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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之于归

发表时间:2018-02-11  热度:

 晚上没睡好觉,早上起来洗漱完毕,早饭,匆匆上学去。

      学校离家一里多路。我是在这所学校毕业的,那时是小学。后来改办成初中,我这次回来任教的可能是高中。

       我也曾经在这里教过书。后来调到区教育组,又调到县教育局。这次县里裁员,加上我没有什么人事关系,被下放回原籍了。心情糟透了,实在不平衡。同科室的老李、老彭才初中毕业,怎都留下了?

刚下过雨,路上泥泞。老婆倒是希望我早点回来,多多少少可以帮她做点农活。她起早摸黑出工,见缝插针忙自留地,脸上黑黢黢的,手上一把老茧。孩子没人带,跟着我上学去,一搭两就。孩子才三岁。

路很滑,大堰堤很窄,我牵着儿子慢慢地前行。儿子什么都不懂,但是很听话。我很少回家,这次回来不走了,儿子忒高兴。堰里长满了蒲草,水面被占去一大半。堰堤上其实没有路,中间是被雨水冲刷出来的小沟,堤边是蔂草兜。我们踏着草兜走,很慢,很慢。

已经到了街南头,学校在街北头。街上更是泥泞,有碎石子,有碎瓦片,有瓷瓦子。我牵着儿子走路更加小心。这条由南至北的小街不到五百米,好像要走半个世纪。

街上的居民我都很熟悉,每人都能说出一段故事来。

住在最南头的是香姐。她丈夫当过新四军,1948年,国民党第十五旅反扑过来,在城南“清乡”,杀害了大批新四军战士,香姐的丈夫就在其中,后来她改嫁到薪集街上。香姐开茶馆,能说会道,穿着讲究,看到她我就想起鲁迅笔下的杨二嫂。他还是我的媒人,记得接亲的那天,过水凼时,马受惊,香姐从马背上掉下来,跌得鼻青脸肿。她气不打一处来,但看着办喜事的份上也就认了。一想起这事我就非常内疚、非常自责。后来我家进城,母亲向她讨还几只茶杯因而得罪了她,又多了一层格子。不知她是否还在意。不过我每次回来,她总主动地跟我打招呼。这次她只瞟了我一眼,一句话也没说,会不会重生旧隙呢?

住在香姐对门的是开理发店的朱师傅,腿有残疾。他有一手好手艺,他三十多岁时,娶了小他十大几岁的、与我同班的一名女同学。好长时间我不去他店子上理发,怕碰上女同学难看。也不知道是我难堪、女同学难堪,还是他难堪?后来习惯了,还是找他理发。他手艺好,经他理过发,走出薪集才不会显得太土气。好像他正在给顾客理发,是否看见我了不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没跟我讲话。

再过去就是卫生所。那些年我患肺结核,吃药打针没少找过医生,这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特别是王医生,他就在我家对面湾里住。解放前,我们两家关系并不好。听父亲说,清朝的时候,我们两家为争水打过架、上过公堂。那都是八辈子前的事儿了!王医生的弟弟、侄子都是我的同学,他儿子我也教过,早就一笑泯千仇了!王医生穿着齐整,戴一副墨镜,出诊时哼着小调,是薪集街上最快话、最得意的人物。他替我看病、打针,一家人离不开他。他也很知心贴心,每次来我家出诊,母亲总给他做一碗鸡蛋茶,他不会拒绝的。没想到一桩案子把他连累进去,后来不明不白死在区特派员的审讯室里。人肯定是见不到了,但每次从卫生所路过,我总要朝里面望望。今天虽然心情不好,好像也有过这样下意思的动作。

路过供销社的日杂门市部、百货门市部、收购门市部,里面有的有人,有的没有人。我其实很想见见他们,但是一个人也没见着。日杂门市部的老金,“四清”时挨过整,文化革命时我被遣返回乡务农,他大概有切肤之痛,十分同情我,把我叫去给供销社承包红海洋工程:刷毛主席语录,付给我高出生产队工分数十倍的工钱。我不会忘记这份恩情的。百货门市部的老曾,卖过我零头布,还有肥皂、枕巾什么的。他们见了我可能会安慰安慰的。可是没见着。

收购门市部的运礼叔,是我远房的叔叔。他矮墩墩的个子,说话两个酒窝,家庭老上中农,从来不得罪人的。逢年过节手头拮据,或者买东西少钱,找他借个几角几块的,不会打阻隔。对我的下放,最能理解的可能就是他。但是收购门市部的院子门关着,墙上挂着几张不知哪天收购来的死牛皮,院子里摆放着几部报废的手扶拖拉机。

住在街中间的是叶娃子。一般的时候没谁提到她的学名,只有开她的批斗会时才用她的大名“吴叶氏”。她家是地主成分兼工商业者。房子本来应该分给贫雇农,因为还有工商业者的头衔,所以没有动产,没有被扫地出门。据说,她在旧社会与干过伪职的、我的叔父感情暧昧。其实她了解我,我也了解她,但我们从来不讲话。因为害怕连累,害怕被人抓住做“变天梦”的把柄。这次回来,我当然更不希望见到她。

