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牵风记》获得茅盾文学奖时，徐怀中刚好要过九十岁生日。他成了史上年龄最长的获奖者。9月，徐怀中的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获奖后，笔者曾联系采访，得知他正住院，婉拒了多家媒体采访。12月初，由徐怀中担任主编的《中国军旅文学经典大系》出版，笔者来到徐老家中采访。
徐怀中的客厅有两样东西引起笔者注意，一是桌上放着的单抽出来的一张报纸，朝上放着的刚巧是前一天五色土的阅读连载版面一篇写古罗马历史的书评。徐怀中笑笑说，我们家是晚报的忠实订户，订了两份呢，特别喜欢看五色土。另一显眼的是墙上一幅诙谐的毛笔字打油诗：“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是他的学生莫言写的。
徐怀中于增湘伉俪，12月4日摄于徐家客厅。
徐怀中，原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荣誉副主席，《中国军旅文学经典大系》荣誉主编。1929年9月生于河北邯郸。著有中篇小说《地上的长虹》、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牵风记》、中短篇小说集《没有翅膀的天使》等。短篇小说《西线轶事》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底色》荣获2014年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
在获奖前，大众媒体给徐怀中的标签是“莫言老师”“文坛伯乐”，他从不介意。他既不避讳和莫言的关系，又不摆出前辈的姿态传授经验。徐怀中作为解放军艺术学院领导、做出开创性贡献的文学系一线教师，从1984年起担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教出了一批优秀作家，对于文学创作的教学做了大量的探索和努力。作家们眼中他是文学引路人，是恩师，但这次《牵风记》获奖才让更多读者发现，原来徐怀中也曾创作过多部优秀小说，尤其是他花了五十多年构思、五年时间创作的战争小说《牵风记》。
■老年思考更加深入
早在1962年，徐怀中就曾着手写作长篇小说《牵风记》，写了近20万字，却不得不将书稿烧掉。徐怀中说，自己的写作生涯用“挣扎”两个字描述，而这部小说更是以“爬”的姿态和速度完成的。《牵风记》以1947年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挺进大别山为历史背景，主要讲述了三个人物和一匹马的故事。
徐怀中看来，用三十年或者五十年写《牵风记》的说法不确切，好像他几十年间一直在写同一部作品。“这不可能，中间的停顿是由于社会的动荡等各种各样的原因，是很自然的。”徐怀中说。但是他确实一直在头脑中酝酿，不会由于时间的推移或发生重大事件就放下。
但徐怀中却知道，三十岁、六十岁还是九十岁创作这部小说，可能写出来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好像到了老年以后，不忙着去写，先是想，把自己作为一个个体的生命也好，夸张一些说，整个人类社会的走向你都会去考虑。我觉得不把所有的最终极的问题想好了，想通了，就不能动笔去写。”徐怀中说，尽管自己写出来的可能只是树枝上采集下来的一个枝叶，但其中蕴含着他多年来苦苦冥想的诸多命题，“我觉得老年人的写作状态和中青年的写作状态，是有很大区别的。”
人生理上的衰老是文学创作无法回避、也无法彻底解决的问题，但我们有不同的接受方式。“进入老年时期，人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因为老年思考问题更加深入，同时阅读范围也扩大了。年轻的时候可能喜爱读文学作品、看电影。老了人就喜欢读哲学方面的书，特别是东方古老的哲学，这是学无止境的。”徐怀中看来，自己读这些东西，不光是对写作，对整个人生都是一次充实。“《牵风记》的构思有很长的过程，所以头脑思考的问题就不那么简单、单一化了，不是只要把作品写生动就有了一切，而是要把头脑里新的认识和思考带进来。”徐怀中说。
■对年轻作家有信心
徐怀中1929年9月29日出生于河北省邯郸市山底村,1941年,他考入太行边区政府开办的太行中学，1945年2月毕业，参加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前线剧团，从事美术宣传工作（后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野战军政治部文艺工作团），从此开始了一生的军人生活。“我参加过抗日战争的最后几年，那时候年龄很小，就是反扫荡。后来参加了整整三年解放战争。”徐怀中回忆，一九六五年冬到一九六六年春，他到某国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地区，跟他们一起参加了近半年的战争，“那次战争是对我很大的考验，整个经历和我的生命融合在一起，特别是战场上那些细节，我永远不会忘掉。”他本姓许，因为还有一个作家叫许怀中，为了区分开来，在发表作品时就用了双立人徐。
徐怀中这一代作家亲历过战争的残酷，再往后一代的许多知名作家都有军旅生活的经历，如孙犁、邓友梅、莫言、刘震云、麦家、严歌苓等，如今在和平年代，作家真正接近战场的机会越来越少，这会影响到军旅文学的创作吗？徐怀中反倒很有信心：“战争文学应该是参加过战争的人写，因为有亲身的生命体验，但战争文学不可能仅仅靠参加过战争的人写，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也没有经历过战争。所以我想战争文学和军事文学的希望，应该寄托于没有参加过战争的年轻一代。”
■在妻子鼓励下创作
采访时，徐怀中的夫人于增湘一直在沙发旁陪坐在侧，她虽白发苍苍却面色红润，全程投入地静静听我们的对话，不时和徐怀中相视一笑。徐怀中曾说过，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爱人于增湘是第一读者，给了他许多鼓励和建议。
“我的文学创作生涯还真是我们两个人生命的延续，是同步的。”1950年徐怀中在西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任研究员，此后每年去西藏地区深入生活，开始文学创作。从第一篇小说起，于增湘就是徐怀中的第一个读者。
他最初写小说，就是于增湘的建议。徐怀中回忆，刚解放时他们在重庆，都在第二野战军。开始他写了几个剧本，拿到北京来请专家看，结果看一个不行，看一个又不行，他写了有两部话剧，一部歌剧，一部歌舞剧，都没能上演。于增湘便问，你为什么不写小说呢？徐怀中一想，是啊，为什么一定要写舞台节目呢？也可以写小说啊。之后他到了西藏的一个筑路部队修康藏公路，西藏沿线几个农场他都走遍了，跟藏族同胞一块儿劳动，学会了开拖拉机、翻地，写出了第一篇代表作长篇《我们播种爱情》。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徐怀中作为作家和记者，率组在战地前线采访，多次与死亡擦肩而过。“到处是B-52轰炸机轰炸和敌军扫荡，我们都钻到地道里，非常危险。”那时，于增湘在农村搞四清，在报纸上看到美军轰炸的情况，无比担心丈夫能不能平安回来，最后晕倒在农村，被担架送到野战医院，大病一场。“她就是为了我，白天跟农民一起劳动，晚上就把这个报纸打开，看越南轰炸的情况。”徐怀中告诉笔者。这段“战地日记”后来被徐怀中写成小说《底色》，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
后来夫妻俩要下放到云南边疆了，于增湘带着一身病。徐怀中跑到医院去，找了有名的大夫。“老大夫非常同情我们，给她配一个方子，我们就提了两大兜很重的中药，三个孩子怀里抱着、领着，拖家带口到云南去了。”徐怀中说起几十年前一家人相依为命仍旧清晰如昨。
“她并不搞文字创作，她被舞蹈家协会授予终身成就奖，一生都在搞舞蹈，但艺术感觉是相通的，她的艺术感觉特别好。”徐怀中说起爱人十分甜蜜，“我写好以后请她看一看，她会直截了当表明哪里写得好，哪里不好。如果她说不好，我就会考虑考虑，尽管她不一定讲很多道理，但她的感觉很准确，所以我很感谢她。”说到这，一旁的于老有些害羞地再次笑了，徐怀中还没说完，“这都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她陪伴我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