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二零年三月十六日下午四时二十四分，我接到王东来自上海的微信语音：“杨叔，我妈走了。十三号走的。”我惊愕，泣不成声。
王东的妈是原《工人日报》驻黑龙江农垦高级记者王德连的夫人，叫陈维菊。我不习惯对好友夫人叫嫂子，叫了她三十二年的陈姐。最后一次叫陈姐，和她聊天，是今年的一月二十七日傍晚，那天是鼠年正月初三。
我和陈姐相识于一九八八年夏天。之后的三十二年里，我们相处甚好，来往密切，两家人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
陈姐是我人生中的贵人，在我遇到困难时，给予我许多帮助。没调离黑龙江省浩良河化肥厂之前，因为我在厂工会做宣传工作，便有了和王德连哥哥的工作联系，常去总局工会公干。因为相互投缘，便很快到王哥家吃到陈姐做的饭菜。关系也逐渐密切起来。
相识仅一年后，陈姐和王哥就痛失大女儿王丹。我受工会主席王玉辉之托，专程去佳木斯，想接他们夫妇到浩良河化肥厂住几天散散心。当陈姐想和我说说王丹在北京去世时的简单经过时，我说“陈姐，你别说。我先给你说个梦。”
一九八九年夏天的一天，我奇怪地做了个有关王丹的梦。在梦里，我看到王丹披着一头飘逸的长发，身着一件鸭蛋青色且不太合体的风衣，脚上穿一双乳白色长筒靴，从我面前像嫦娥抒袖般飘然而去。
听完我的梦，陈姐痛不欲生。陈姐说我的梦和王丹去世时的境况一模一样。她说丹丹就是你做梦那天去世。王丹在弥留之际，就要求穿一双乳白色长筒靴，鸭蛋青色的风衣。风衣所以不合体，是因为大一号。即便那件不合体的风衣，还是《工人日报》的朋友在北京跑了好多地方才买到的。
一九九一年七月，我们一家三口调回山东老家德州市。在动身前，为了和总局的朋友告别，我在王哥家住了两天。陈姐在两天里问我几次有啥困难，我都说没有。等到在佳木斯站开车前，陈姐才贴近我耳边说：“延斌，你太要强了，有啥困难你都不说。我在你的包里塞了两万块钱，你刚调动，正是用钱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着急还我！”我的心只感觉一阵阵热乎拉的发烫。
陈姐心直口快嘴硬心软，善于助人。但被她拉出困境亲人朋友，也有让她寒心的时候。当年陈姐在佳木斯北大荒商场是经理，她的部下有个女人叫尹某玉，在调往山东日照时几乎折腾得身无分文。陈姐借给尹姓女人一万块钱。
陈姐当时的月工资才百十块钱，一万块钱相当十个人一年工资。一九九七年春夏之交，我陪陈姐到日照，找到开着店铺的尹姓女人。她已经冷冰冰把陈姐视为路人，别说还钱，连一杯水都没给我们喝。陈姐离开她门市时，伤心地流泪了。
王哥和陈姐退休后定居上海，我们见面的机会多起来。我在一九九三年就下海经商，开始时就像不习水性的人掉进江河湖海里，一难接着一难，陈姐知情后，两次打给我几万块钱解我燃眉之急。可是等我渡过难关好起来，多次去上海看他们时，免不了要带些礼物。陈姐每次都批评我一顿。陈姐不允许我为她花钱！
我们一家专程在上海过了好几次年。今年元旦以后，我打电话问王哥，想要山东啥特产。王哥说想要老家的原味儿花生，要那种大壳老品种。把花生邮到上海后，我又问还想要什么。陈姐说想吃那种手摇滚锅崩的爆米花。没想到这点事能难住我。因为手摇滚动锅的响声好似小型炸弹，别说城管会严管，就是离小区近了，居民也嫌响声太大。所以要找这种传统苞米花，就得到远郊或者乡镇路边。我便四处打听，有人说离我们几十公里的长青有一家。我本打算年前去长青。可有一天我路过郊区一个路口时，突然听到“嘭”的一声炸响，循声找过去，意外欣喜地看到了滚锅在转动。爆米花到了上海，听陈姐说就是这种味道时，我很欣慰。
我再问陈姐还有啥想要的味道。陈姐说：“没啥想的了，就是想你和小陈。”我说好吧陈姐，我立即订票，这个年我们到上海去过。我们大年初一上午到上海。这话说了没过多一会儿，我就把高铁票网购到手。王哥便准备许多食料，并在南鹰宾馆订了房间。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武汉的疫情一天重于一天，直到一月二十三日宣布封城，我认为这个节骨眼儿去上海就是添乱，才极不情愿地退了票。
这一退票，就推掉了和陈姐的最后一面。我没法说后悔，怨只怨万恶的冠状病毒疫情，在我的亲情履历上留下万不能弥补的伤痕。
陈姐，疫情所致，你一定走得很孤单。等以后我去了那边，但愿和姐姐再相遇，我还愿做姐的小老弟。
作者简介：杨延斌，笔名水务。1956年2月生于山东省平原县。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