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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 勇:走进故宫,就像沙粒吹进沙漠

发表时间:2019-11-26  热度:

 

这些年,祝勇把对故宫的爱,写在《故宫的古物之美》的序言中:“600年的宫殿,7000年的文明,一个人走进去,就像一粒沙,被吹进沙漠,立刻不见了踪影,故宫让我们收敛起年轻时的狂妄,认真地注视和倾听。”

从故宫“骨灰粉”到“故宫人”

祝勇的工作地点在故宫西北角,是西北角楼下一个两进四合院,这里曾经是紫禁城的城隍庙,现在成了故宫研究院的所在地。一聊起故宫,他满脸从容。这个常开玩笑说自己是乾隆同事的故宫人,守着一个巨大的宝库,也在探寻的过程中滋养着自己的灵魂。

“有人问北京故宫的镇馆之宝是什么?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它是中国最大的艺术品博物馆,里面珍藏的各类文物总量达186多万件,全中国42%的珍贵文物都藏在这里。所以有人答,故宫这座建筑本身就是最大宝贝。我觉得也挺对。” 在祝勇眼中,故宫就是一个生命体,它有呼吸,也有情感。

与故宫结缘,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祝勇特别喜欢去故宫转悠。“故宫当然是北京文化里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没有想到正是这样的渊源,后来他还进入到故宫学研究所工作。他说,故宫就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宝藏,越是深入研究越发现瑰宝取之不竭。在不断深入探索的过程中,祝勇对故宫文化的热爱也在与日俱增。

2000年祝勇开始筹拍故宫纪录片的契机,是因为当年北京2008年奥运会申办委员会在洛桑向国际奥委会递交了申请报告。一系列围绕北京申奥的文化活动陆续开展,北京电视台找到祝勇,彼时祝勇在故宫的相关研究中已颇有建树。

真正意义上接触纪录片这是头一次。这个纪录片最终没能完成并播出,但是对祝勇来说,已到了一个全新的起点。2004年,其所著的小说《旧宫殿》出版。同年,中央电视台筹拍大型历史纪录片《1405,郑和下西洋》,这两件事的内在逻辑都集中于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朱棣身上。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而《旧宫殿》的主要人物也是朱棣。祝勇担任了纪录片《1405,郑和下西洋》的总撰稿。

继《故宫的风花雪月》《故宫的隐秘角落》《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三部曲”之后,祝勇又推出一部《故宫的古物之美》,用文字建造了一座“纸上博物馆”,涉及了18类国家宝藏的前世今生。“祝勇故宫系列”正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到明年紫禁城600年预计出齐20种。

文字赋予作品更多想象空间

祝勇认为,创作故宫有关的纪录片与撰写故宫的相关著作,其最大的不同是创作体验。从纪录片的创作过程来说,它多多少少和祝勇从事的故宫研究有关,写书为纪录片创作沉淀了丰厚的经验和历史典藏。两者如影随形,互为成就。关注点似有相近,但是表达方式却截然不同。

祝勇更倾向于文字的深邃。因为只有文字能够更为精确地到达他想表达的思想内核。不管情绪还是情感都能帮助他潜入故宫的隐秘角落,探求背后有趣的故事。

在这些故宫的隐秘角落里,承载了历史长河里不同的人物命运和人生选择。也许,这些人物的命运选择是偶然的,却能透过这些偶然看到某些时代背景下的必然。人物命运随时代而动,时势造就英雄。祝勇认为,借助文字可以让故事和人物命运的谋篇布局更为酣畅淋漓。文字也能给你无尽的想象空间。

影像则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门类,纪录片可以通过一些漂亮的空镜头来再现历史的“真实”,也可以借助多媒体的三维特效来增进表达效果,包括音效渲染,能让纪录片呈现一种大气磅礴的力量。这种力量比文字更为直观,带给观众更加复合的感官体验。

祝勇说,在担任纪录片总撰稿或总导演时,他经常面临一种困境:你需要用一种视觉化的手段去还原历史的场景,但在中国古代并没有原始的影像记录,拍摄手法就不能太写实,需要留出更多的想象空间给当代观众。这是巨大的挑战。比如,在拍摄历史人物苏东坡、利玛窦时,人物形象的具体化和想象就会经常发生冲突,还原人物形象也会花费很多时间。

纪录片不好拿捏的地方在于它是历史的真实,需要凸显真人真事,而不像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可以在虚构成分上进行角色演绎。因此在拍摄纪录片的历史人物上,他的原则就是既实又虚,虚实结合,最大限度留给观众想象空间。

祝勇说:“花开花落、燕去燕来,我的生命和宫殿的寒暑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历史书写者的幸福。阿房宫、未央宫、大明宫都不存在了,所幸,我能守着一个紫禁城,它带给我无限的表达冲动,也给我无限的灵感。”

Qa 生活周刊×祝勇 作家、学者,现就职于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

Q:写作与拍摄纪录片,你个人更偏爱哪一种?

