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人生中几次遇到困难的时候，都是写小说把我救了。这次写《你好，安娜》也是。我不能说写完这部长篇就完全恢复到曾经的生活和写作状态，但好像重新回到“人间”了。
蒋韵
《你好，安娜》，蒋韵著，花城出版社2019年8月第一版，45.00元
四十多年前的一个夏日，一列逢站必停的绿皮火车行进在山西境内，车上三位女青年——素心、安娜、三美，结伴去看望在汾河边那个叫洪善的村庄里插队的姐妹。那是个充满青春朝气与理想主义的年代，也是个小心翼翼、禁忌重重的时代，三个姑娘与男主人公在这列火车上的偶遇，拉开几个人物此后大半生情感牵连和命运起伏的帷幕……这是作家蒋韵的新长篇《你好，安娜》的开头，随后的情节进展无论怎样变化，人物的人生走向如何令人唏嘘，都还是笼罩在这开篇的氛围里。一切的偶然、宿命、诗意、悲情，哪怕读上去如此戏剧性，在那个年代的这些人物身上亦成为合理。蒋韵与素心她们是同龄人，她熟悉那个年代，写起来得心应手。
蒋韵的文学之路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起步的，写了这么多年小说，不乏《栎树的囚徒》《隐秘盛开》《行走的年代》这样个人风格鲜明、情感细腻、内涵深邃的佳作。她在同辈作家中不算高产，人也低调，并未获得与其作品水准相配的声名。即使在这样的写作节奏和行事风格下，《你好，安娜》的问世也给人久违之感，毕竟距离她的上一部长篇相隔多年。事实上，有五六年时间，不止一位家人生病、住院，使得她的生活重心“就是医院、医院、还是医院：北京的，山西的”，她与写作这件事相距遥远，“那已然是另一个世界的事了”，她在《你好，安娜》的“后记”中这样写道。
随着时间推移以及家事境况的稳定，特别是出于对“记忆完全有可能比我的身体先死”的忧虑，蒋韵重新梳理记忆、编织故事、塑造人物，用文字为自己经历过、依旧记忆犹新却已逝的年代留下印记。某种意义上，《你好，安娜》中的人物就是作者以及她那一代人的青春写照，也是他们的命运缩影，承载着他们的内心世界与精神负荷。虽然蒋韵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无意担负“为一代人代言”这样的使命，但文学本身，特别是这样带有强烈时代感和年代烙印的作品，天然具有封存并适时呈现某段历史的功能。写完这部长篇，对蒋韵来说意味着一种情绪释放，但同时她对笔下那些一生浸没在“罪与罚”中的人物怀有果决和悲悯杂糅的情感。她试图用文学来挽留或者哪怕减缓时代远去的脚步，她在这方面的责任感比年轻时还要强烈，“望着车窗外一闪而过的风景和各种招牌，大声地依恋地念出它们的名字，在终将失去它们之前拥抱它们，和它们告别。对它们说，谢谢你们给了我一个丰富的过往”。
中华读书报：《你好，安娜》从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再到人物的气质乃至文字风格或多或少都是您之前那些小说的某种延续，不过，无论是书中人物直接表达的情感还是文字背后流露的情绪似乎都要比您以往的作品直接、激烈，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错觉。
蒋韵：激烈？对啊，绝对不是你的错觉。《你好，安娜》中所写到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是亲历者。十几年前我写《隐秘盛开》的时候，对于用文学记录时代的紧迫感还没那么强。现在，我已经六十五岁了，到了这个年龄就有点来日无多的感觉，而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时代，一切的记忆，如果不记录下来，也许就要被“抹杀”掉了。对此我内心有种激愤的紧迫感。
中华读书报：所以，您在《你好，安娜》的“后记”中才有“记忆完全有可能比我的身体先死”这样的忧虑，这也是促使您时隔若干年又动笔写长篇的一种动力吧？
