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祝勇把对故宫的爱，写在《故宫的古物之美》的序言中：“600年的宫殿，7000年的文明，一个人走进去，就像一粒沙，被吹进沙漠，立刻不见了踪影，故宫让我们收敛起年轻时的狂妄，认真地注视和倾听。”
从故宫“骨灰粉”到“故宫人”
祝勇的工作地点在故宫西北角，是西北角楼下一个两进四合院，这里曾经是紫禁城的城隍庙，现在成了故宫研究院的所在地。一聊起故宫，他满脸从容。这个常开玩笑说自己是乾隆同事的故宫人，守着一个巨大的宝库，也在探寻的过程中滋养着自己的灵魂。
“有人问北京故宫的镇馆之宝是什么？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它是中国最大的艺术品博物馆，里面珍藏的各类文物总量达186多万件，全中国42%的珍贵文物都藏在这里。所以有人答，故宫这座建筑本身就是最大宝贝。我觉得也挺对。” 在祝勇眼中，故宫就是一个生命体，它有呼吸，也有情感。
与故宫结缘，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祝勇特别喜欢去故宫转悠。“故宫当然是北京文化里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没有想到正是这样的渊源，后来他还进入到故宫学研究所工作。他说，故宫就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宝藏，越是深入研究越发现瑰宝取之不竭。在不断深入探索的过程中，祝勇对故宫文化的热爱也在与日俱增。
2000年祝勇开始筹拍故宫纪录片的契机，是因为当年北京2008年奥运会申办委员会在洛桑向国际奥委会递交了申请报告。一系列围绕北京申奥的文化活动陆续开展，北京电视台找到祝勇，彼时祝勇在故宫的相关研究中已颇有建树。
真正意义上接触纪录片这是头一次。这个纪录片最终没能完成并播出，但是对祝勇来说，已到了一个全新的起点。2004年，其所著的小说《旧宫殿》出版。同年，中央电视台筹拍大型历史纪录片《1405，郑和下西洋》，这两件事的内在逻辑都集中于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朱棣身上。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而《旧宫殿》的主要人物也是朱棣。祝勇担任了纪录片《1405，郑和下西洋》的总撰稿。
继《故宫的风花雪月》《故宫的隐秘角落》《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三部曲”之后，祝勇又推出一部《故宫的古物之美》，用文字建造了一座“纸上博物馆”，涉及了18类国家宝藏的前世今生。“祝勇故宫系列”正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到明年紫禁城600年预计出齐20种。
文字赋予作品更多想象空间
祝勇认为，创作故宫有关的纪录片与撰写故宫的相关著作，其最大的不同是创作体验。从纪录片的创作过程来说，它多多少少和祝勇从事的故宫研究有关，写书为纪录片创作沉淀了丰厚的经验和历史典藏。两者如影随形，互为成就。关注点似有相近，但是表达方式却截然不同。
祝勇更倾向于文字的深邃。因为只有文字能够更为精确地到达他想表达的思想内核。不管情绪还是情感都能帮助他潜入故宫的隐秘角落，探求背后有趣的故事。
在这些故宫的隐秘角落里，承载了历史长河里不同的人物命运和人生选择。也许，这些人物的命运选择是偶然的，却能透过这些偶然看到某些时代背景下的必然。人物命运随时代而动，时势造就英雄。祝勇认为，借助文字可以让故事和人物命运的谋篇布局更为酣畅淋漓。文字也能给你无尽的想象空间。
影像则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门类，纪录片可以通过一些漂亮的空镜头来再现历史的“真实”，也可以借助多媒体的三维特效来增进表达效果，包括音效渲染，能让纪录片呈现一种大气磅礴的力量。这种力量比文字更为直观，带给观众更加复合的感官体验。
祝勇说，在担任纪录片总撰稿或总导演时，他经常面临一种困境：你需要用一种视觉化的手段去还原历史的场景，但在中国古代并没有原始的影像记录，拍摄手法就不能太写实，需要留出更多的想象空间给当代观众。这是巨大的挑战。比如，在拍摄历史人物苏东坡、利玛窦时，人物形象的具体化和想象就会经常发生冲突，还原人物形象也会花费很多时间。
纪录片不好拿捏的地方在于它是历史的真实，需要凸显真人真事，而不像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可以在虚构成分上进行角色演绎。因此在拍摄纪录片的历史人物上，他的原则就是既实又虚，虚实结合，最大限度留给观众想象空间。
祝勇说：“花开花落、燕去燕来，我的生命和宫殿的寒暑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历史书写者的幸福。阿房宫、未央宫、大明宫都不存在了，所幸，我能守着一个紫禁城，它带给我无限的表达冲动，也给我无限的灵感。”
Qa 生活周刊×祝勇 作家、学者，现就职于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
