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我国古典小说，人们马上会想到四大名著 《三国演义》 《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从阅读量来看，前三本书大概要远高于《红楼梦》，因为它们紧张、传奇、神怪、有趣，老少咸宜。记得小时候，小朋友间经常讲三国、水浒、西游故事，临摹其绣像人物，还背诵梁山泊一百零八将的名号：呼保义宋江、玉麒麟卢俊义、智多星吴用、入云龙公孙胜……以能背出多少决胜负。而《红楼梦》则要到年纪大一些才能读得进去。
但就艺术水平来看，《红楼梦》无疑高踞榜首。
《西游记》虽然也写出一些人情世态，但毕竟是神魔小说，多以神怪之事来吸引读者。《三国》《水浒》源于说书人的话本，追求情节的紧张曲折，在人物描写上用的是绝对化的方法，即对好人与坏人夸张无度，脱离了生活真实。鲁迅就曾批评过《三国演义》“描写过实”的缺点，“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而写不好的人，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其实这在事实上是不对的，因为一个人不能事事全好，也不能事事全坏。譬如曹操他在政治上也有他的好处；而刘备，关羽等，也不能说毫无可议，但是作者并不管它，只是任主观方面写去，往往成为出乎情理之外的人。”这样写的结果，就使得“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这就是说作者所表现的和作者所想象的，不能一致。如他要写曹操的奸，而结果倒好像是豪爽多智；要写孔明之智，而结果倒像狡猾”。他认为，这种写法直到 《红楼梦》出来，才得到根本的改变。 “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在艺术上，可与 《红楼梦》比肩的，是《儒林外史》。它并不在四大名著之列，既无曲折离奇的情节，也无卿卿我我的故事，阅读量就更加小了。但它在文学史上，同样起到了转折的作用。过去虽有讥弹之作，但好人坏人也是截然分明，且竭尽夸张之能事，待《儒林外史》出，才打破了黑白对立的浅露写法，而有了真正的讽刺文学。此书主要是讽刺科举制度下的士子，但并不将他们加以抹黑，以致其不堪入目。比如，马纯上马二先生，就有一个完整的性格。马二先生是制艺的选家，自然是作者讽刺的对象，他说过一段赞扬科举制度的话，极具揭露意义：“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讲到战国时，以游说做官，所以孟子历说齐梁，这便是孟子的举业。到汉朝用‘贤良方正’开科，所以公孙弘、董仲舒举贤良方正，这便是汉人的举业。到唐朝用诗赋取士，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会作几句诗，这便是唐人的举业。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学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讲理学，这便是宋人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 ‘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 ‘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但就性行而言，他实在是个君子，不但乐于提携后进，且在朋友有急难时，还把自己选书的酬金全都用了上去。游西湖时虽然毫无会心，乱逛一通，但也十分正经，他撞在人窝子里，“女人也不看他，他也不看女人”。唯其如此描写，对科举制度毒害的揭露，才更深刻。
但可惜的是，《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的优秀传统，都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
《红楼梦》的发展，只重在言情一面，还有“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于是由人情小说而发展为狭邪小说，专写优伶和妓女之事；《儒林外史》一路，则由讽刺小说演变为谴责小说，专写奇闻怪现状，甚至堕落为黑幕小说。《官场现形记》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流行面，要超过《儒林外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当然在于社会思想的影响，读者的识见和爱好，但学术研究的偏向，也难辞其咎。
《儒林外史》的研究并不发达，又因为作品人物与生活原型比较贴近，所以有些研究者对原型的考索很感兴趣，而对其讽刺艺术的研究则有所疏略。《红楼梦》的研究很发达，早已形成一门“红学”，而且发展为显学，但艺术分析也还不足，却把主要笔墨集中在版本和作者身世的探究上，甚至出现了以研究作者为主的“曹学”来替代以研究作品为主的“红学”的趋势。
“曹学”的兴旺发达，与胡适对自叙传说的鼓吹有很大的关系。 《红楼梦》自出世以来，读者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眼光，作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有清世祖和董鄂妃说，有康熙朝政治小说说，有纳兰成德家事说等等。1921年，胡适作《〈红楼梦〉考证》，驳斥众议，而力主 “自叙说”，即认为 《红楼梦》是作者的自叙传。自叙说在红学研究中原来就有，经胡适提倡，并考证出作者曹雪芹的身世，于是大行，在红学界占了压倒的优势，形成一种“新红学”。既然《红楼梦》是作者的自叙传，那么对作者身世的研究，自然成为红学的主要内容了。