蒋韵：没错，这是我个人层面的忧虑，但写作的意义不止于此，其实还有作为一位作家记录历史的责任感。
在我写作这部长篇小说的过程中，我妈妈虽然已经生病卧床好几年了，但毕竟人还在。只是她那时近似植物人的状态，有生命，可是我觉得她的记忆和灵魂早就先于她的身体而去了。后来，我在修改和写“后记”的时候，妈妈走了。我真地觉得这样的处境并非仅仅发生在个体身上，我们经历的时代何尝不是如此？我是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单纯用文字书写时代在我看来是很外在的做法，任何时代背景下，我们要关注的不都是人吗？不是都要关注人的内心吗？所以你会感觉《你好，安娜》与《隐秘盛开》一脉相承，而之所以《你好，安娜》中表达的这么激烈，更特别地关注人物内心世界，我想就是因为现在我有更加迫切的记录时代的内心需要。
中华读书报：这几年家中亲人遭遇的一些变故对您的影响不可谓不大，思考和写作的时间变得很有限，情绪也会受到触动，现在回看这些，对您的写作意味着什么？
蒋韵：这些经历对我的写作肯定是有影响的。不过，可能好多人会觉得，我在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以后应该变得很通达，更透彻，其实我并没有这样的感觉，并不是经过这些事以后就活得比原来更明白，仿佛看透了生死似的，一点也不，反而困惑更多。倒是身处在困境中的时候，想的比以前还少，因为没有时间去多想。但是，这些日子没有白过，它带给我的收获可能没有那么明确和具体，是隐形的。所以啊，《你好，安娜》在精神气质上并不是多么超然，我在写的时候也没想过这些。
中华读书报：《你好，安娜》中写到年轻时自我而反叛的丽莎历尽沧桑重回母亲身边，当她有一肚子的话要和母亲倾诉时，母亲已经患病无法和她交流，这个情节让我联想到您在“后记”中提到一些您的父母后来也是因病无法和您交流，应该说您把人生写得这么残酷还是下笔挺“狠”的。
蒋韵：这种比较狠的情节并不是我特别刻意的预设，而是当时我写到那里就觉得故事应该这样进行下去。在李锐(蒋韵的丈夫，著名作家)生病之前我写的一部中篇小说叫《晚祷》，从那时开始，我就有意识地认为这些年的写作其实一直围绕着“罪与罚”的主题，《你好，安娜》也是这样。
除了你提到的丽莎，书中的女主人公素心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做过错事，但年轻也好，一念之差也罢，毕竟因为她的所作所为有人付出了生命，那就应该被称为“罪”，我让她为此背负一生。为什么这么写？这些年来我看到太多的人好像都活得没心没肺，没有精神上的承载，这也并不能简单地用没有信仰来解释。而在此之前，我们读到前人的一些作品，会感觉到他们身上的担当和信仰成分的。
中华读书报：在写作时，有的作家比较冷静，以“造物主”般的姿态来设计情节、左右笔下人物命运，另一类作家则相对感性，写作时会带入个人情感，甚至与笔下人物一起欢笑和流泪，您属于后者吧？
蒋韵：我是后者。我写小说的时候，经常是只有大概的情节走向，至于故事到底怎么推进，具体会发生什么，我动笔的时候也并不清楚。写这部长篇期间，我每天只有上午的三个小时可以写作，但只写了三个月就完成了，写得很顺利。也许是我这么多年没写作了，有足够多的积累。当时我觉得要是再不写的话，我就完了。其实我的内心是很心疼《你好，安娜》中这些人物的，本以为这部长篇的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释放，可写完初稿之后，觉得特别为这些人物难过，我的血压状况一下子又很糟糕了。
中华读书报：《你好，安娜》中的那些人物是您的同龄人，而书写他们的青春年代于您而言像是某种意义上的自我回顾和梳理，这样的写作特别是在时代场景乃至细节上是否更加得心应手一些？
