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洁若,著名文学翻译家,1927年7月生于北京,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英语专业,历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编审,日本文学研究会理事。从20世纪50年代起,文洁若译介了包括井上靖、水上勉、夏目漱石、幸田露伴、川端康成、芥川龙之介、三岛由纪夫、谷崎润一郎在内的日本作家作品,代表译著有《日本的黑雾》(1965)、《夜声》(1968)、《春雪》(1990)、《天人五衰》(1990)、《高野圣僧：泉镜花小说选》(1990)、《罗生门——芥川龙之介小说集》(2010)、《杂忆录》(2013)、《五重塔》(2019)、《黑白》(2019)等。20世纪90年代,文洁若与丈夫萧乾合作翻译了意识流小说《尤利西斯》(1994)。2012年,中国翻译协会授予文洁若“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作为意识流小说开山之作,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创作的《尤利西斯》(Ulysse,1922)在世界文坛具有极大影响。2015年《时代周刊》评选的“史上最伟大的100部长篇小说”,《尤利西斯》与《堂吉诃德》《战争与和平》位列榜单前三甲。我国对《尤利西斯》的译介始于20世纪90年代。1994年4月,由萧乾、文洁若合译的译林版《尤利西斯》上卷与金隄翻译的人民文学版上卷同时出版,出现《尤利西斯》两种中译本并存竞争的现象。2019年是萧乾先生逝世20周年和《尤利西斯》中译本出版25周年,受《中国社会科学报》委托,笔者于2018年11月21日、12月11日,2019年3月23日和4月26日,先后四次围绕《尤利西斯》翻译始末以及日本文学译介等相关话题,对年逾九旬的文洁若先生进行了采访。
清华大学给我补发了毕业证
潘佳宁：文老您好,感谢接受专访。首先请您简述早年的求学经历。
文洁若：我家祖籍贵州,但我是在北京出生的。我祖父而立之年在贵阳考中举人后赴京应考进士。他在北京考了三次,才于光绪十五年(1889)考上进士。祖父觉得老家贵阳太偏僻了,为了子女未来,就在北京买了两处房子,分别在上斜街和北剪子巷桃条胡同。我们兄弟姐妹共7人,我排行第五。我7岁入孔德学校,就是现在北京第二十七中学的前身,沈尹默、周作人、钱玄同等人都曾在该校任教。我记得一年级刚开学,老师就让回家写篇作文。别的同学上过幼儿园,知道该怎么写,我不会,就问大姐文桂新。大姐说：“你不会,就写一首唐诗吧。”我就默写了《凉州词》,结果被老师画了个大叉。我当时经常拿大姐的教科书读,其中就有冰心的《寂寞》,我百读不厌。
在孔德学校只读了一年,我就跟父亲去日本了。父亲在中国驻日本使馆任三等秘书官,每个月挣八百大洋。20世纪20年代日本物价不高,这个收入非常可观。父亲请了幼儿园的保育员帮我们练习日语,后来还给我们请了一位家教,姓今野。今野老师非常会讲故事,除了日本民间传说,他还讲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和《天方夜谭》。1936年2月,东京发生“二·二六”武装政变,父亲被免职,我们全家回到北京,我到东单头条胡同的日本小学读书。那段时间父亲让我把一套10卷本日文版《世界小学读本》翻译成中文,他跟我说：“你把书里吐出来的话都写成中文。”我每天晚上坐在父亲对面,跟他共用一盏台灯,花了4年把这套书翻译成中文,这应该是我最早的翻译。
1940年小学毕业,父亲送我到圣心学校读英文,我知道家里供我上外国学校需要多交不少学费,所以加倍努力。我的功课一直很好,学校每月评奖,我都能获奖,还跳了两级。1941年底,因为父亲失业,家里经济拮据,我只好辍学在家,直到1942年大姐毕业找了工作,帮我交上学费,我才到辅仁大学附属中学做了一年旁听生。1946年我参加高考,考入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读英文,1950年到三联书店当校对,后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直到1990年退休。
潘佳宁：清华读书期间您也非常刻苦,除了上课、吃饭和睡觉,您整天都泡在图书馆,大三就修完了清华的全部课程。后来,您随母亲回老家贵阳,在贵州大学读完大学。1949年回贵州的时候,西南还没有完全解放,当年为何一定要回贵阳?
