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家一词似乎有两种含义，或是指至爱的人，或是指至恨的人，当然也有由爱至恨的。本文叙述中涉及的冤家似乎兼而有之。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我经人介绍到薪集小学去当上了一名代课教师。自己当学生时就听人讲：踏入社会后，立身处世、接人待物是一门大学问。书读得再多，人未必能看透社会。我心存余悸，懵懵懂懂地跨进了社会的门槛。
与我同寝室的是比我大五岁的同族兄长，他讲：校长是个直性子，直来直去，批评人起来挺厉害，在他面前要放积极点、进步点。教导主任是解放前毕业的高中生，水平高，业务熟，虽说家庭成份不好，但是“三反五反”、“整风反右”都没有搞到他头上，如今混上个教导主任也不容易。老涂去年才被公社评为先进，很受领导信任，一定要同他搞好关系，千万不要得罪他。再就是教六年级的老沈，原来是城关小学的教导主任，五七年划成了右派，现在是“戴帽改造”。你要与他保持距离，免得惹是生非。我想：我才参加工作，读书时还享受过国家助学金，对新社会是有感情的，还指望成名成家干出一番事业来，怎么会跟着右派去“放毒”呢？真是多余的考虑。
教导主任也找我去谈话，要我过好上课这一关，并交代要多听老沈的课，他教学上很有一套。我想也是，才到学校来，先学会备课、上课，过好第一关。于是就经常向老沈请教，课余还跟他学走象棋。教书、下棋他都是我的师傅。
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二年。农村实行休养生息，农民可以逃山赶湖，弄一些红薯、大豆什么的回来全家老少度日。学校种有救灾田，收的青菜萝卜还不少。校长时不时还弄回一点麻油、秋杂来，大家伙摊豆饼、喝苕干酒，比起农民来强多了。虽说生活苦一点，但老师们心很齐，比如多吃点食物，会严格保密的，讲出去管理区领导知道了会批评。用得着一句雅致的话来形容当时的校园生活，叫“和衷共济度灾年”，我看不出社会有如原来估计的那样险恶。
我在薪集小学仅仅教了半年，下半年公社要加强社直中心小学，我和老沈被调了去。老涂也调去了，他是提拔重用，成了校务委员。我教数学，老沈教语文，互相配对搭档，关系比在薪集时更密切了。我在教学上进步很快，不久就成为学校的把关教师，还在全社教研活动中教过几节公开课。
因为仍然处在灾荒年景，公社大食堂难以为继，饭钵里常常放有大量菱角叶、水漂草等“代食品”，蒸出来的饭黑黢黢的，涩得难以入喉。吃饭时我把草叶挑出来扔掉，数着那几粒米饭吃。次数一多，当然被别人发现了。有一天晚上，公社召开机关干部大会，研究食堂如何办？我认真发言了，说：饭钵里最好别加菱角叶，大食堂不如小食堂好，食堂是不是可以搬回学校去办？老涂连忙反驳说：这话是错误的，不能代表学校！“大食堂不如小食堂”，进言之就是“小食堂不如不办食堂”！这是什么言论？吃饭时扔掉“瓜菜代”，这是什么行为？这一闷棍把我打得晕头转向。我哪知道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正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老总们都不能幸免，何况我这一介草民！会后老沈私下对我说：“你呀你，这句话赶上五七年不划你一个右派才怪呢！”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因为上课时把“光天化日”说成了“青天白日”才定的右派：因为他怀念万恶的旧社会呀，怀念万恶的国民党——国民党的党旗不就是“青天白日”？老沈的话说得我流了一身冷汗！
没过多久，又开了一次针对老沈的斗争会。老涂发言时说：有几个人在一起搞小圈子，互相吹吹捧捧，攻击三面红旗，当然把我也带了进去。其实，老沈是服了老涂的，敬鬼神而远之，表现得很老实、很积极。据说，老涂从薪集调到社直中心学校就是为了监督老沈的改造。老涂口袋里经常装着一个红笔记本，它攸关老沈的性命。这次我就看见他掏出那个本子来，断断续续地念道：某月某日沈某某说食堂的饭太少菜太咸；某月某日沈某某曾辅导过地主学生某某某；某月某日沈某某班上的贫农学生是哭着回家的……
会后我不服气：老沈怕你我凭什么也怕你？我也观察起老涂的言行来。
