像一摊破布似得堆在那里，我和姐姐扔下东西急忙离开了他们的黑屋子。二大爷是后来扑奔我的父亲来到北大荒的，那时候的流浪户户口不太好落，能落户在三合乡团结村四队，是因为队长姓董，二大爷也姓董，还因为父亲是个有点影响的成手兽医，跟董队长是一个姓氏的本家子，两个人处的很熟，沾了姓氏和猪马兽医的光就好好赖赖地落上了户口当上了社员。团结四队当时是个很不错的生产队，大帮轰走集体的时候年年的工分日值都很高，社员们都能分不少钱。二大爷和老心子都不算强劳力，二大爷年岁都五十大多了，北大荒的农活他不怎么会干，队长就将就他，分派他干点积肥打更看场院等力所能及的活路。老心子大我一岁，比我膀，比我壮，他是脑笨心笨身子笨，虽然比我高出半个脑袋能把我装下，但我俩从小摔跤的时候经常被我摔倒在脚下。这样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大肚汉壮劳力，正是生产队出工派活的好对象，队长净让他出工修水利干那些挑土篮子挖土方的活计，挖土方跟驴拉磨一样，套上夹板往前走，干活一条线，工种不复杂，水利工地伙食好，带出一张嘴出去，吃得饱，睡得好，工分不少挣，还不累脑筋。老心子跟二大爷俩年年都不少挣工分，生产队分的粮食柴草，年年都还活得很好。到了文革后期，生产队乱套了，队长撂挑了，社员心不齐，生产队就散摊了，社员们开始受穷了。
二大爷他们家，老心子是只管干活挣分不花钱，老田子是只管吃饭睡觉也不花钱，二大娘没文化，瞎目糊眼地也不会花钱，家里家外就是二大爷会花钱。穷人家过日子没有不仔细的，一分钱掰成八瓣花，对二大爷来说一点都不过分。二大爷抽烟袋，烟叶都是自己种的旱烟，一盏煤油灯总也舍不得点，过年买一根洋蜡一年都点不完，晚上基本不点灯，长年累月摸瞎糊，连划根火柴都得算计着。二大爷家长年累月离不开大咸菜，秋天，生产队分剩下的留作喂猪烀猪食的芥菜萝卜，董队长就让二大爷多捡回去一些回家腌咸菜，每年秋天二大爷家都得腌制两大缸咸菜疙瘩，一年四季就靠大咸菜疙瘩度命。二大爷家不会做酱，他家吃的大酱都是别人家吃剩下的陈酱，有些富裕的人家做完了新酱陈酱不吃了，二大爷就提前跟人家打招呼，拎着水桶把人家不吃的陈酱拿回家吃。有时候队长开会的时候想起来了，就格外嚎唠嚎唠几声替二大爷家要点大酱，命令老谁家那个小谁家，你们家下酱的时候多下点，给咱们屯子谁家谁家多带出点来。董队长挺心疼二大爷，看着二大爷家冬天烧柴少屋里冷，就把场院里准备沤粪用的碎豆皮子和碎高粱挠子，还有一些能烧炕的咯挠、下脚料等等特批点给二大爷，让他背回家攮炕洞子烧个热乎炕。二大爷家吃土豆从来不打皮儿，把皮儿削扔了二大爷心疼，从来都是带皮儿洗吧洗吧剁吧剁吧就下锅了。老心子，老田子，弟弟小学子包括二大爷，生活在北方高寒地区的人家，基本是有能力对付高寒严冬的，而二大爷他们家过来的晚，家穷，没钱，没有能力对付高寒严冬。他们冬天穿的棉袄棉裤都是空心棉衣没衬衣，一槽烂穿到开春拉倒，棉袄棉裤穿的里外锃亮，油腻的跟铁板铁皮一样。二大娘冬天基本不出屋，靠一层窗户纸隔着风寒，盘腿坐在炕头上，守着破火盆熬着漫长的冬日。外屋地的水缸冻死心儿了就挪到里屋化一化再挪出去。