文洁若：北平沦陷时期,我家在桃条胡同的房子被日本人盯上了,经常来闹。父亲没办法就把后院让给两个日本人住。日本人也不给钱,就给点儿小米和粗粮。再后来,为了一家人吃饭、供几个孩子上学,父亲把房子作了抵押,但当时没留下凭证。到了1949年,因为没法证明这房子是我家的,就被没收充公了。当时父亲不在北京,他1946年跟大伯先回贵州了,家里只剩下母亲带着几个孩子,母亲一个女人也不知道怎么办,就带着我和两个弟弟回贵阳老家了。当时西南的确还没有全部解放,我们到了武汉后被告知往前走到处都在打仗,不通车,母亲带着我们几个从武汉徒步走回贵阳,走了40多天才到家。
潘佳宁：20世纪90年代,清华大学教务处查档,才发现您当年已经完成了毕业规定的课程,给您补发了清华大学的毕业证。1950年,您从贵阳回到北京,在三联书店工作,为什么没有当时就联系清华大学?
文洁若：当时家里需要我挣钱养家,我被三联书店录用就上班了。没办法,不能再上学了。后来是因为我和萧乾翻译完《尤利西斯》,清华大学想请我俩给学生做个讲座,谈谈《尤利西斯》的翻译。他们知道萧乾的身体不太好,就请我去。我回信跟他们说：“我最后一年没在清华念,等我以后把最后一年课程补上,拿了清华的文凭才能回去。”有几个同学好信儿(东北话,形容这人好奇心重,爱打听),去教务处查了我当年的学籍档案,发现我尽管最后一年没念,但课程早就修完了,清华大学就给我补发了毕业证。
翻译《尤利西斯》是我婚姻生活中最美好的回忆
潘佳宁：据译林出版社李景端回忆,20世纪80年代,他曾经邀请钱锺书在内的诸位名家翻译《尤利西斯》这部小说,均被婉拒。钱锺书在信中写道：“八十衰翁,再来自寻烦恼讨苦吃,那就仿佛别开生面的自杀了。”后来李景端找到您和萧乾,萧乾开始也是拒绝的,是您和李景端把萧乾“拖下水”,请您先介绍一下《尤利西斯》的翻译始末。
文洁若：1987年我从人民文学出版社退休后又被返聘三年,1990年7月正式回家。当时孩子都已出国,家里只有我和萧乾,还有我的三姐。三姐一辈子未嫁,母亲“文革”期间上吊自杀后,三姐就一直跟我俩住在一起,我家的大小事务都由三姐打理。要不是有她照顾,我俩绝不会接下这个重任。8月初李景端登门,此前他除了请过钱锺书,还有王佐良、周珏良、赵萝蕤、冯亦代、董乐山等人,都被谢绝了。萧乾早年在剑桥时就读过《尤利西斯》,称之为“天书”,自然也是一口回绝,他说：“我比钱锺书还大一岁呢,如今80多岁了,去搬这么一座大山,我可不想没罪找枷扛。”但李景端把我说动心了。我在清华读书时,就听说过《尤利西斯》这部名著;后来在编辑岗位上,一直从事日本文学的翻译和校对工作,高中和大学期间学了10年的英文始终没有用武之地。于是我跟李景端约定：翻译合同先由我签字,以后再让萧乾补签;合同上写“文洁若译,萧乾校”;另外,交稿时间尽量长一些,不让萧乾感觉压力太大。李景端走后,我跟萧乾说：“与其我俩每天在家里担心你的身体,还不如一块儿找点事做,说不定对恢复有好处。我俩在大风大浪中度过了30多年,翻译《尤利西斯》就当作我们结婚40周年的礼物吧。”在我的劝说下,萧乾终于同意合译。他跟李景端说：“既然签了约,我就要对读者负责,豁上老命也得把它干好。”
潘佳宁：我查阅了1990—1994年间萧乾的书信。在1990年8月16日李景端登门后一周,萧乾给儿子萧桐写信,告诉萧桐“一件大事”,他说：“我和妈妈已答应为译林出版社翻译奇书《尤利西斯》了……大功告成之日,会是我和妈妈近半个世纪的文学姻缘中,最值得大书一笔的事。”(见《萧乾全集·第七卷书信集》882页)萧乾对于翻译《尤利西斯》的兴奋和期待溢于言表。此外,萧乾在1994年1月21日写给李今的信中写道：“我们正在冲刺中,今年已第四个年头。我爱人已熬了几个通宵,我这84岁老头子除了天还黑着就从热被窝中爬起,晚上也时常到深夜。所以什么都顾不及了。”二位当时全力以赴、争分夺秒的工作状态和巨大的工作强度,由此可见一斑。
文洁若：萧乾的身体不好,不敢让他太累,所以我负责翻译初稿、收集资料、编写注释和誊抄工作。当年我精力充沛,可以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连续通宵工作也没问题,一连几个月都不下楼;萧乾谢绝了所有约稿和应酬,开足马力,投入工作。他除了帮我校对润色译文,还要联系朋友帮忙解决翻译中遇到的问题。4年里,我俩每天早上5点就起来开始工作,连大年三十和初一都在赶稿,终于在合同规定时间内完成了任务。翻译《尤利西斯》的那些日子,是我们45年婚姻生活中最美好的回忆。萧乾去世后,我才渐渐意识到翻译《尤利西斯》对他来说有多么重要。1999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寄来一本《翻译名家研究》,书中介绍了中国现当代具有重大影响的16位译者,包括鲁迅、周作人、胡适、郭沫若、林语堂、梁实秋等人,萧乾也在其中。我想,若不是当年翻译了《尤利西斯》,萧乾绝不可能与这些翻译名家一同被该书收录。