A:我更偏爱写作,因为它的自由度更大。正像金庸所说,借助小说,他可以瞬间从草原大漠穿行到江南古镇。文字上的蒙太奇,借助影像手段去实现就难拍多了。

Q:在你的故宫系列作品中,你对故宫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或者有哪些章节最打动你?

A:我觉得是时代背景下众多的人物命运。在故宫重要的历史转折中,中国长达600年甚至从忽必烈算起长达800年的历史,也是中国历史文化中很重要的一站。当你回望这些历史、这些历史人物时,你就如同站在一个火车站台上,看他们一幕一幕从自己的眼前掠过。也许,看起来它是冷冰冰的不动声色,站台上南来北往,各式各样的乘客,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他们的命运也随之变化。我在创作这些作品时,从来不是完全关注这个宫殿的硬件,阐述建筑本身的辉煌,阐述故宫藏品的稀世罕见。我可能依旧更加关注人,在写《故宫的隐秘角落》时,表面是写建筑,但实际上依然关注的是建筑背后人与人的起承转合,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人物的命运轨迹。回望这些历史人物的路径,其实非常有意思。

Q:能不能具体展开你所喜欢的这些章节,有哪些人物牵动你的情绪?

A:我比较喜欢的是《故宫的隐秘角落》,里面有一篇写到吴三桂的命运。他的人生就像过山车,他的选择也是被大历史潮流裹挟的人物命运。这段故事中有康熙皇帝,也有陈圆圆,写满人间沧桑,写得我也非常感动。人在面对历史洪流下的选择,其实非常复杂和纠结,不能用简单一个好人或者坏人去评价。他也曾面临两难抉择,也为了他的选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反而,人们所熟知的引清兵入关这段我用的笔墨不多。我主要写了他生命的后半程轨迹以及最终结局。像这样的历史人物就很打动我。我在他们身上找到了一些共鸣。

Q:你曾说苏东坡是你个人历史研究中的宝库,为何如此钟爱苏东坡?

A:苏东坡非常真性情,在我眼中是真善美的化身。其实,他所有的艺术创作和高度最终都源于他的真性情。他的诗词直抒胸臆,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我最喜欢他的词就是《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你会发现苏东坡人到中年,越发想念自己的原配夫人,这首词里的真性情特别打动人。他不太在意外界人的眼光,活出了真我。就算在政治上,他不支持王安石变法,也不是单纯反对变法,而是觉得王安石急于求成,比较冒进,重用亲信,打击对手。苏东坡觉得变法本身是好的,但是手段上有问题。于是,才会直言不讳地反对王安石,提出很多不同意见。而苏东坡经历多次被贬后,还曾绕道南京专程去看望王安石,二人一见泯恩仇。正是苏东坡的“真”,才让他在艺术上、文学上拥有如此高的造诣。苏东坡最让我感动的也是他的真善美。

Q:你从事故宫研究多年,是什么样的动力让你对此热情依旧?

A:故宫是一个巨大的宝藏,随着越挖越深,不断有新鲜点刺激着你。这些储备从何而来?也许是日积月累,长时间的浸润。在主题的开掘上,我喜欢不断变化方向和花样。如果我写完苏东坡,再让我去写一个欧阳修,我就觉得意思不大。我会撬动其他题材,故宫的内涵太博大了,它所涉及的所有历史人物,所有文化艺术宝藏,是取之不竭的。

近来,我正在策划一个有关故宫文物南迁的主题, 上一代故宫人在战乱时代如何保障了故宫文物不受损害,付出了巨大的心力和行动,甚至一些人还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当年这些知识分子手无缚鸡之力,却完成了一件不可想象的伟大任务,这些故事在那个年代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好好传扬。故宫文物南迁的系列会通过文字,也会通过纪录片来达成。从书生报国这个角度来说,故宫文物南迁的故事与苏东坡传递的精神一脉相承,但是写法上《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人物塑造集中于单体个案,通过人物的文学作品来还原他的精神轨迹。而故宫文物南迁系列是人物群像,包括我刚刚写完的紫禁城600年,全文有30多万字,就要从宏观层面对历史进行解读。我会使用不同的方法去反复言说紫禁城,会从不同的历史节点或者单一事件中去延展发散,扩充为一个新的命题。这种变化比较类似摄影师变换焦距,从微观到宏观。

Q:每次创作的灵感从何而来?

A:写得多了,脑袋里就会有一个知识的储备库,明年是紫禁城600年,在写作这个主题时酝酿的时间维度更久。谋篇布局是重点,写作最难的就是结构。一个作品是否能成功,也要看作家的知识储备够不够强大。有时也看天意。未来,我依然会在故宫这个主题上深入挖掘,至少现在热情依旧在。目前,我的大多数作品都是非虚构写作,未来,也想尝试进行虚构式写作,我推崇的英国作家肯·福莱特,他的《圣殿春秋》《世界的凛冬》都是鸿篇巨制,他的文风和中国一些写严肃历史的作家还不太一样。这也是我未来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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