他们家里基本没有人去串门，清锅冷灶，屋里哇凉。我每次去的时候二大娘都是坐在炕上，两手搭在火盆上，仰着脸，使劲睁着两只瘪瘪瞎瞎的眼睛，声音颤颤抖抖地问我：你是谁（shei）(辽宁口音，管谁不叫谁，叫谁（shei）)？听见我管她叫大娘了，她才知道我是董（东）谦。来到二大娘跟前了，就能从根到梢地听听辽宁人的纯口音，大娘那满口的辽宁味听着特亲切，她把眼睛贴着我的脸跟前，问我逮（吃）了吗？问我冻不冻绝（脚）？天合（黑）了你怎么来（唻）了？所有的问话全是辽宁金复州一带的口音，感觉很土很亲。来东北好几年了，二大娘的口音一点都没改。她管碗架子不叫碗架子，叫碗箱子，管衬衣不叫衬衣，叫挽夏子，管确黑不叫确黑，叫墨盒墨盒的，管腿不叫腿，叫忒（tei）。二大娘腰弯了，眼瞎了，身体瘦弱，身上的衣服肥腿大褂的，乱蓬蓬的头发挂满了灰尘，一看那双眼睛，一听她说话，叫人感觉很凄惶，很苍凉。
老田子什么活都干不了，没体力，连烧火柴都捡不回来。缩着脖儿，舔着胸，吼喽吼喽，一天一天的活计，基本就是溜达，坐着。二大爷不用犯愁给他娶媳妇，也不用指望他来传宗接代。东西院，前后街，这家走走，哪家坐坐，他一点不讨厌，也不烦人，不多言，不多语，到谁家看见人家吃这个玩那个，他也不往前凑，叫吃，不吃，叫玩，不玩，看见人家做好饭了，站起身来就走，别人也不留他，留也留不住。村里有啥热闹了，看电影，扭秧歌，队里杀猪杀马撒年糕吃大锅饭了，他从来不往跟前凑。他自己很自卑，在他们家，在生产队，基本就是个废人。我上他们家去得时候，看见他干的活计就是坐在灶门跟前填柴草烧火，或者坐在门前晒太阳抓虱子，他几乎跟谁都不说话。有时候看见我去了，就凑到我的跟前，笑微微地看着我，样子甜甜地也不说话，静静地看着我，好像有话要跟我说。
这样的人活得久了，就麻木了。吃饱了，睡醒了，就是他一天的活儿，不吃药，不得病，就是幸福的人。没想到这样老实的人，活着活着却惹下了一场祸，丢了一条命。那时候生产队不分豆油，豆油都是供销社凭户口本供应，每月每人二两豆油，二大爷家四口人，每月八两豆油，隔个仨月俩月就拎着大绿玻璃瓶子去供销社把豆油买回来。那个大油瓶子灌到瓶子嘴顶脖儿那，能装三斤半豆油。快过年了，家里攒下一大瓶子豆油也是个喜兴事儿，二大爷去供销社把豆油打回来，豆油瓶子高大，碗架子搁不进去，就把大油瓶子塞在里屋酸菜缸的缸空里。全家人过年的豆油眼巴眼望地都在那个瓶子里装着，二大爷搁的时候也没想那么许多，家里也没小孩，搁在缸空里也不挡谁害。更没想到那油瓶子别人一碰还能碰倒。想不到念不到的却让老田子上炕的时候，不小心用脚把油瓶子踢倒了，那油瓶子倒在缸空里边的一块不太大的、压酸菜缸的、带点棱角的坚硬的石头上，玻璃瓶子炸碎了，三斤半的豆油瞬间就泼撒在了又脏又黑积满灰尘的缸空子里。二大爷仇恨地看着老田子，心疼得他嘿喽一声就坐在了屋地上：哎妈呀哎妈呀地就说不出话来了！老田子蒙了，老田子哭了，他跪在那个缸空子跟前，俩手捧着破碎的瓶碴子，脑袋冒着汗，眼睛流着泪，脸蛋子涨确紫，嘴唇子憋确青，嗓子当时就哑了，整个人当时就被击倒了。豆油金贵，覆水难收，二大爷被豆油瓶子打击的上不来气儿了，坐在地上一口一口地妈呀妈呀捯气儿打嗝儿。眼瞅大过年了，这么贫穷的人家怎么能经得起这样的打击呢！