有一天，老涂在我班上珠算课（他只会记帐打算盘），有个学生忘了带算盘，老涂打了学生一耳光，我去劝了半天，学生才止住哭声。开生活会时，我将这事端了出来，说：“涂老师打学生，这与一名先进教师的身份不符，再说体罚学生是教师无能的表现！”谁知这句话像挖了他的祖坟一样，气急败坏，浑身发抖。我心里却十分惬意，全然不知自己种下的恶果得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来偿还。
三年之后，我与老沈一同被调到了离公社三十里之外的牛坪小学，调我的理由是牛坪离公路近，便于我外出参加学习。老沈已经“摘帽”，也是因为交通方便，便于照顾家庭。我哪里知道调动是领导上另有考虑。这时的政治气候是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和老沈成分历史有问题，不能再在社直学校呆下去了，因为这里是公社政治文化中心，阶级敌人睡在身边说不定会闹出什么乱子来。老涂还是一路同行，这回他提拔为副校长了。
牛坪小学当时是利用民房作教室。公社要求师生自己动手，勤俭建校。为了节省成本，砖瓦全由学校十几个老师和两百多个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搬运。窑场在十五里之外的安坪，每天两个来回，十万块砖、二十万块瓦估计要半个多月。老涂当然首当其冲，每次挑二十四块。不知是哪一天哪一趟，半途歇汗闲聊，老沈问我挑二十几块？我说：“二十块都挑得‘蚯耩’，还二十几块！”“蚯耩”是我们本地方言，即像蚯蚓耩地一样爬不动。谁知这句风凉话以后竟惹出了大祸！
文化革命一开始，我就被“革命左派”揪了出来。斗争我时左派们苦于没有把柄，说来说去都是我自己反省书上交待的那几句话。一次斗争会上，涂副校长掏出红笔记本来声色俱厉地念道：某月某日刘某挑砖时说挑得“蚯耩”，这是不是反对勤工俭学？我只得承认我那天是有点怨气。“好，‘是有点怨气’！那“蚯耩”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去‘求蒋介石’？狼子野心何其毒也！”兜了半天圈子，我才明白他要我承认“蚯耩”就是“求蒋”，就是妄想“变天复辟”！为这两个字斗了我三天三夜，低头弯腰了一天又一天，不懂事的小学生们把我的头发抓下了一把又一把，但我咬紧牙关，警告自己：这不能屈服的，否则，定死无疑！老沈见我被斗得死去活来，额上的汗水滴湿了一大块地面，吓得躲到寝室里去寻短见，好在被人发现得及时，才解吊放了下来。第二天拉老沈陪我去游田埂，他的高帽子上写着“威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老右派”，我的高帽子上写着“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
连天的批斗，我已经直不起腰来，游田埂时走得很慢。我偷偷转过脸去，看看旁边的老沈，三尺多高的高帽子下脸色惨白，颈上两道血痕呈暗红色。从“左派”们的批斗发言中我才知道，老沈是昨天半夜在医院里被抢救过来的。
文化革命远没有结束，批斗会搬到了城关。全公社一百多名教师一集中，才发现揪出来的黑帮大多是一些教学骨干，薪集学校的教导主任也在，而且是“本公社最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头子”。斗争就从这个“黑帮头子”开刀。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句话斗了老主任将近半个月，他就是不承认自己说的这句话是在影射中苏论战。老涂走上台去“口诛脚伐”：“我早就看出了你的狼子野心，知道你是个漏网的大右派！”然后掏出红笔记本，振振有辞地念道：“某年某月某日在薪集学校办公室里，你说你与你老婆两个人只有三条短裤！是吧？”老主任说是有这么一回事。听到这里，众人面面相觑，想笑又不敢笑，心想：这个老涂怎么冒出这句话来？严肃的阶级斗争岂不庸俗化了？县里的观察员们也快沉不住气了。老涂话锋一转，继续他的喊叫：“苏修污蔑我们穷得连裤衩都穿不起，你这不是与苏修美帝一唱一和？”下面爆发出一片口号声。老主任已经承认说过这话，老主任一时又想不出用什么理由来搪塞，只得低头认罪。观察员在斗争会结束时说：“还是涂生威同志觉悟高，心明眼亮，在政治上有显微镜与望远镜，这样才能识别阶级敌人的一言一行，才能把他们斗倒斗臭！” 观察员的话是有所指的，因为半个月来专案组拿老主任没办法，这下堡垒被攻破了！