Q：写作与拍摄纪录片，你个人更偏爱哪一种？
A：我更偏爱写作，因为它的自由度更大。正像金庸所说，借助小说，他可以瞬间从草原大漠穿行到江南古镇。文字上的蒙太奇，借助影像手段去实现就难拍多了。
Q：在你的故宫系列作品中，你对故宫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或者有哪些章节最打动你？
A：我觉得是时代背景下众多的人物命运。在故宫重要的历史转折中，中国长达600年甚至从忽必烈算起长达800年的历史，也是中国历史文化中很重要的一站。当你回望这些历史、这些历史人物时，你就如同站在一个火车站台上，看他们一幕一幕从自己的眼前掠过。也许，看起来它是冷冰冰的不动声色，站台上南来北往，各式各样的乘客，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他们的命运也随之变化。我在创作这些作品时，从来不是完全关注这个宫殿的硬件，阐述建筑本身的辉煌，阐述故宫藏品的稀世罕见。我可能依旧更加关注人，在写《故宫的隐秘角落》时，表面是写建筑，但实际上依然关注的是建筑背后人与人的起承转合，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人物的命运轨迹。回望这些历史人物的路径，其实非常有意思。
Q：能不能具体展开你所喜欢的这些章节，有哪些人物牵动你的情绪？
A：我比较喜欢的是《故宫的隐秘角落》，里面有一篇写到吴三桂的命运。他的人生就像过山车，他的选择也是被大历史潮流裹挟的人物命运。这段故事中有康熙皇帝，也有陈圆圆，写满人间沧桑，写得我也非常感动。人在面对历史洪流下的选择，其实非常复杂和纠结，不能用简单一个好人或者坏人去评价。他也曾面临两难抉择，也为了他的选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反而，人们所熟知的引清兵入关这段我用的笔墨不多。我主要写了他生命的后半程轨迹以及最终结局。像这样的历史人物就很打动我。我在他们身上找到了一些共鸣。
Q：你曾说苏东坡是你个人历史研究中的宝库，为何如此钟爱苏东坡？
A：苏东坡非常真性情，在我眼中是真善美的化身。其实，他所有的艺术创作和高度最终都源于他的真性情。他的诗词直抒胸臆，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我最喜欢他的词就是《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你会发现苏东坡人到中年，越发想念自己的原配夫人，这首词里的真性情特别打动人。他不太在意外界人的眼光，活出了真我。就算在政治上，他不支持王安石变法，也不是单纯反对变法，而是觉得王安石急于求成，比较冒进，重用亲信，打击对手。苏东坡觉得变法本身是好的，但是手段上有问题。于是，才会直言不讳地反对王安石，提出很多不同意见。而苏东坡经历多次被贬后，还曾绕道南京专程去看望王安石，二人一见泯恩仇。正是苏东坡的“真”，才让他在艺术上、文学上拥有如此高的造诣。苏东坡最让我感动的也是他的真善美。
Q：你从事故宫研究多年，是什么样的动力让你对此热情依旧？
A：故宫是一个巨大的宝藏，随着越挖越深，不断有新鲜点刺激着你。这些储备从何而来？也许是日积月累，长时间的浸润。在主题的开掘上，我喜欢不断变化方向和花样。如果我写完苏东坡，再让我去写一个欧阳修，我就觉得意思不大。我会撬动其他题材，故宫的内涵太博大了，它所涉及的所有历史人物，所有文化艺术宝藏，是取之不竭的。
近来，我正在策划一个有关故宫文物南迁的主题， 上一代故宫人在战乱时代如何保障了故宫文物不受损害，付出了巨大的心力和行动，甚至一些人还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当年这些知识分子手无缚鸡之力，却完成了一件不可想象的伟大任务，这些故事在那个年代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好好传扬。故宫文物南迁的系列会通过文字，也会通过纪录片来达成。从书生报国这个角度来说，故宫文物南迁的故事与苏东坡传递的精神一脉相承，但是写法上《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人物塑造集中于单体个案，通过人物的文学作品来还原他的精神轨迹。而故宫文物南迁系列是人物群像，包括我刚刚写完的紫禁城600年，全文有30多万字，就要从宏观层面对历史进行解读。我会使用不同的方法去反复言说紫禁城，会从不同的历史节点或者单一事件中去延展发散，扩充为一个新的命题。这种变化比较类似摄影师变换焦距，从微观到宏观。
Q：每次创作的灵感从何而来？
A：写得多了，脑袋里就会有一个知识的储备库，明年是紫禁城600年，在写作这个主题时酝酿的时间维度更久。谋篇布局是重点，写作最难的就是结构。一个作品是否能成功，也要看作家的知识储备够不够强大。有时也看天意。未来，我依然会在故宫这个主题上深入挖掘，至少现在热情依旧在。目前，我的大多数作品都是非虚构写作，未来，也想尝试进行虚构式写作，我推崇的英国作家肯·福莱特，他的《圣殿春秋》《世界的凛冬》都是鸿篇巨制，他的文风和中国一些写严肃历史的作家还不太一样。这也是我未来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