睡不着觉，吃不下饭，老田终于倒下了。整宿整宿趴在炕檐梆上盯着那个黑黝黝的缸空子不睡觉。从此老田子病倒了，家里人都恨他，他自己也恨自己，一天一天地躺在炕上不起来，二大爷气的也不给他买药，也不给他看病。老田子最后以绝食的方式，不吃饭，不看病，不说话，他成天闭着眼睛，跟谁也不说话，跟谁也不看他，就是闭眼睛，闭眼睛，闭眼睛，最后闭到死。
老田子的死，我是后来听说的。1968年我从林甸一中毕业后就回团结一队了。虽然我家离团结四队不到五里地，回去以后基本就没有机会去二大爷家，先是去引嫩工程修水利，后是上公社打井队打井，等到1970年到团结学校教学的时候，我才有机会到二大爷家去看看。这时候，二大娘已经不在了，老田子也不在了。虎了吧唧的老心子，媳妇不管了，孩子不要了，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流浪汉远走他乡。老田子死的过程是他的小弟弟跟我说的。后来，我到县渔场去教学的时候，二大爷到我家去过一回，当时说起老田子和那瓶豆油的时候，二大爷操着辽宁口音打着嗨声跟我说：嗨呀，别提那瓶（斗悠）豆油了，好悬没要了我家两条（银）人命。那几天，没事儿的时候他就自言自语地跟我感慨：唉……你二大爷是个废物，养护的这些个孩子也都是些废物，跟你爹比，我们这一枝儿董家，都是穷命……那时，二大爷已经明显见老了，才六十多岁，满口的牙都掉没了，开始缩脖猫腰了，步履蹒跚，动作迟缓。虽然人老，但胃口很好，在我家住的那几天，吃什么都香，每顿饭吃完了还不停地吧嗒着嘴巴，感慨地说：哎呀我的伙家，你们家的饭菜真（针）好吃，我吃你们家（加）的饭菜咋吃什么都香呢！我说二大爷，你得把牙镶上，你镶上牙了吃饭更香。二大爷目光淡淡地看着我说：镶（香）牙？镶（香）什么镶，你二大爷还能活（惑）几天！
二大爷在我家住了不几天就走了，渔场离团结大队有五六十里地的路程，老人家当时是怎么走的我已经记忆不清了，二大爷回去之后基本就不怎么和我们联系了，一直到他什么时候死的我们都不知道。剩下的那个最小的叔伯弟弟，早就开始重复着祖辈生活了，出田抱垄，土里刨食，风霜雨雪，坎坎坷坷，活得不温不饱。实行联产责任制以后，结婚成家生儿育女了，刚活出点希望来，又被一场肝癌夺走了青春。2008年8月份，他的孩子给我打电话，叫我买几只杜冷丁给他爸送去。已经病入膏肓的小叔伯弟弟，本来长得就小，面黄肌瘦，瘦骨嶙峋，人已经瘦没了。瞪着两只可怜兮兮的目光，毫无表情地看着眼前的亲友们，身上连点哭的力气都没有了，不久就死了。扔下的那个女人领着孩子都走了。
从此，曾经怀着美好希望的二大爷一家人就彻底地消失了。
2020年元月31日
作者简介：董谦，当过农民、从乡村教师、政工干部、县志编辑、县委办公室秘书、文化局副局长、文体局局长等岗位一路走过。黑龙江商学院毕业。黑龙江省萧红文学院首批作家班学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第一、二、三、四届驻地签约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