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驰名文坛的作家，张抗抗近些年来似乎有点沉寂，其实她一直在磨砺一部长篇小说。在2018香港书展上，张抗抗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
吴小攀：您的创作一直都比较与时俱进？
张抗抗：作为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我的写作就是与共和国同行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爱的权利》、《白罂粟》，中篇小说《淡淡的晨雾》获奖，1986年《隐形伴侣》借写知青的生活来谈我对人性的认识，199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赤彤丹珠》，写我和父辈的关系，我对父辈的重新认识，1996年《情爱画廊》是对新的时代女性爱情的认识，其中就有商业因素的反映。2002年的长篇小说《作女》反映现代女性生活。期间，我也写了很多散文随笔，中短篇小说。从2007年到2017年，我一直在写一个长篇小说，反映八十年代知识分子心灵的历程，现在仍未出版。
吴小攀：当年为什么会选择写作道路？
张抗抗：当年我们除了写作没有别的选择，只要有一张纸一支笔，有心理上的准备，就可以写了，这是最不需要外在条件的。后来，知道自己能写作了，虽然很辛苦，但可以和别人交流，与别人共鸣，很快乐，就坚持下来了，并且成为职业作家。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最初是出于谋生的需要，但最终是心灵的自由。
吴小攀：和年轻一代比，你们那一代作家接受的文化熏陶有什么不同？
张抗抗：年轻一代可能比较崇尚爱和尊重，但相对缺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感恩之心。我们这一代人却是二者都缺乏，因为传统文化在那时被认为是封建文化，而西方文学在很长的时间里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当然，我父母是早期知识分子，他们和鲁迅一样，对传统文化持批判态度，更多的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因此，我也在知青时期就开始偷偷读英法文学，八十年代以后就更多了，有苏俄文学，拉美先锋文学。在观念上，西方的人道主义可能对我影响还是比较大。
吴小攀：00后会不会好一些？
张抗抗：像中国诗词大会上的选手，就有00后，表现很优秀，但差不多是“异数”了，在普遍性上他们对中西文化的接受都比较浅薄、零碎，因为他们没有时间，既有许多娱乐方式，还要应付很多考试。
吴小攀：知青曾经是您小说中重要的题材，但这个题材在当下似乎慢慢淡出了，落伍了，80后、90后的作家会不会慢慢成为文坛的主流创作主力？
张抗抗：我的小说既有一些我的亲身经历，也有很多是间接经历，在贫瘠的年代经历的一切都是我的养料。知青的年代过去了，很多新的东西扑面而来，但历史是不能被遗忘的，我们还是会不断回头看看过去，从新的高度和角度上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新作家面对新的生活，有新的视角，新的感觉，产生新的题材的作品，二者并不相悖。当然，新作家最终代替老作家也是必然的，但这需要一个过程。
吴小攀：现在很多作家一两年就推出一部长篇小说，而您为什么会用那么长的时间写一部作品？
张抗抗：好的作家短时间内均速地推出作品，而且质量基本稳定，像贾平凹。但也有的作家要用很长的时间思考，值得他用十年的时间研究，写作，解决他自己的很多问题，像我正在写的这部三卷本小说，100多万字，平均下来也是三年一部。但我也疑惑，现在有一些作家写作速度有点快，他们写得很轻松？
吴小攀：有人说您的写作视角似乎是中性的？
张抗抗：也不能这么说，也许我小说中的主人公多是独立的女性，进取的女性，情感丰富，不断有所创造。我没有那种女性主义的感觉，也许是因为我从小就在一个男女平等的环境里，没有受到过性别歧视。况且，作为一位女性，难道会写出一部男性主义的作品？