萧乾通常被认为是记者和作家,实际上他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开始翻译包括剧本、小说、戏剧在内的大量文学作品,但只有《莎士比亚戏剧故事》(1996)、《好兵帅克》(1991)和《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1981)几部出版,大部分都在“文革”期间付之一炬,或是因为萧乾“右派分子”的身份没有署名。比如美国小说家西奥多·德莱塞那(Theodore Dreiser,1871—1945)的《黎明》,我俩翻译了4年,共40余万字的手稿在“文革”期间化为灰烬。20世纪70年代,萧乾与人合译赫尔曼·沃克(Herman Wouk,1915—2019)的《战争风云》(The Winds of War),他半年之内就翻译了16万字,还校订了六七万字的译稿。萧乾还参与翻译了艾利·福尔(?魪lie Faure,1873—1937)的《拿破仑论》,那是毛主席要看的,他连夜突击,三天译好。那段时间他还翻译了《肯尼迪在白宫的一千天》《光荣与梦想》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不过都是匿名翻译,没有署名。如果把他的译文全部收齐,字数应该跟创作不相上下。
潘佳宁：美国汉学家芮效卫(David T. Roy,1933—2016)曾表示,“西方文学作品中,在语言文体、表现手法和思想内涵方面能与中国明代四大奇书之一《金瓶梅》相媲美的,只有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乔伊斯本人也公开承认自己就是处心积虑要为读者设置难以逾越的障碍。二位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分工?如何最大程度地传达和再现原文的信息和风格?
文洁若：在动手翻译之前,我俩明确翻译的目标：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原著中晦涩难懂的语言化解,让译文尽可能流畅通顺、易于理解。具体操作上,我翻译初稿,保证译文要忠实于原文,我是编辑出身,文字抠得严,主张翻译中“一个零件都不能丢”;萧乾润色译文,负责再现原著的艺术风格。萧乾是作家,有才气,所以,我俩合作翻译可以取长补短。有时萧乾会跳出原文的“束缚”,但如果我觉得他改得太灵活了,我们就再商量。
作为乔伊斯的代表作,《尤利西斯》的语言、文体和艺术手法都很难处理。在翻译过程中,我俩始终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因为只要稍不留神,就会掉入乔伊斯精心设计的陷阱里。首先是语言关,《尤利西斯》全书夹杂了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土耳其文等多种语言,还经常使用希腊文、拉丁文、阿拉伯文和梵文等多种古文字,甚至有时一句话中会混合多种语言。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先后请教过杨宪益、季羡林、金克木、吴小如、吕同六等朋友。其次,乔伊斯还经常使用生僻词、古语和方言,问爱尔兰的朋友,他们也表示不知所云。比如rawmeah这个词是都柏林的土话“胡扯”;Old foggot是17世纪的方言,即“老太太”的意思。再次,乔伊斯还经常自己创造新词,第八章曾经出现过一个很长的单词“Smiledyawnednodded”,其实就是“微笑”“打哈气”和“点头”三个单词的过去式连在一起,表现三个动作同时发生。诸如此类的文字游戏,全书比比皆是。
文体方面,印象最深刻的是第十四章。这一章的背景是妇产医院,描写婴儿的诞生。乔伊斯居然能用英国语言和文体的发展史来呈现婴儿从发育到分娩的全过程。他使用了古盖尔文、古拉丁文、古英语等多种语言开篇,接着又模拟了班扬(John Bunyan,1628—1688)、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斯特恩(Laurence Sterne,1713—1768)、谢里丹(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1751—1816)、昆西(Thomas De Quincey,1785—1859)、狄更斯(Charles John Dickens,1812—1870)和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等20余位英国文学大师的文体风格。越往后,文体越通俗,到最后还掺杂了方言和俚语。为了体现原文文体的变化,我俩特意读了中国历代文选,试图用不同时代的中文去呼应乔伊斯复杂多样的英语文体。但我俩国学根底有限,只好将前半部分译成半文言半白话,后来逐渐过渡到全部白话。