但其实，自叙说与其他说法一样，只是“红学”中的一个派别，它的盛行，不但由于倡导者的社会地位，而且得益于时代思潮的推动。
新文学运动的重要内容便是个性解放，个人地位在各类文艺作品中突出出来。郁达夫说：“五四运动，在文学上促生的新意义，是自我的发现。……自我发现之后，文学的范围就扩大，文学的内容和思想，自然也就丰富起来了。”（《五四文学运动之历史的意义》）这种自我的发现，不但体现在文学创作上的个性解放思想和自我表现流派中，同样也体现在文学研究中对于作者自我表现因素的探寻。《红楼梦》研究中自叙说的流行，就与此有关。从接受美学看，这只是一种接受模式，并非绝对真理。正如鲁迅所说，《红楼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 《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绛洞花主〉小引》)
自叙说因为随着历史潮流而来，往往能裹挟着群众奔腾向前，但也必然要随着历史潮流而消退。就文艺学术本身来看，自叙说受到质疑是正常的，正如同胡适在建立自叙说时质疑别的学说一样，无可指责。更何况有些人将自叙说发展到极端，把小说中的故事和人物处处与曹家的人事相比符，将“红学”变成了“曹学”。文学典型的创造，总是有原型的。或则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或则以某一个人为模特儿，但一旦塑造成为艺术典型，读者所看到的就是这个典型人物，而不再顾及他的原型了。大概只有专门学者，才会念念不忘他的原型，处处与原型作比对。
我不大赞成英美新批评派的“意图迷误”和 “感受迷误”说，他们在作者——作品——读者三个环节中，斩断作者和读者两头，仅仅剩下作品本身来研究是片面的。在文艺批评中，对于作者生平思想的研究是必须的，对读者的接受也必须顾及，接受美学即专为此而设。但是作品研究毕竟是根本，说到底，研究作者生平思想，目的还是为了深入地研究他所写出的作品。所以，文学研究还是要把重点转移到文本上来。如果能加强对《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文本研究，着重其思想意义和艺术表现，并顾及文学史上的艺术流变，应该会对艺术鉴赏和艺术创作提供帮助。
现在人们常举 “创新写作”的旗号，以此来办班培训或作文比赛，很是热闹。其实，创作者，即原创性的写作，也就是创新写作，并无特别标举的必要。倘无新意，还要写它干什么呢？《红楼梦》一开头，在石头与空空道人的对话中，就标示出创新的意义。针对空空道人对它 “无朝代年纪可考”，“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之诘难，石头笑曰：“历来野史，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至若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且环婢开口，即‘者也子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说。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所有书中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也。……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哄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红楼梦》的出现已逾两个半世纪，而石头所讽的俗套，则至今未除。当然，“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之类的描写是没有市场了，但文字中却充斥着 “清华北大学霸”“哈佛耶鲁高材”。如果是女的，则必是“美女作家”“佳丽学者”，若追述身世，又总是“名门望族之后”“三代富豪之家”，看起来都高不可及，其实却是新的俗套。在现实生活中，有成就的科学家未必都是“学霸”“高材生”，爱迪生小学时被老师视为思维混乱，责令退学，爱因斯坦中学时，老师认为低智商，没出息，他们或因母亲维护，或因自行其是，最终都成为科学界的伟人。而女学者、女作家，则都因才智和勤奋而取得成绩，与相貌无关，更未必是美女、佳丽。而时行的作者，却总喜欢用才子佳人小说的模式去套。这哪里能写出真实的生活来呢？
现在揭露性的文字也很多，但却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讽刺文学。什么是“讽刺”？鲁迅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它不是‘捏造’，也不是‘诬蔑’；既不是‘揭发阴私’，又不是专记骇人听离的所谓‘奇闻’或‘怪现状’。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这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么行下来了，习惯了，虽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什么是“讽刺”？》）
鲁迅的讽刺艺术，当然有《儒林外史》的传承，但更多的是受到俄国果戈理一派的影响，对中国文学是一个重要的发展。不过后来流行的，并不是这种描写公然而常见的不合理事物的讽刺文学，而是专写奇闻怪现状的谴责作品，失却了旨微而语婉的特点，而是写得剑拔弩张，充满戾气。这与作者的思想情趣有关，也因为艺术高度所不及。由此可见，对于艺术名著思想、艺术的研究和继承是多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