蒋韵：是这样的。比如书中一开始写到的那几个人在火车上的场景，就是我在那个时代的生活中真实发生过的——几个年轻人坐在一列特别慢的火车上，去看一个在远方插队的朋友。当年坐火车沿线的经历和看到的风光就像刻在我的脑子里一样，现在想起来似乎还能闻到当年火车里那个味道。书中有一章写到素心和三美两个女孩去五台山，中途迷路到公社大院歇脚借宿的情节，那就是我年轻时候的亲身经历啊。所以写起来特别地顺。
中华读书报：您提到两个女孩去五台山的那个“圣山”章节是书中我最喜欢的部分，青春、浪漫、温暖，特别有象征意义，书写了那个年代背景下人性的闪光之处，这也是您对人性乃至对世界仍葆有的善意和乐观吧？为什么要以“插曲”的结构来处理这个章节？
蒋韵：笛安(蒋韵的女儿，青年作家)也说她最喜欢的就是书中这个章节。关于小说结构，一开始我没想过要把这段经历写进去，但当我写到那里，就觉得必须得有这么一章，也是被作品推到那里了。当年，我们三个女孩对未来有很多想法，每个人都带点年轻的伤感，想去五台山看看。中途我们确实是走错路了，一步一步地走到一个公社，人家就收留我们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给我们指了路。记得当时是第一天下了火车就步行，在公社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傍晚时分我们才走到五台山。
中华读书报：这部长篇分为“天国的葡萄园”“玛娜”两部分，这两部分的题目分别是书中两位人物所写文字的标题，这两段文字所讲述的与书中其他部分形成一种多视角叙述的关系，这么处理的用意是什么？
蒋韵：这么写是一种警世吧。为什么有的人会背负一生的负罪感？实际上我也有类似的感觉，比如我如果做错过什么事，当时可能是随意为之，但后来发现它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甚至真能影响我一辈子。相信跟我有类似感觉的人并不少，人们不可能都那么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地活着，所以我这本书是写给这些人看的。我特别不喜欢被读者质疑为什么我笔下的人物不能轻易说出“忏悔”两个字，因为这两个字太重了啊，不是轻易就能说出来的。你做了错事去道歉，就能放下心理的重负吗？有的人就得背负着十字架过一辈子。
中华读书报：作为一位作家，您也是妻子和母亲，您的丈夫和女儿也是作家，这是否意味着在创作投入与精力分配上您要做出更多牺牲？
蒋韵：2014年家人生病以后，我差不多有三年的时间一个字都没写。我曾以为自己肯定离不开文学，文学就是我的生命，并非功利的需要。但一度我又觉得文学离我很远很远，与家人的健康、生命相比，文学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后来家人病情好转，我感到内心空荡荡的，那时候才觉得，我说文学是生命好像也不算夸张，后来写了一个中篇小说。那时候有段时间我可能是长期不和外界接触的缘故，特别不想见人，我怀疑自己有点抑郁。好在写小说救了我一把，在我人生中几次遇到困难的时候，都是写小说把我救了。这次写《你好，安娜》也是，就是觉得特别想写，就写了。我不能说写完这部长篇就完全恢复到曾经的生活和写作状态，但好像重新回到“人间”了。
中华读书报：写了这么多关于记忆、关于曾经的年代的作品，您是否考虑过写写当下，写写您生活的北京？
蒋韵：说到写当下，其实心里是有过这方面的想法，也想做这样的尝试，但想想之后，总觉得写当下可能不那么得心应手，写出来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把握不大。当然，也没有特别强烈非写不可的冲动，还是得继续酝酿酝酿。
与写当下相比，我更想书写《你好，安娜》里的那个时代。第一，对于那个年代，我言犹未尽。第二，再不写，有违我的责任感，总得有人记录下那个渐渐远去的时代，那个时代远远没有被写作者写足、写够。而且，我要写的也不仅是那个时代，还要写人性中曾经有过的至暗时刻，至暗时刻的闪光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