小说最后一章是乔伊斯意识流手法表现得最淋漓尽致的部分,整章都是布卢姆妻子摩莎的胡思乱想、天马行空。原文1600多行、7个部分,只有第三部分和全章结尾处各有一个句号,整章既无标点符号,句与句之间也无空格。为了尊重原著,我们也没有加标点,但在该有标点的地方加了空格。乔伊斯好像就躲在原文后面,看着我们步履艰难地爬过一个个精心设计的文字机关。
选择日本文学翻译对象的原则性
潘佳宁：您曾经译介大量日本文学作品,夏目漱石(1867—1916)、幸田露伴(1867—1947)、谷崎润一郎(1886—1965)、芥川龙之介(1892—1927)、川端康成(1899—1972)、井上靖(1907—1991)、水上勉(1919—2004)、三岛由纪夫(1925—1970)等人的作品您都翻译过。1998年您在接受许钧教授采访时曾表示,您着重选择翻译那些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作家的作品。傅雷认为,译者选择原作好比交朋友。在您译介的日本作家中,您更愿意翻译谁的作品?有什么选择标准?
文洁若：小时候在日本生活的两年中,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日本孩子骂我们是“支那人”。后来回到北平,我在东单的日本小学读书,班里的同学都是日本孩子,我认为他们是侵略者的后代,心中暗暗想一定要在功课上比他们强。所以,像三岛由纪夫,尽管他非常有才气,但是他为日本军国主义切腹自杀,我觉得非常遗憾。不过我后来也翻译过他《丰饶之海》(1965—1970)中的两部：《春雪》和《天人五衰》。
谷崎润一郎在日本文坛的影响也很大,生前曾7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的作品风格倾向颓废,追求强烈的刺激、自我虐待的快感和变态的官能享受。在其代表作《春琴抄》中,主人公佐助为了表现对盲女春琴的爱,用针刺瞎双眼,这种变态的自我虐待我实在无法理解,也不喜欢。但谷崎自幼反对日本的侵华战争,他曾在代表作《细雪》(1945)中,通过男主人公贞之助表达自己对日本侵华战争的不满,对中国感情很深,中文造诣也很深,还当过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顾问。我翻译过他的侦探推理小说《黑白》(年代不详,中译本发表于2013年),这是谷崎作品中创作风格特别的一部。另外,《细雪》也是谷崎的扛鼎之作,这部小说以笔触细腻著称,20世纪80年代还拍成了电影,曾风靡一时。谷崎在创作《细雪》之前,用了8年时间(1934—1941年)完成《源氏物语》的今译工作,然后才开始创作《细雪》,因此两部小说的人物设定、创作风格都很相似。上海译文出版社曾请我翻译《细雪》,但翻译了1万多字,我发现对话中出现大量的大阪方言,我不会说关西话(大阪、京都方言),就谢绝了。
渡边淳一(1933—2014)我翻译过他的《魂断阿寒湖》,是他缅怀青春的自传体小说。他曾经在《一百种理论不如一份良心》一文中强烈谴责日本政府对二战罪行缄默不语、拒不认错的行为。2010年渡边淳一访华时,我用日文跟他开玩笑说：“鲁迅和乔伊斯都学过医,后来弃医从文,成了大家。你也一样。”他听了非常高兴。
潘佳宁：松本清张(1909—1992)在日本文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被称为“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鼻祖”“日本的巴尔扎克”,东野圭吾曾公开表示松本清张是影响自己创作生涯最深的作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旬,您就翻译过松本清张的《日本的黑雾》(1960),后来还见过松本本人,请您谈谈对他的印象。