这次批斗会后，我发现原来与老主任围坐在一起吃肉喝酒打扑克的校长变得判若两人，对老主任态度特严厉，说话特凶狠。后来，他还从乡下把老主任的衣物用汽车拉到城里来办展览，看是不是只有三条裤衩，做得十分绝情。其实十分寒心，解放后两口子工作了十多年，也就一条呢子裤子、一台电子管收音机值钱些！
1966年底，我们这些被斗倒斗臭并且遣返回乡的黑帮们又被招了回来，据说我们被打成“黑帮”是受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千错万错都应归结到“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头上。那天开完平反大会，烧毁完“黑材料”后，小组讨论时我说：“路线是靠人执行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未必知道天底下还有个刘南陔？”老涂听了我的话迅速反击：“革命群众对你的问题不追究，并不是说你就没有问题了！你是在挑动群众斗群众，知道吗？”看，帽子又来了，我只能服了老涂，服了那场“革命”！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八十年代初期，我调到了县教育局。老主任经我推荐到局里来写教育志。校长后来当了文教干事，他到局里来申请基建项目，我邀他来吃饭——他虽然“左”一点，但毕竟是我入伍的介绍人，这点恩情我不会忘记的。我请老主任来作陪，他来了。不过那餐饭吃得相当难受，自始至终他俩未说过一句话，全然找不到当年吃豆饼、喝苕干酒的感觉。收音机里播放着流行的电影主题歌《驼铃》，我们一个个听得鼻子酸酸的。
老沈在一所农村高中退休。退休前他已经不教语文了，改教地理，预报天气，当地农民称他为“沈管天”。一次下校我找到了他，问他为什么改行？他说：“教语文好说错话，怕你再‘挖根’啦！”说得我俩大笑起来。他说的“挖根”是指当年开斗争会时，专案组要我们“黑帮份子”“狗咬狗”，互相揭发批判。我的分析往往能“上纲上线”，所以表扬我“挖根”深刻。即便如此，专案组也没有兑现他们所说的“立功赎罪”，相反为此我得罪了不少同事。老沈与我一笑泯恩仇，其他人是否会呢！
老涂是沔阳下查埠人，侯、王建议“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那会儿回原籍去了。沔阳“普九”验收时，我作为省督学代表参加验收，刚好分工检查下查埠。我问当地干部，有没有一个从荆门回来的叫涂生威的老师？他们说有，从荆门回来后当过几年校长，后来犯高血压病中风了，在家休息。他们说，他家离镇子很远，路又不好走，就别去了。我说还是见一见吧。心想：你也有今天，叫你看看，我是不是一个“黑帮”？如今我们境况不同，地位有别，叫你吃吃后悔药！陪同人员不知道我们的恩怨，也就说：还是老同事讲感情，去吧！当我走进老涂那低矮的单身宿舍时惊呆了，老涂也被我的突如其来吓住了。他万万也没想到老冤家会找到沔阳来，他从床上欠起身来连忙说：“刘老师，你好、你好！”我一听到老涂这熟悉的声音，一看他那蜷曲着的难以行动的身躯，眼泪夺眶而出，我哭了，老涂也哭了！我好像一下子回到了30年前，想起了同挑砖同吃饭的日日夜夜，想起了许多的枝枝节节，刚才还耿耿于怀的那些事也随之烟消云散。陪同人员连忙安慰我，并向老涂介绍：刘督学昨天就打听你，今天赶这远的路来看你，到底是“同船过渡，五百年修”！我怕老涂误会，连忙说：“是领导分工检查你们镇，好在顺便、好在顺便！”老涂说：“哎，在荆门十年，我年轻，办事幼稚，得罪了不少人！”我说：“都三十年了，还提它干啥！”陪同人员请老涂一同到镇政府去吃午饭，他坚持不去，好说歹说，还是被抬上了吉普车。吃饭的时候，我问了他家属、孩子们的情况，他也问了我这些，还问老沈、老主任、校长情况怎么样？我说：“校长、老主任已经过世，老沈还在。”他说：“唉，这一辈子算是没有机会向他们陪个不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