        最北头的是兆林、祖德两户,他们都是我的学生。我在县里工作时兆林曾经找过我,不知给他解决了问题没有,是不是有得罪过他的地方。祖德毕业后学过铁匠,我与他家交集较少。不过他有一个姨妈是我的叔母,逢年过节有时能碰上。既然是这层关系,又没有什么大事,也就没有去惊动他们。

我很惶恐。春节回来时,朱师傅、香姐,老金、运礼叔的都笑脸相迎,老远就打招呼。供销社的主任、会计们凑过来递烟,虽然我并不抽烟。怎么这么快呀,我下放的事前天才定下来,柴集离县城有七十多里路,他们怎么一下子就都知道了呢?

学校到了。还是那个四合井的大院子,东西两边各有六个教室,南北两边各有四个教室。除去办公用房、生活用房可供十二个班级的学生上课。

北边一排教室地势最高,这是关帝庙旧址。原来庙前有两棵古柏,一直到扩大学校规模改办初中时才被拔掉。薪集是国共两党拉锯战的游击区,你来我往,政权更迭。保长红白两道,谁都不得罪,立亭先生就是这样的人物。他是地方绅士,国民政府参议员;又是共产党的同情者,出席过鄂豫皖边区的大洪山会议。这样一位民主人士,国民党第十五旅“清乡”时也没放过。国军抓住他后,就关在关帝庙里。行刑的那天,与立亭先生一起从大院子里被拉出来的有十多人。也是走在这条狭窄的街道上,被刑者五花大绑,行刑者刺刀上膛。我还小,躲在大人腿空里看。立亭先生脸色惨白,基本是被拖上刑场的。打那以后,关帝庙一直没人进去朝拜。解放后才拆了庙宇修学校。

西边一排是老师的办公室。办公室里堆放着损坏的课桌椅,布满了灰尘。门打开了,但是没有人。我想可能我来得早,其他老师还没到。我牵着儿子沿着走廊走。找校长报到,找分配给我的办公桌,找课表。可是什么都没找到。

西南头转角的一间教室里,里一层外一层围了许多人,好像都是老师。仔细听好像在领什么补助,又在议论什么。反正不关我的事,我领着儿子继续走。无意间我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女人尖利却十分诡秘的声音:“刘逸夫……”但再仔细听却又什么都听不到了。我心头一阵抽搐,这学校好多老师都是我的同学、同乡,未必他们不了解我,未必我真犯了什么错误被贬回原籍。我后悔了:当初为什么不抗争一下,不下放或者下放到其他学校去呢?为什么一定要回来受这窝囊气呢!我急得快哭出声来了,只是牵着儿子,强忍着。

不知碰到了谁,也不知是谁告诉我,我是二(二)班的班主任,当时高初中都是二年制,二年级也就是毕业班了。教室在东南角。我仔细想了,能告诉我的只有宗乾。他与我前后湾住,从小学到初中的同学,虽然他比我低好几届。他家贫农成分,读过师范,在学校是依靠对象、骨干力量。只有他没把我当地主出身看待,只有他不嫌弃我患肺结核病。上县里开会,或者上水利工地开地铺,只有他愿意与我搭伙。那些年要是少了他,真不知道能不能挺过来!肯定是他告诉我的,因为二(二)班是全校鼎鼎有名的差班、调皮班。他能给我这个信息,也算是一种“泄密”与“同情”。我心头又是一阵抽搐!

儿子在堰堤上带来的泥巴还未落,他跟着我东找西窜,看他也怪可怜的样子。我把他放在厨房里跟大师傅玩,大师傅拿馒头哄他,他不依。唉,只有这样慢慢走,慢慢走。

好不容易在东南角一间教室里找到了二(二)班。教室阴暗潮湿,几只日光灯管斜挂着,可能是吊线松了,能不能亮还是个问题。四五个学生正围在一起聊天,一见我来,立刻做鸟兽散,消失得连影子都没了。可能还是宗乾告诉我的,这个班学生年龄偏大,很调皮,不好管理,分工时老师们都不愿意接手,就留给你啦。我的心伤痛到了极点,眼泪也随之流出来。

“哎哟,妈呀,我好累!”我大叫一声,从睡梦中惊醒过来。我实实在在以为下放回老家了呢,实实在在以为人生如此之糟糕、世情如此之淡薄呢!原来是恶梦一场。我还是睡在市局家属楼的三楼上,透过落地窗帘仰望天空的霞光,倾听小院里树上鸟儿叽叽喳喳的叫声。我实实在在地生活在二十一世纪,梦中见到、提到的那些人大多已经作古,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不过心头的郁结总是难以化解。 

                    (在线责编 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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