文洁若：松本清张是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的开创者,与英国的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1859—1930)和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1890—1976)并称为世界三大推理文学宗师。松本清张的小说用推理分析现实,揭示现代日本社会的矛盾,使日本推理小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翻译《日本的黑雾》,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许觉民社长交给我的任务。1963年11月,许觉民与冰心、巴金、严文井等人访问日本期间见到了松本清张,松本先生签赠给许社长一本《日本的黑雾》。回国后,许社长嘱咐我利用业务时间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这是我跟松本先生第一次打交道。
1986年6月,我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成员访日,回国前跟文艺春秋社的藤井康荣女士专程去松本清张家中拜访这位老作家。他住在衫井区高户东,环境幽静。两扇木门关着,门牌上写着“松本”二字。20多年来,松本先生一直是日本版税最多的作家,但他穿着非常朴素,不修边幅,灰白色的头发蓬蓬松松,还有一缕垂到脸上。我将带去的《日本的黑雾》三个译本送给他,并请他为《深层海流》(《日本的黑雾》续集,1961)译本写一篇序;之后他将《驿路：松北清张短篇小说集》(1961)和《热绢》(1985)签赠给我。当时松本清张已经年近八十,他跟我说过的一句话,我至今难忘。他说：“只要活着一天,我就争取多做一些工作。”
阅读是提高翻译水平的不二法门
潘佳宁：凭借60多年笔耕不辍的翻译,2012年您获得“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该奖项是中国译协表彰翻译家个人的最高荣誉奖项,至今只有25位翻译家获此殊荣。请您谈谈对翻译工作的认识,您觉得译者应该如何提高翻译水平?
文洁若：我认为,把一个国家的文字翻译成另一个国家的文字,努力保留原作的神韵,不因两国文字句法结构的差异而在译文中留下牵强生硬的痕迹,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心目中理想的文学翻译工作者不但要对两种语言驾驭自如,还要对两国文学史,特别是古典文学有所了解。
要想提高翻译水平,翻译工作者就必须坚持不懈地阅读,阅读是提高翻译水平的不二法门。首先,在动笔翻译某部作品之前,可以读读在语言风格和文体上相近的一些作品。我在翻译幸田露伴的《五重塔》前,就把“三言”“二拍”等明清小说看了一遍;翻译芥川龙之介和井上靖之前,我认真阅读了郁达夫、沈从文、老舍、巴金等作家的小说,力求使译文语言符合芥川和井上靖的气质和风格。其次,我认为要想翻译好一部作品,应该对作者的生平经历、思想观点以及文学渊源做一个深入、系统的研究,做到知人论世。最后,我主张译者应该在翻译一部作品后写译后记,整理对作家作品的认识,总结翻译的感悟。
潘佳宁：如今您已经92岁高龄了,仍然笔耕不辍地翻译和创作,有没有考虑过搬去跟子女一起生活,安享晚年,或者请个人来家里照顾您的生活?
文洁若：孩子如今都在国外,会按时回来看我,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我不想打扰他们;我目前还不需要人照顾,想吃什么我自己能做,权当是活动活动,总不能一直工作,也要适当休息休息眼睛。我这人独处惯了,人多了嫌麻烦。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继续工作下去。我每天早上7点起来,晚上10点准时睡觉,非常有规律。我吃得也很简单：早上一根香蕉或者一小盘水果,午饭煮十几个饺子或者吃块面包,晚上喝一杯牛奶加个煮鸡蛋就够了。牛奶和鸡蛋保证每天都有。另外我坚持每天下一趟楼扔垃圾,顺便取报纸。如果多交点钱,报纸可以送上楼。但那样我就整天待在屋子里,一点儿活动都没有了。
潘佳宁：您计划工作到什么时候搁笔?
文洁若：这个可不敢说。目前我的身体很好,眼睛也不花,所以还可以继续工作,我觉得这是老天爷的眷顾。杨绛先生100岁还在工作,读书写作从不间断,我向她看齐。但我现在的翻译速度比较慢,一天最多翻译1000字,正常时每天只有几百字,跟当年翻译《尤利西斯》的时候不能比了。我这辈子,没有人夸过我漂亮,也没有人夸过我聪明,能取得一点点成就,全靠勤奋。生活中我没有别的兴趣,就喜欢翻译和写作,只要活着,我就要一直工作下去!
(本文系2019年度教育部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9YJC740053)、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L15CYY005)“中国当代翻译(学)家口述史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